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今的中產夫婦越來越愛抱怨家政阿姨飛漲的工資，卻往往對家政工本身的困境視而不見。對於來自西北農村的韓姐來說，在北京做家政工的這十年，受的委屈太多，但家政行業卻是她供養那逐漸疏離的家庭的唯一方式。她已經分不清，做保姆，是她的避難所，還是她的牢籠。
1984年元旦，《關於1984年農村工作的通知》首次允許農民自帶口糧進城謀生。對農活嫌惡的西北漢子等來了千載難逢的時機，他們要擺脫乾癟的土地，要穿上“的確良”，要成為最時髦的年輕工人；而女人則要做農活、學女紅，被“最粗重、最辛苦、最使人愚鈍的廚房工作及一般家務壓得喘不過氣來”，被困在農田、土坯房和長條凳。
甘肅天水，同村婦女天南海北往外面跑，韓姐做了“賢妻”；年輕的姑娘去工廠做女工，韓姐做了“良母”；直到債務纏身，已經不那麼年輕的韓姐不得不幾經輾轉來到北京，為家庭、孩子賺取讀書生活的費用。
在北京，老齡化問題、中產工作的高強度以及二胎政策製造了龐大的家政工市場。韓姐做不了流水線工人、做不了服務人員，家政行業成了她的職業歸宿。然而，十幾年的家政生涯，卻如渡劫渡難。
向東取經
2005年，生在甘肅天水的韓姐狠下心借了三萬塊，蓋了四間瓦房，留給年幼的女兒們。這一年，從沒有離開過西北的韓姐，揹著債務離開盛產沙漠，乾燥和貧窮的大西北，學兩千年前的秦人，第一次“東出”。丈夫腿腳有傷，沒辦法一起出去務工，留在家裡，養雞種地，照顧三個女兒。
從天水倒汽車、長途客車和火車，顛簸了幾天，到了青島。花了50找了當地的中介公司，被派往貼膜廠幹活。韓姐負責產品的最後一個工序——貼商標，領700元/月的工資。幹了兩個月，老闆嫌她手慢，給了一千，“裁”了她。之後，她去了一家旅館做清潔員，幹到第6天夜晚，鋪蓋卷被老闆扔了出去。
回到天水，韓姐反省第一次“東出”失敗的原因：“不具備工廠看重的技能和體力，沒有一般服務業需要的交際和外貌”。韓姐決定進入低門檻的家務行業。韓姐去婦聯交了體檢費，登記註冊，成為當年700名赴京的天水“家政大嫂”當中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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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北京市婦聯成立第一家家政公司，“北京市三八服務中心”，北京成為家政行業最先興起的地方。家政行業的出現正是因為市場化改革，剝離“企業辦社會”，單位不再全面擔負產前產後服務和職工生活、福利、社會保障，也順勢從照料福利中退出，從而製造出大量的家政需要。
先是為幫助農村家庭脫貧，各省婦聯紛紛與家政公司聯手，疏導農村婦女前往城市家庭從事家政服務。而隨後國企改制，大量城鎮女工下崗（據《中國勞動年鑑統計》到1997年，284萬城鎮女工下崗），為快速解決城鎮女工失業問題，低門檻准入的家政行業成為首選。
這一舉動得到國家認可。1995年，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發文件，將“家政服務員”列為新興技術工種，2001年，將“家政服務”列為一種職業。
