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高尚全接受媒體採訪
高尚全今年八十有九了。
即將鮐背之年，老先生依然“朝九晚五”——每天早上9點前到他那位於皂君廟的辦公室，經常一忙就是一整天，晚上五六點才回家。
拜訪他時，我去了那棟小樓。隱藏在老街的一處小院背後，灰撲撲的顏色，有些舊。小樓只有兩層，門楣處一塊小小的牌子上寫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毫不起眼。走到近前，才能看清上面的字。
我心中微訝，想不到他辦公的地方如此低調。
中國改革開放廣泛匯聚了各方面的智慧，高尚全就是其中一位參與者與推動者。
早在20世紀50年代，他就敏銳地意識到了計劃經濟的缺陷，公開呼籲要給企業一定的自主權。從1982年起，他在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從事經濟體制改革的研究、設計和有關領導工作，6次參加中央重大文件的起草。香港迴歸，是他主持了特區籌委會經濟小組工作。步入新世紀，他又是最早提出政府治理改革的學者之一。
改革，改革……
這是他重複頻次最高的詞語，是他一生的魂牽夢繞、情思所寄。
與改革結下“前緣”
高尚全出生在上海嘉定的鄉村。以他的家境，唸完小學本該去當學徒，學一份謀生的手藝。命運在這時拐了一個彎。族中一位開工廠的舅父見他聰慧，書也念得不錯，便說願意資助他繼續上學。初中在縣城，離家遙遠，高尚全就搬進舅父的廠子裡，與工人們吃住在一起。他心中感激舅父，又不想“吃閒飯”，於是平時總幫著廠裡幹活兒。幾年下來，工人會做的，他都會了。讓他記憶最深的，就是發電。那時候電力很緊張，常常要靠人工發電——通過蹬踩，帶動機械運轉，像蹬自行車一樣。高尚全蹬過好多次。
1987年10月26日，高尚全（前排左二）在中共十三大舉行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答記者問
初中畢業，高尚全考上了聖約翰大學附屬高中，到了上海。高中唸完，他被聖約翰大學經濟系和復旦大學海洋系同時錄取，他選擇了前者。
聖約翰大學是中國第一所現代高等教會學府，素有“東方哈佛”之稱，從這裡走出了顧維鈞、宋子文、孔祥熙、林語堂、鄒韜奮、貝聿銘、周有光、榮毅仁、經叔平、魯平、錢李仁、朱良、董樂山等一批風雲人物，投身政壇、商界、科學、文化、藝術等各領域的都有，可以說深深影響了中國歷史的進程。
很幸運地，高尚全成為聖約翰大學的最後一屆畢業生。學校採用當時最先進的教學方法，活躍的思想氛圍，創新的教育理念，培養了他愛思考的習慣和開放的心態。
大學畢業，高尚全不願繼續待在上海，想去外面“見識一下”。於是，他來到東北，被分配在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機械工業局工作；7個月後，各大經濟區撤銷，又調到了位於上海的第一機械工業部。
多年以後，高尚全常常給人們講“我與改革開放的十個故事”。故事的開端，就在這裡。
1956年12月6日，《人民日報》第二版發表了一篇文章，叫《企業要有一定的自治權》，旁邊還配發了一幅漫畫，諷刺各種手續的繁雜。這便是高尚全的得意之作。
當時，他已經在一機部幹了三年，耳濡目染，發現了不少讓人哭笑不得的怪現象。
比如說吧，瀋陽有兩個相鄰的廠，一個冶煉廠，一個變壓器廠，冶煉廠生產銅，恰好，變壓器廠也需要很多銅。原本，只需要跨過一道牆，這生意就成了。但當時的計劃經濟體制是通過部門來實行的，冶煉廠的銅被冶金部調往全國各地，變壓器廠需要的銅卻是由一機部從全國各地調過來。一進一出，不僅耽誤的時間長，還白白浪費了那麼多人力物力。
又比如說，一機部的招待所裡，常年住著1000多號人。這些人是哪兒來的呢？他們都是各企業派來的代表。企業無法自己做決定，沒有生產任務了，沒有原材料了，沒有電了……什麼都得找部裡，可謂那個年代的“跑部錢進”。科裡沒幾個人，卻要管全國的事，根本管不過來，官僚主義也滋生起來。
1956年夏天，上海的天氣特別熱。那時還沒有空調，為了不影響生產，有家企業想買個鼓風機，就打報告申請。芝麻大的事兒，竟要經過7個部門的層層審批。等申請批下來，夏天早已經過去了。
所見所聞，令高尚全如鯁在喉，不吐不快。年輕人“不知天高地厚”，就向《人民日報》投了稿。沒想到，文章很快刊登出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還作了轉播。當時，高尚全正陪著時任一機部副部長的汪道涵在瀋陽出差。他至今還記得，汪道涵扭頭對他說了一句：“小高，你聽，廣播裡面有你的文章。”語氣裡分明是讚賞。
高尚全大受鼓舞。經此一事，他算是與改革結下了“前緣”。改革開放以後，這篇文章還引起了國際機構重視，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署長威廉·德雷普熱情地告訴他，這篇文章已被聯合國譯成英文，還加了序，並由衷地稱他“中國前驅的改革家”。
