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漢書》作這首詩是劉知幾讀《漢書》後的有感而作，詩中述及漢王初起群雄影隨，然而“魚得自忘筌，鳥盡必藏弓”，英雄不得善終，唯有張子良獨善其身，作者對此發出了感慨，雖有消極色彩，但也是讀史所得之論。
漢書
劉知幾（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蘇徐州人），唐高宗永隆元年（680）舉進士。自幼在家庭薰陶下博覽群書。武則天長安二年（702），開始擔任史官，撰寫起居注，歷任著佐郎、左史、著作郎、秘書少監、太子左庶子等職，兼修國史。長安三年，與朱敬則、魏知古等修《唐書》80卷，神龍（705～707）時與徐堅等修《武后實錄》。玄宗先天元年（712），與譜學家柳衝等改修《氏族志》，玄宗開元二年（714），撰成《姓族系錄》30卷，先後與吳兢等撰成《睿宗實錄》20卷，刪正《則天實錄》30卷，《中宗實錄》20卷。開元九年，因其子犯事流放，劉知幾找執事者理論，被貶安州（今湖北安陸）都護府別駕，到任不久便去世。開元十年（722），其子將抄錄清楚的《史通》上奏給唐玄宗，朝廷追贈劉知幾為工部尚書，諡曰文。
劉知幾
劉知幾40歲以前，有史學志向卻沒有發揮的機遇。武則天長安二年以後，雖然有幸參與當時的重要史學活動，但因當時史館制度的混亂和監修大臣對修史工作的橫加干涉，使他深感“吾道不行，美志不遂”，而無法完全發揮自己的見解，遂於景龍二年（708）辭去史職，撰寫《史通》，以表達自己的思想。所以，《史通》是劉知幾私家寫成的一部史學著作。
《史通》是我國古代第一部系統的史學理論著作，共20卷。包括內篇10卷39篇，外篇10卷13篇。其中內篇有3篇在北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前已失傳，全書今存49篇。內篇為全書的主體，著重講史書的體裁、體例、史料採集，表述要點和作史原則，而以評論史書體裁為主；外篇論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並雜評史家得失。《史通》總結了唐初以前編年體史書和紀傳體史書在編撰上的特點和得失，認為這兩種體裁是不可偏廢的，而在此基礎上的斷代史則是史書編撰的主要形式。他對紀傳體史書的各部分體例，如本紀、世家、列傳、表歷、書志、論贊、序例、題目等，做了全面而詳盡的分析，對編寫史書的方法和技巧也有不少論述，這在中國學術史上還是第一次。
歐陽修
劉知幾認為應該在博覽不同學說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見解。關於作史的原則，《史通》鮮明地提出要堅持直書，反對曲筆，在書中“實”字總計出現了170多次。其《直書》《曲筆》兩篇，在認識上把中國史學的直筆傳統進一步發展了。外篇的《史官建置》是一篇簡要的史官制度史；《古今正史》敘述歷代史書源流，間或也有一些評論；《疑古》《惑經》承接王充《論衡》的《問孔》《刺孟》中的思想，對古代歷史事件和儒家經典提出一些疑問，反映了作者對於歷史的嚴肅態度和批判精神；《雜說》等篇本是讀史札記，涉及到以往史家、史書的得失，有的地方也反映出作者在哲學思想上的見解和傾向。
《史通》對史學家治史提出了三點要求：一是敢於秉筆直書，彰善貶惡；二是善於編排整理史書；三是具有高才博學。除了這些之外，劉知幾還提出了作為一個史學家應具備的修養，成為歷代公認的一種人才觀。
史通
他提出“史才三長論”的著名觀點，第一次提出了史學家必須具備史才、史學、史識“三長”的論點。所謂“才”主要指選擇、組織史料的能力和編撰、撰寫史書的技巧，既要能夠善於選擇史料、從眾多史料中辨別真偽，同時敘事還要簡要；所謂“學”主要指知識淵博，佔有儘可能多的史料，並且要把所有典籍都作為取材對象；所謂“識”，自然是指分析史事、品評人物的眼光，要善於辨善惡、明是非、寓褒貶。一個合格的史學工作者，必須“三長”兼備，而在這三者中，史實又是最重要、最難得的，史識的核心是忠於歷史事實，秉筆直書。其次是史才，再次是史學。劉知幾的這一觀點，對後世影響很大。
當然，《史通》也是有缺點的，比如對史書體裁的看法僅僅侷限於對過往的總結，而未能提出新的設想；它說的史書編撰超不出編年、紀傳二種途徑的觀點也不夠全面。但總起來看，《史通》是中國史學史上最早的從理論上和方法上著重闡述史書編撰體裁體例的書，是對中國唐初以前的史學編撰的概括和總結，是中國史學家從撰述歷史發展到評論世家、史書和史學工作的開創性著作，其在中國和世界史學史上的地位都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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