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厉慧良，来看李大爷”

20世纪50年代的一天下午，我家来了一位身穿长毛绒大衣的年轻人，只见大衣的外毛已经被剪平了，他手里还拿着一把油纸大雨伞。年轻人自报家门道：

厉慧良

当时我父亲不在家，正好我三舅（杨小楼班的二路武生）来家里，因厉不认识他，就没怎么打招呼。听我们说厉也是唱武生的，本来脾气不好的三舅便更觉气恼，还在屋里骂了两句，我们就劝他：“人家对您不熟悉，何必计较。”

厉慧良进屋后又接着自我介绍了一番，他的父亲厉彦芝先生与我的七大爷杨玉楼（即杨荣楼的父亲，我父亲的把兄弟）是最要好的把兄弟，厉大爷拉胡琴，七大爷打鼓，厉慧良父母的结合也是七大爷做的大媒。厉慧良此次是初来北京特地登门来拜访我父亲的。

年轻的厉慧良(上中)与兄弟姐妹

那一次厉慧良是应裘盛戎之邀来京与北京京剧二团合作演出的，裘非常欣赏厉的表演。结果，厉慧良这第一次进京公演就大获成功，从此给北京的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当时对他的表演也非常着迷，几乎天天晚上都骑着自行车赶去看他的演出。那时他的嗓音还好，堪称文武双全，加上他在艺术上善于创新，精益求精，每一出戏都有摄人心魄的绝活佳技，令人百看不厌，如醉如痴。

厉慧良

厉慧良的基本功非常扎实，又善于借鉴学习。他说，老的好东西自己没有见过，听老先生聊过后，就自己动脑筋琢磨，如此在前辈艺术的基础上发挥、创新。他的创新绝不是想入非非，瞎编乱造，由于他的知识丰富，聪明绝顶，他的创造出新也都是符合规律的，能令人接受的。

1985年，袁世海，厉慧良，张学津，刁丽，耿巧云，刘子蔚，宋小川

厉慧良是一个聪明、开窍的好演员，在艺术上他非常谦虚、好学，尤其难得的是他非常有自知之明。他曾说过，拿他自己与李少春比，少春二哥的身条、扮相都比自己秀气，像《三岔口》的任堂惠，我一扮上就已经输给人家了！干嘛要去比呢？！但我也有适于自己的长项，如我演《艳阳楼》、《状元印》就不弱于人。

1982年7月30日晚河西区工人俱乐部后台(先生当晚演出《艳阳楼》

厉慧良的好学精神是非常令人钦佩的，不论什么剧种，不论剧团大小，他都去观摩。记得当时有西安狮吼豫剧团来京在吉祥戏院演出《八大锤》，他闻讯就坐火车从天津赶来看戏，戏散后跟着再坐夜车赶回天津。北京风雷京剧团演出新编《小刀会》，他也闻讯赶来，从不因剧团小就不肯屈驾。他说他演《钟馗嫁妹》，其中“喷火”的表演就是吸收了西安秦腔《红梅记》的“喷火”技巧。

我们有时和他一起看戏，发现他总是拿个小本本在记。边看边听他讲些心得、见解，令人感到受益匪浅。如什么角色穿什么颜色的服装，拿什么颜色的马鞭，他都十分认真、仔细地研究、对待。他常说：机遇是给有心人的，但不是给投机分子的。

厉慧良

1957年，毛主席陪同来华访问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观赏京剧，原安排的是由李少春主演的《野猪林》，在李临时因病不能演出的情况下，急调厉慧良赶来替演，结果他不仅顺利而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并且表演上还有很多独到之处，演出了自己的特色。

厉慧良在说戏

常有人在说厉慧良如何如何的骄傲，我却不以为然。因为他给我的感觉并非如此，他在艺术上本是一个十分虚心好学的人。无论是老前辈或同辈人，只要你有真才实学、一技之长，他就会十分虚心、认真地向你请教。如他见到傅德威先生就说：“

从厉慧良初到北京，我们就与他相识，要好。记得我和姐姐陪着他还有裘盛戎二哥、马长礼师哥一起到先农坛看足球，一起逛天桥、喝豆汁儿。几十年来，每次见到他，总是那样亲切、愉快。有一次我买了一本《杨小楼评传》送给他，他特别高兴，很郑重地收起来。

1985年暑期，北京戏校78班的学生毕业到天津一宫演出，我也随同前往。慧良哥几乎每晚都来看戏，而且有时早早就到剧场。他总是很直率地同我们交流感想，当他看到有的学生用功不勤，有的乐手伴奏看谱子时，都马上严肃又幽默地给予告诫。不久前我在搬家整理东西的时候，又看到了他写给我的信，为的是要给我介绍个学程派的学生。

他最后的一次在京登台是1994年初在中国戏校排演场演一折《挑滑车》。当时他不去住饭店、宾馆，要求就住在学校宿舍，说这样练功方便。当他看到学校里的练功棚很少有人练功时，感到很不满意。那次，他打电话约我去看戏，同到的还有茹元骏老师和荣楼哥。没想到，他演过这一场戏，过了春节从上海演出回到天津家里就不幸突发心肌缺氧，抢救无效过世了。这个消息太突然了，我们都不愿相信。他的死是令人痛惜的，因为对于京剧艺术来说，是无法估量和弥补的损失。

他的妹妹厉慧敏说：“我二哥这一辈子来到阳间就是受罪来的。”

在他的追悼会上，来的多一半都是自发赶来的“厉迷”观众。我望着他的遗容，心里想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还能再出一个厉慧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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