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誤國以東林黨禍之影響最大、時間最久，所顯露出來中國士大夫的弱點也最多。
東林書院在無錫城外,是宋朝著名理學家楊時（龜山）講學的地方。明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吏部主事顧憲成罷官南歸，約了幾個同志，如高攀龍、錢一本等，就在東林舊址講學。後來那些“抱道忤時”的士大夫及退居林下的失意官僚們都跑到東林來了。顧憲成本是個政論家,故於“講學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東林遂成為一大政治力量。當時朝中又有齊、楚、浙三黨務以攻東林排異己為事。
他們爭論的焦點在所謂“國本論”、“三王並封”、“建儲議”、“福王之國”、“楚太子獄”、“科場案”、“辛亥京察”、“丁卯京察”、“憂危議”、“妖書”以及“梃擊”、“紅丸”、“移宮”等三大案，以現代的眼光看來,都不是甚麼了不起的大事，而東林諸公卻鬧得天翻地覆。但在萬曆年間的黨爭，東林的人物雖不免遷闊之譏，但他們們不屈不撓的精神，尚值得我們的稱讚。
到天啟初年，東林人物入主朝政，正可以利用這個機會，本著和衷共濟的精神，為國家做一番事業。且當時瀋陽已經失守，清兵節節進犯，大家顧全大體，也應該捐棄私見，共同應付政治上的難局。但東林的壁壘森嚴，成見太深，並且還要清算以往的舊賬，三黨不得不與魏忠賢勾結起來，以對付東林了。
東林那一夥書呆子既沒有政治手腕，而自己又以省的界限分為許多小組織，內部不能團結，其失敗是當然的。
崇禎朝內有流寇的猖獗，外有北來的強敵，國家情勢岌岌可危。而東林及三黨置國事於不顧，拼命的鬧家務，殊太不成話了。自萬曆到崇禎鬧了五六十年，流傳了好幾代，我們對於他們的毅力雖不能不佩服，而對於他們的不知輕重尤不能不深為痛惜。一直到北京、南京、杭州、桂林相繼失守，這個黨爭還沒有鬧完完。
明朝亡了，東林與三黨的仇恨又繼續連綿到清代來。漢人的弱點亦赤裸裸地暴露於滿族人的面前。順治朝有馮銓與陳名夏的傾軋，馮是魏忠賢的餘孽，陳是東林的子孫。
康熙朝有李光地與陳夢雷的互訐事件，熊賜履嚼籤子的事件，徐乾學傾害湯斌事，高士奇傾害索額圖事，都充分地證明中國士大夫厚顏無恥。康熙作為一代英主，把漢人的弱點看的很清楚，故意利用漢人的互相傾軋來刺取漢人的情形。所以他曾對人說:“蠻子哪有一個好人。”他又說：“你們相相傾相害，滿洲誰害汝?”他這幾句話流露了他看不起漢人的態度，而士大夫人格的破產於此也可見其大概。(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根據李光地的《榕村語錄》，對於這幾樁事有很清楚的敘述)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說中國的政治風氣是中國士大夫所蔚成的，中國政治風氣的弱點也就是士大夫本身的弱點。他們們受文字的流毒過深,他們的生活習慣也逃不出文字的圈子。他們重視文字，所以他們喜歡“官樣文章”，喜歡“紙上談兵”。他們的高調是借文字以圖個心理上的痛快。我們不能說他們缺乏國家觀念或民族意識，即就明末而論，士大夫為國家民族而犧牲者不知凡幾，他們可泣可歌的事蹟也不知有多少。他們們的毛病是
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知小節不識大體。——《中國政治二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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