2004年開始，許多公益人士籌辦的職業技能學校和家政服務中心開始與甘肅省扶貧辦、省婦聯合作，嘗試構建新型扶貧模式，分批次輸送、培訓貧困地區農村婦女，鼓勵她們前往城市提供家庭服務。
天津十經路每天有上百人湧過來等勞務活兒
2005年，甘肅天水市政府也加入了這股勞務輸送的潮流，構建“天水白娃娃”、“羲皇故里建築工”和“天水女媧家政大嫂”三大勞動品牌，向全國多行業的輸送勞務，截至當年8月底，天水市勞務輸轉達到51.6萬人次。韓姐就是其中的一員。
到今天，“拋家棄子”的韓姐做了十二年的“替身”，忍飢挨餓，被語言侮辱，被勞累折磨，被隔離，被榨乾，被驅逐。而企求從父權壓迫中得到解放的女主人們，卻成了父權的幫兇，接過皮鞭，揮向“替身”。
土逗記錄了家政女工韓姐在北京6個家庭服務的經歷，試圖復現家政女工遇到的重重劫難。
第一難，剋制的愛
2005年10月，韓姐從天水西口鎮鐵爐村出來。05年的望京是一片荒地，雜草叢生，根本沒有家鄉人吹得那麼天花亂墜。靠著當地婦聯跟北京市家政公司的聯繫，韓姐和一百號人幾夜間紛紛找到僱主。
來北京第三天，韓姐得到第一份面試。女主人和丈夫是北京土著，在商海翻滾難以抽身，照料的活兒長輩們因身患重疾無法幫襯，家裡兩個月大的女兒一天到晚不睡覺，一家人被折騰地死去活來。實在招架不住，決定僱個幫手。
中產婦女僱傭家政工主要看服從和可控制性。韓姐瘦弱，三十五歲，比女主人小几歲，外貌和口才普通，生養過三個女兒是加分項，面試結束。韓姐被錄用。
“她一回家，就躲進臥室。”上戶第一天，韓姐詫異女主人對孩子的厭倦。“也不是產後抑鬱，好像不喜歡孩子。”女主人簡單交代幾句，要給孩子念三字經，啟迪心智。之後，像是企劃案有了專人負責，女主人對孩子不聞不問。
圖片來源：gongyishibao.com （圖文無關）
韓姐卻是第一次舒坦地扮演“母親”。大女兒一歲時，韓姐懷上老二，挺著大肚子，給老大換尿布。等到老三就更費事，兩個小傢伙在腳邊繞著跑，動不動就要抱。公婆沒出什麼力，最後還是靠著自己硬挺著撐了下來。出村口時，小女兒追著客車跑了半里路，一家人的活路在前面，她不能回頭抱起自己的姑娘。
韓姐把對三個閨女的愛全部傾注在“小不點”身上。韓姐陪著“小不點”唱兒歌、玩遊戲，費了心思背下三字經，比緊箍咒還好使，一念“小不點”就安靜。沒多久，女主人一碰“小不點”，“小不點”就哇哇大哭，女主人閒暇時間擠出的笑容突然僵住。
孩子的錯認令女主人非常焦慮和慌張。女主人先是不許“小不點”跟韓姐同睡，後來又要親自幫孩子洗澡，孩子愛玩水，把水濺到自己身上，又埋怨韓姐太慣著孩子。25斤的“小不點”整天掛在韓姐身上，身體瘦弱的韓姐胳膊每天“像被皮鞭抽過一樣”。四個月後，韓姐的身子終於吃不消，女主人鬆了一口氣，“你離開吧。”
“孩子有沒有哭？” 離開僱主家才兩天，韓姐打給女主人。“孩子沒哭，很乖。以後就不用你費心。”女主人掐斷電話。
後來韓姐才明白，“嬰兒最多隻讓帶到一歲，七個月就會認人。離開之後，僱主也不希望再聯繫。”
家政工只是女主人短暫的“替身”。剛做家政的韓姐還不懂這個道理。
第二難，遭遇暴力