然而，當時的思想氛圍，仍是保守勢力佔了上風。很多人頑固地認為，社會主義只能是計劃經濟，計劃經濟政府就得統統管起來。很快，“反右”運動到來，因為這篇文章，高尚全差點被打成右派。好在一機部是個大部，人多，“大目標”也比較多，5%的“右派指標”很快便攤派完了。當時才20多歲的高尚全只是個“小角色”，僥倖從這場風暴中安然脫身。到了“文革”期間，還有人給他貼大字報。
此番遭遇，並沒有讓高尚全變得“謹慎”。他一輩子敢於直言。他跟我說，搞改革的人，需要一點“逆向思維”和創新精神。但在我看來，更重要的，還有他那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
“認為對的，我就要說”
1993年11月，中央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第一次提出了“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可謂重大突破。而“勞動力市場”的出爐，就是高尚全力爭的結果。
在起草《決定》時，組裡多次討論，領導都沒通過，只同意寫“勞動就業市場”。高尚全一直“耿耿於懷”。修改稿到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時，高尚全也列席了，這樣的會議，本輪不到他發言，但他抓住機會，鼓足勇氣舉手示意，一口氣數出五條理由，堅持應該使用“勞動力市場”一詞。
高尚全的部分著作
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同志認真聽完他的發言，問：“這麼提，社會上能接受嗎？”高尚全篤定地說：“只要是中央提出的，肯定能！”
也許是他強烈的信心感染了大家。最後，經過進一步的研究，在起草小組組長溫家寶的努力和政治局常委的支持下，“勞動力市場”終於被寫進了文件。
還有一次，高尚全應邀到山東作報告。當時，山東諸城出了一個“陳賣光”，鬧得沸沸揚揚。諸城有一批“大躍進”時期建立的國有小企業，虧損嚴重，這位叫陳光的縣委書記為了解決實際困難，提出將它們改制出售，所以得了這麼個綽號。很多人反對，說他出賣國有資產，走資本主義道路。
報告現場，有人問高尚全對這件事怎麼看。他毫不客氣地講了一大段：“諸城的改革姓‘資’還是姓‘社’，判斷的標準，只能按小平同志說的是否符合‘三個有利於’。我看到一個對300個諸城青年職工的問卷調查，問卷的題目是‘假如有人偷國家工廠的東西，你怎麼辦？’答案有三個選項，一是與小偷做鬥爭；二是裝作看不見；三是你偷我也偷。問卷回收的結果，選擇與小偷做鬥爭的只有14人；選擇裝作看不見的220人；選擇你偷我也偷的66人。這說明，這種企業財產的組織形式，職工並不關心。所以有人說，國外有一個加拿大，中國有個‘大家拿’……”
他又說，有人總認為，國有化才是社會主義，其實恩格斯早就說過，無條件地把任何一種國有化，甚至俾斯麥的國有化，都說成是社會主義的，這是一種“冒牌的社會主義”。日本有人妄想把釣魚島“國有化”，這難道也是社會主義嗎？
這番批評，可謂辛辣至極，也十分大膽。
高尚全跟我說：“其實他們心裡也明白，就是想借我的口來講。他們自己不敢說，怕擔上責任。我不怕。認為對的，我就要說。”
被高尚全的仗義執言所“拯救”的，不止“陳賣光”，還有如今大名鼎鼎的世界500強企業——華為。
1997年，高尚全在參加中共十五大報告起草時，有人給中央寫信“舉報”華為科技公司，說它姓“資”不姓“社”。理由是：華為國家沒有投資，是非公有制企業，又搞了職工持股，背離了社會主義方向。高尚全敏銳地感覺到，這關係到改革中必須弄清的重大原則和方向。他主動提出去深圳實地調研。
調研的結果令他很興奮。華為的創始人任正非以2.1萬元起步，國家沒有投入一分錢，企業卻給國家創造了巨大的稅收和財富，解決了十幾萬人的就業，職工也分享到了發展的成果。這樣的企業，應該是改革的典型啊！怎麼不姓“社”呢？高尚全認為，它恰恰“回答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
後來，中共十五大報告中明確提出的“勞動者的勞動聯合和勞動者的資本聯合為主的新型集體經濟，尤其要提倡和鼓勵”，其中就有來自華為的啟示。
而這些情況，作為“當事人”的華為一直被“矇在鼓裡”。
很多年以後，任正非才從浙江大學管理學院院長吳曉波口中聽說了這個故事，十分感激，也很感動。他專門來找高尚全，當面道謝：“您怎麼做了好事也不告訴我？”高尚全說：“用不著（告訴），我做這些事不是為了你們一個企業，也不是圖別人的感謝。”
任正非一再邀請他去華為看看，他總也未能成行。直到有一次他到深圳開會，才再次走進華為的大門。
“所以，到現在我沒花過華為一分錢。”老爺子笑著說。
改革是無止境的任務
高尚全特別會講故事、打比方。深奧的理論，經過他鮮活的語言，就變成了簡單明白、人人能懂的道理。
