李陀:文學達到最高境界的時候,它其實是一種思想形式

作為上海書展的重要活動之一,首屆大方文學節8月16日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小劇場亮相。中信出版集團攜旗下文學子品牌中信大方邀請國內外18位文學名家新銳米亞•科託、李敬澤、李陀、翟永明、馬家輝、小白等,圍繞“旅行與敘事”主題進行演講。

以下兩篇文章是李陀的現場演講。

李陀:文学达到最高境界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思想形式

這次活動的內容是文學寫作,但是出了一個題目:“旅行與敘事”,很特別,也很新穎。旅行和敘事,從寫作來說,不容易一下子就直接聯繫起來,但是,從文學史來看,不但有聯繫,而且關係很深。在古代,旅行不易,路途艱險,“山從人面起,雲旁馬頭生”,文學和旅行的連接,存在著千難萬險,但中國的文學家、歷史學家、詩人都是“行萬里路”的實踐者,都是篤信“長安何處在,只在馬蹄下”的旅行家。我這裡只舉三個人做例子,一個是司馬遷,一個是李白,一個是徐霞客,想一想,沒有旅行,他們還可能是文學史上難以逾越的三座奇峰嗎?其實,可以這麼說,古代中國的詩人和作家,很多人都是旅行家,如果沒有旅行,就沒有以《詩經》為開端的詩詞歌賦,也沒有以唐宋傳奇和明清話本為標誌的中國敘事文學。但是,在當代,在21世紀,旅行和文學的關係已經完全改變,不但“行萬里路”輕而易舉,今天如果還有作家和詩人想拒絕行萬里路,都非常困難,因為旅行不僅已經大眾化,而且成了和睡覺吃飯一樣的普通事,旅行和寫作已經被21世紀化。現在到書店去看看,到網絡上去看看,還有哪一本書、哪一種寫作和旅行沒關係?可以說,在今天不管你是不是被認可的大牌詩人,還是“業餘”愛寫詩的文青級別的詩人,也不管你是不是得了某種獎的著名作家,還是埋名隱姓在網絡上拼一把的寫手,哪個人的文字和旅行沒關係?何況,網絡文化正在把20世紀的文化民主化推向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一個理論上人人都可以寫作人人都可以發表作品,而且實際上也是寫作(文學寫作、新聞寫作、歷史寫作、理論寫作等各類寫作)被千千萬萬“小編”“小民”用他們的筆桿子常態化、普及化和去神聖化的新歷史階段。在這種形勢裡,我們該怎麼面對,怎麼思考寫作和旅行的關係,是不是一個問題?

我覺得是一個問題。

不過,我想先從另一個話題進入討論。

我從事文學寫作和文學批評已經50年了。在前40年,文學和寫作的意義,對於我,總體來說是清楚的,雖然一路上磕磕絆絆,有過失望和迷惘,可是沒有覺得自己糊塗過;最近十幾年不一樣了,我覺得自己開始有些糊塗,因為對於我,文學和寫作的意義成了問題,而這問題,其實又是從更大的問題派生出來的。這更大的問題就是消費主義對社會生活的統治,包括對文化生活的統治——消費主義不是新東西,200多年來有過很多討論,我在這裡所關心的,是消費主義和文學的關係。我認為正是消費主義在20世紀的特殊發展,文學發生了深刻的改變。在20世紀,好萊塢把電影藝術的創作變成一種商品生產,有人提出了“電影工業”這個概念——電影不再是藝術家創作出來的,而是像其他商品一樣,是生產出來的,有投入,有產出,有公司組織,有資本操作,和衣帽鞋襪的生產大同小異。不過,那時候的作家和批評家似乎沒有想到,或者不太相信,不只是電影、文學,特別是小說也可以“生產”。今天的現實正是:文學不僅已經是商品,而且“文學工業”也已經出現——小說寫作被公司化,產銷一條龍,這已經是現實。這當然是文化研究的一個好題目,但是我在這裡關心的,是“文學工業”對小說寫作的具體影響,是小說寫作的性質和形態,在今天有了什麼具體的改變。