2007年2月7日，轟動一時的富平案的發生。這一天，一位叫小雷的家政工因為僱主家的孩子嘔吐，弄髒了衣物，將小雨置於沙發後，把髒衣服拿去清洗。而就在此時，孩子從沙發落地，頭部遭受特重型閉合性顱腦損傷。次日凌晨三點，小雨經搶救無效死亡。北京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判決富平家政服務公司因僱員過失賠償幼女父母47萬元。而案件的爭議焦點是保姆應當盡何種注意義務，以及保姆與家政中心之間是否存在勞動關係。
這個案子對於家政工來說並不是一個好消息。“富平案”之後，許多員工制家政公司為了規避潛在的法律風險轉型為中介制。這就意味著，家政工的勞動關係變得更加複雜、難以確定，當面臨僱主違約、欠薪、打罵、虐待、超長的工作時間及糟糕的食宿條件等勞動權益受損的情況，很可能無法利用《勞動法》捍衛自己的勞動權益。
韓姐也遭了秧。09年，被一個“富婆”僱傭，這是她頭一回去高級小區當保姆。起初覺得挺新鮮，沒幾天，韓姐就被富婆各種挑刺。那陣子，“富婆”的老公出軌，跟一個大學生好上，和她離了婚，只給她留下了一筆錢。而“富婆”的女兒出國留學不在身邊，“她得了抑鬱症”，一個人苦悶，衝著韓姐大吼大叫，韓姐像丫鬟似的被她欺負。不想幹了。“富婆”不是沒錢，但是神經質般地要守住這筆“分手費”，一分不給韓姐，還扭著韓姐的胳膊，要將她扔出門外。
韓姐反抗，但身形瘦弱的韓姐敵不過體態豐滿的富婆。韓姐傷了尾椎骨。打電話報警，警察來了，富婆一亮身份，警察一看是“官家人”，二話不說，扭頭就走。韓姐孤立無援，打電話找公司，公司也支吾沒法處理。韓姐去勞動仲裁局，被告知沒有簽署勞動合同，無法受理。沒多久，韓姐從電視新聞上看到那個女人在自家的天台，把家裡的現鈔灑向天空。
韓姐在醫院住了多半個月，每晚都夢見富婆在天台的嚎叫和大口吃肉時的猙獰。到最後，她也沒從“富婆”那裡要回自己的工錢。
第三難，惡意欠薪
2013年，患白血病的趙阿姨出院。出三千，請韓姐照顧。她老公得癌症去世，家裡欠了幾十萬，趙阿姨換血又花了幾十萬，家裡積蓄都花光了。趙阿姨把二居室租了出去，租了間一室一廳，租金幾乎剛抵了房租。韓姐睡摺疊沙發，但趙阿姨不許晚上十一點以前打開沙發，韓姐累了也沒地休息。
韓姐早起熬了一鍋紅棗粥，煮了幾個雞蛋，端上桌。趙阿姨挑出韓姐碗裡的紅棗，又從韓姐手裡奪去剝好的雞蛋，“你沒生病，我是病人，給我吃。”女兒女婿每天晚上都過來吃飯，做了肉菜都端在他們面前，韓姐夠不到，趙阿姨倒是直接，“我女兒女婿工作忙，他們辛苦，都給他們吃。”
冬天，趙阿姨喜歡通風透氣。趙阿姨把自己裹得緊實，打開窗戶，而韓姐穿著單衣、涼拖，冷風颼颼竄進來。家裡衣物都得手洗，韓姐在陽臺上搓得使不上勁，手凍得通紅，雙腿發軟。感冒了，腦袋沉想找個地方歇一歇，趙阿姨有潔癖，還不讓她躺到自己床上，女婿坐在沙發上打遊戲，韓姐去廚房攤開凳子眯了會兒，女兒見了非常生氣，“付你錢讓你幹活，叫你睡覺啊。”
“我感冒了，別給老太太傳染了，我現在就走。”韓姐說完，女兒呸了一口，“是你說要走，一分錢沒有！”韓姐給家政公司打電話，沒人願意來。“沒人管，是吧。哪裡來的小偷，滾出去。不然我報警了。”一直耗到晚上十點，女婿下班回來，揚言要把韓姐鋪蓋卷丟到門外。公司給趙阿姨女兒一通電話，說“錢給她結了，我們給你找人。”趙阿姨閨女不答應，讓公司重新找到人，再結韓姐的工資。韓姐揹著鋪蓋卷，無處可訴，花了5塊錢在公司大通鋪過了夜。