他講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關係，用吃飯打比方。“市場經濟是一般，社會主義條件是特殊。特殊是一般基礎上的特殊，不是完全顛覆式的特殊。人餓了要吃飯，這是一般規律；只是外國人吃西餐，中國人吃中餐，武漢人愛吃熱乾麵，北京人愛吃炸醬麵，這就是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特殊。但你不能用特殊否定一般，不能因為我們不吃西餐，就否定餓了要吃飯。”他講建立勞動力市場的必要性。“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肯定中國的改革，但他說我們的汽車司機態度欠佳。為什麼呢？因為司機認為自己是工人階級，是主人，你坐車的是僕人，主人怎麼會給僕人服務呢？這是混淆了作為整體的工人階級和單個工人的概念……我在一機部工作時，有個局長要乘車出去開會。剛坐上車，司機就說車子壞了，你下來幫忙推一下吧。局長於是下來推，出了一身汗，司機才說可以上車了。後來聽說，那輛車一點毛病都沒有，是司機那天心情不好，故意刁難。你看，這就是用行政手段配置勞動力的弊端。”
《見證：中國改革開放40年40人》 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一版
有這項“絕技”壓身，高尚全作報告不用稿子，只用腦子。前些年演講前，他還要準備一個提綱，到了70多歲以後，連提綱也不用了。主辦方見他空手上臺，都很驚訝。但他就是可以一口氣講上兩個小時也不會忘詞，觀眾還聽得津津有味。
“不念稿子，現場氣氛會更好嘛。”他開玩笑說，“還可以防止老年痴呆。”
他也非常關心時事。中興被制裁的案子掀起了軒然大波，他說，網上的討論有好處，能讓我們對國情有更清醒的認識。“成天說中國要引領世界了、有6個方面超過美國了……對於這種聲音要警惕，要當心‘捧殺’。在很多方面，我們還有很大的差距。”他尤其推崇新思想。他愛讀《喬布斯傳》和《硅谷鋼鐵俠》，對喬布斯的經歷和埃隆·馬斯克幾次面臨破產都如數家珍，也對他們的創新精神佩服不已。“把人送到火星上去生活，敢想啊！這不就是最大的創新？”今年4月底，他在“2018中國改革論壇”上發言，講建設創新型國家要“五力（動力、活力、創新力、執行力、競爭力）並舉”，其中強調最多的就是“創新力”。在中國改革的每一次重要關口，高尚全從未缺席。
從1984年到2003年，中央做出的綜合改革基本上都是每十年一次——1984年是《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1993年是《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2003年是《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這三次改革的《決定》，高尚全都參與建言獻策。
到了2013年，眼看又是十年過去了，他覺得中央又到了應當做出決定的時候，於是給中央提了兩次建議。第一次是關於十八屆三中全會的主題，他建議將文件命名為《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建議將建立官員財產公示制度作為突破口，尤其是要率先公示不動產，把在反腐敗中罰沒的財產作為扶貧基金，還建議成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次是建議發揮智庫的作用，調動廣大群眾的積極參與。這些建議，均受到中央的重視。
每當這樣的時刻，高尚全內心的滿足都無與倫比。“這是作為一個改革者夢寐以求的事情。”
直到現在，只要出現在公眾場合，他仍是三句話不離“改革”。媒體說他一輩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改革，所以稱他為“高改革”。
“有很多人問我圖個啥。我放心不下呀！覺得這是我的責任。”改革是無止境的任務，需要他無止境的思考，“尤其是當改革碰到困惑的時候，更應當發出自己的聲音。”
改革，必然會觸動某些既得利益者的奶酪。
搞了一輩子改革，有沒有遇到過別人的威脅或是收買？我問他。“收買沒有過，威脅嘛，不能說沒有。”這些年來，有人千方百計地給他這樣的人扣上“資本主義”的帽子。但他渾不在意。在他看來，如今的改革還面臨不少挑戰和問題，需要大家直切憂患、合力解決。深化改革要聽取各方意見，包括那些批評和質疑的。“國家多聽聽不同的意見，有好處的。”他的眉眼還是一派慈和，語調也輕輕淡淡的，吐出的話語卻是一如既往的犀利。
是的，高尚全一向敢講真話，永遠不乏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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