改變是明顯的,我想舉出這些改變中,我最重視的兩類。第一類,我認為是消費主義型的寫作。作家把小說當作商品,寫出來賣錢,自覺為某種精神消費寫作,這也不是新鮮事,200多年來一直存在。但是,在“文學工業”時代,這種消費主義型寫作具有了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規模,尤其在當代中國,不過一二十年的時間,其規模已經大到可以由工業來定義什麼是好的寫作,什麼是好的文學。這也不奇怪,中國從來就是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還有我過去幾次提醒批評界注意的新興小市民階級,也是汪洋大海,消費主義型的文學生產獲得了這兩個龐大的社會群體的支持,規模正在以更驚人的速度在擴大。在未來,它們對文學意義的影響,也將會更大,寫什麼書才有意義,讀什麼書才有意義,文學工業會不斷提醒作家和讀者,也會不斷努力控制作家和讀者,正如今天好萊塢在努力定義什麼是好電影一樣。

那麼,有沒有不同於消費型寫作,甚至能夠和這類寫作相抗衡的另一種寫作?那就是我想提出的第二類寫作:自我認知型的寫作。什麼是自我認知型的寫作?這和“自我”概念在近十年的迅速普及有很大關係,“自我”今天已經成為使用頻率最高的概念,而且在教育和文化領域成為指導性的概念,由此,我們可以觀察到一種精緻的自我主義的思潮正在形成,甚至開始氾濫。回到文學寫作,我認為自我的概念對文學寫作的影響也是巨大的,這種影響最早在90年代盛行一時的“個人化寫作”已經初見端倪。後來,雖然迅速變化的形勢使得文學寫作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由於生活於21世紀的幾代青年人,都不得不面對個人生存和社會變化之間的矛盾,孤獨問題、成長問題、價值選擇問題,都不能不和自我相關,由此,很自然地,“自我”在文學寫作中,或隱或現成為一個深藏在作品深層的內核。

主題、題材、形式、風格可能有種種不同,不過,我覺得很多寫作其實都可歸納在自我認知型的寫作裡。由於有幾代青年人都試圖通過文學來解決自我認知問題,這類寫作雖然遠沒有消費主義型寫作那樣的規模和聲勢,但仍然是目前文學地圖裡最值得關注的一個寫作潮流。

在當前的文學風景裡,還有沒有別的風景?當然有。不過,就影響而論,我覺得以上這兩個文學現象是最值得注意。

如果今天聽我演講的人比較仔細,大概已經聽出,我對以上兩個文學潮流是不贊成的,是持批評態度的。為什麼我不贊成?這就引出我今天這個演講的主題:我想放在最後說。什麼主題?那就是:我們的作家如果真的熱愛文學、尊重文學,那就需要注意思想的旅行。什麼是思想的旅行?首先要對文學工業有所警惕,對自我的迷戀有所警惕,要思想解放,要更自由地思想,對文學應該有更大的追求。

最近這些年,我常常琢磨,到底什麼是文學的最高境界?為此我回過頭重新檢視文學史,特別是反覆閱讀了曹雪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我的心得是:文學是各種各樣的,好的文學也是各種各樣的,但是文學達到最高境界的時候,文學其實是一種思想形式。也許我們不應該,也不可能完全認同曹雪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這三個作家的思想,但是,就他們對自己的時代所做的思考而言,他們都是了不起的思想家——他們為自己的時代最困難、最困惑的很多大問題,都盡己所能,貢獻了自己的思想,這些思想激勵了鼓舞了千千萬萬人,直到今天。我想,當我們思考什麼是最好的文學的時候,應該想到這三個人,應該從中受到啟發,讓我們的寫作也充滿了思想——那種激勵別人思想的思想。

如果有人想要這樣做,那首先就是讓自己的思想有遼闊的空間,不只是以往那些我們熟悉的文學裡的思想,而是關心歷史上所有發生過的思想,還有當今我們生活於其中的這個現實世界裡各種思想,然後以我們的筆和寫作,參與其中,也去思想。

文| 李陀

本文刊載於2018年08月21日 星期二 《北京青年報》B3版

李陀:文学达到最高境界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思想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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