那陣子，孩子要交學費，韓姐遲遲拿不到工資，韓姐丈夫向各路親朋借了筆款子，孩子上學的事才有了著落。公司派新的阿姨上戶那天，韓姐跑去趙阿姨家，被她女兒堵在門口，“你進來我告你入室行竊。你再糾纏，等我老公回來，不撕了你才怪。”韓姐被僱主打過，吃藥看病花過不少錢，韓姐怕了，最後趙阿姨從門縫裡塞給她四百塊錢，打發韓姐離開。
第四難，嚴苛監工
2014年，韓姐拿到高級母嬰護理證，當時北京高級月嫂月收入可以輕鬆過萬。韓姐所在的家政公司沒有合適的僱主介紹給韓姐，家政行業明令禁止家政工接私單，否則會被拉入“行業黑名單”。
沒得挑，韓姐接著做育兒嫂。女僱主是外企主管，男僱主則是國家電網的，家裡一對龍鳳胎，上小學，住校，韓姐照顧兩個月大的雙胞胎，月薪六千。
韓姐大女兒剛上了大學，老二老三考上了市重點高中，韓姐的老公跟著去天水市，做保安，一個月一千八，租了二十平米的屋子。每個月一大家子吃穿用度都靠著韓姐擔著，“沒活，一家人只能喝西北風。”
女僱主要求十分苛刻。韓姐需要在8開紙上準確記錄自己的工作日誌，包括孩子的作息、活動內容、洗澡、餵奶時間和份量、輔食份量、鈣片的數目。她還經常向高級育嬰師請教，指導韓姐的工作。
中午做完孩子輔食後，韓姐才能吃飯。家裡還僱有一位四川人張阿姨，負責家裡伙食，月薪三千五。韓姐工資遠高於她，張阿姨心裡不平衡，常常不給韓姐留飯。僱主一家來自湖北，愛吃米飯，愛吃辣，韓姐胃受不了，吃米飯反酸，就想喝點稀的。張阿姨不搭理她，做了肉菜，僱主家吃完，把肉全部夾到碗裡自己吃光。到韓姐吃飯，只能幹蹬著一盤辣椒，扒拉兩口米飯。女僱主知道後也只是勸韓姐不要計較，“張阿姨節省，她怕剩下。”
沒多久，韓姐胃病犯了，買了香砂養胃丸。吃藥的時候，黑色的小丸藥掉在地上，女僱主看見，又哭又罵，“你得啥病啊，你的藥要掉我兒子輔食裡怎麼辦啊，你要毒死他們啊！”韓姐生氣又委屈，指著藥瓶，“我這是治胃病的藥。”拿出體檢報告，“你看，我沒有傳染病！”女僱主自知理虧，晚上回家，對韓姐說，“你有胃病，給孩子做輔食的時候，也給自己做點。我給張阿姨交代了，以後每頓給你做點稀的。”
帶孩子辛苦，帶兩個孩子更讓韓姐吃不消。做了兩個月，日夜顛倒，腰疼眼脹，身子垮了。韓姐想走，女僱主覺得她照顧得好，不願換人，故退了一步，少五百，讓韓姐只帶管一個孩子。原先韓姐跟女僱主睡一屋，兩孩子睡裡間，夜裡孩子哭鬧，她就得起身去哄。現在，女僱主讓一個孩子跟自己睡，另一個孩子睡另一個房間，由韓姐照顧。但女僱主又不放心，專門把孩子姥姥從縣城裡叫來，監視韓姐。
凌晨乘車去找勞務活兒的何大姐
姥姥剛來第一天，韓姐心就涼了。累了一天，韓姐倒頭就睡，沒多久響起鼾聲。姥姥一把從胸口揪起她，“打工的，你吵著我了。”韓姐被驚醒，“你別揪我啊，我以為我犯啥錯了。”等姥姥睡熟，韓姐眼皮撐不住了，聽見打呼聲，被自己嚇醒，接著幾天不敢閤眼。
年三十，韓姐過年回家。離開的早晨，女主人告訴韓姐，“年後不用來了。”
第五難，負荷超重
家政工市場的競爭愈加激烈，家裡幾張嘴等著吃飯的韓姐沒性子等好活，只要酬勞不會太低，大都接受。
2015年12月，韓姐的月薪再次下滑。女僱主在物流公司上班，每個月四千五，“我掙的錢剛夠付你工資。”奶奶帶了田田兩年，女僱主不願意公婆再插手孩子教育，乾脆花錢請人。又擔心韓姐虐待孩子，在客廳安了監控器，除了去廁所，不允許韓姐離開監控器範圍。即便如此，女僱主還是不放心，每天都要問田田，“阿姨給你吃了什麼，玩了什麼，有沒有罵你、打你？”田田之前被老人慣壞了，淘氣，每天對韓姐拳打腳踢，“每天都想教訓這個搗蛋鬼”，但有監控，只能忍在心裡。
爸媽不在家，韓姐每天喂他吃飯，玩耍，時間久了，田田接受了韓姐。田田三歲生日很快就到了，女主人買了15寸的巧克力蛋糕，田田先切了一塊給韓姐。女主人瞥了一眼，韓姐沒有拿。買了草莓，女主人自顧自地吃，田田看見問，“阿姨沒有吃，為什麼不給阿姨？”田田媽說，“那你給阿姨拿一顆。”韓姐吃了。田田又說，“阿姨吃完了，我再給她拿一顆。”女主人煩了，“人家要吃自己會拿，你管那麼多事幹嘛！”田田被嗆哭，韓姐心裡也燒起火。
2016年3月24日，新修正的《北京市人口與計劃生於條例》實施標誌著北京市全面二孩政策正式落地。觀望很久的田田爸下了決心買了新房，為生老二做準備。田田爸每晚都要去新家開窗、關窗，除甲醛，經常11點以後才回來。韓姐睡在客廳，男僱主走動的腳步聲和開關門聲，常常嚇醒熟睡的孩子。韓姐剛合上眼又得起身去哄。
起先女僱主不願意韓姐接送田田。但是產期近了，只好讓韓姐送田田上學。霧霾天，女僱主給田田和老公戴上口罩，唯獨沒有給韓姐，韓姐心裡很不是滋味。
就是這一年，韓姐家的老二跟老三一起考上大學。高昂的學費和生活費壓得韓姐喘不過氣。牙疼、肩周炎，被各種疼痛折磨到翻來覆去的韓姐將兩個家庭的繩索系在腰間，打個死結，一步一步拖著往前走。
忍不住牙痛，去附近的小診所種後槽牙，牙沒種好，還把兩顆前臼齒磨壞，因為小診所消毒不好，其他的牙齒也受了影響。白搭了六千，協商了大半個月，診所不願全賠。去北大口腔醫院治療，又花了兩千。大醫院的醫生說了，要補之前的後槽牙，還得再花六千。這就得一萬五。為了補上這個窟窿，韓姐打算多做點活。
田田媽生了二胎，僱了月嫂照顧月子，熬過幾天后，覺得人家伺候得不好，辭退了。讓韓姐幫忙做月子餐，照料幼兒。韓姐有高級母嬰護理證，可以提供更優質的服務，按當時市場價格韓姐照顧大半月，服務費用七千塊，而女僱主認為這是韓姐應盡的職責，只多給了五百塊錢。
月子剛過，女主人看見韓姐在吃藥，“我看你身體不好，你換一家吧。” 韓姐沒有想到人會這麼絕情。已經是17年的秋天，韓姐從僱主家裡出來，天陰沉沉，沒有陽光，臉卻像被爐碳炙烤過一樣發燙。
“三個閨女還在上學，三天半月沒活，她們就得餓肚子。”韓姐的苦衷，田田媽大概不會在乎。
第六難，養老難題
趕在入冬前，韓姐找到一份新活，照顧老太。老太據說是中國計算機領域的領頭人，“她寫的書全是英語的，我看不懂。”老太太有些痴呆，而且看起來不好相處，但是兩兒子都好，清華畢業，知識分子，挺斯文的，好說話。“每個月給5000元，平時給不少零花錢，他們跟我說我和老太太想吃什麼就去買，吃好一點。”
這個工資比當育兒嫂的低，但韓姐急需用錢，湊合了。但韓姐開始愁，“兩人咋說話啊？”老太去年是去年突發腦溢血落下的後遺症，老犯糊塗。半夜兩三點，老太起來嚷嚷要吃牛肉麵。住在次臥的韓姐聽到動靜，跑過去，跟對待不懂事的孩子一樣，拉開窗簾，指著外面，告訴老太太：“黑，別出去。”老太一把推開韓姐，拿著鑰匙要走。說不動，韓姐連哄帶騙，折騰小半晚，老太乏了，躺回床上休息。
照顧老太太的胡大姐（圖文無關）
也不是每次都能哄住。老太“痴呆脾氣又燥”，一不高興，就摔東西打人。剛去的時候，韓姐老是捱打，也不敢還手，躲進臥室裡，老太踹門，要她的退休金。韓姐哭笑不得，“你錢又不在我這。”老太兒子知道後，留下一句，“那你態度還不夠硬。”畢竟八十多歲的老太，力氣弱小，老太再動手，韓姐一把抓住她，她還不上手，“被震住了”。
沒幾天，韓姐就遭到老太“報復”。老太有風溼，一絲涼風都不能吹，屋子門窗緊鎖，韓姐卻被悶得喘不過氣。韓姐藉著倒垃圾，出去透口氣，老太聽到響動，將屋門反鎖。鑰匙插進鎖孔，轉不開，韓姐慌神了，擔心她開煤氣，或者亂吃藥。使勁敲門，沒人搭理，向老太兒子“求救”，聽他兒子的建議，往屋子裡塞紙條，“我被困在外面三四個小時，才進了門。真是怕了，再不敢出去了。”
今年夏天的夜，溽熱又黏長。韓姐吃完去火藥，拉開窗戶又合上，最後露出一絲窗縫，躺在床上，額頭的汗在皮膚褶皺處交匯，沿著脖頸和脊背，滲進枕頭和床褥。韓姐腦袋沉了下去，傳來陣陣鼾聲，夢裡被一隻手捂住嘴巴，猛地驚醒。
已經48歲，家政平臺註冊的最後年紀。韓姐在四十多個家庭裡扮演“廚娘”、“丫鬟”、“侍從”、“奶媽”的角色，卻從來沒有成為一個真正的母親。三個女兒靠著她的辛勞都上了大學，但感情疏離，每年都得靠著丈夫的提醒才記得給韓姐祝福。
幫助數個家庭解決養老問題的韓姐，對於將來的養老，卻沒有自己的答案。
家政行業是我最後的避難所
韓姐並不想做家政工，更不想去北京。家鄉但凡有一條活路，她也不想拋家棄子。
上個世紀70、80年代，包乾到戶、包產到戶在全國範圍內迅速實施，集體勞動被瓦解，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產方式被恢復。男人們拿起鋤頭誓要征服土地，創產增收；在公共領域也能“撐起半邊天”的農村婦女們退回家庭，洗衣做飯，照顧老幼。“家家都想要男娃，女娃耕不了地，繼承不了土地和宅基地。”
範雨素欣賞攝影作品《費家村的王金枝》
正是激進化的市場改革將照料的重負拋給家庭和個人，不論是中產女性還是底層婦女，都不得不重新揹負家庭照顧的各種繁重事務，又在市場化的浪潮中，這兩個女性群體之間形成了微妙的關係——她們都是完成家庭照顧任務的主體，同時又是僱主和被僱傭者的關係。
如今的中產夫婦愛抱怨家政阿姨飛漲的工資，卻往往對家政工本身的困境視而不見。家政阿姨的勞動者地位不被法律承認，也意味著當家政工遭遇家政公司跑路、僱主欠薪、性騷擾和暴力傷害時，她們每一筆“高收入”都將是最後一筆。
對於來自西北農村的韓姐來說，在北京做家政工的這十年，受的委屈太多，但家政行業卻是她供養那逐漸疏離的家庭的唯一方式。她已經分不清，做保姆，是她的避難所，還是她的牢籠。
美編：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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