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国富论》以来，有关市场经济制度优劣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拥护者和批评者之间争论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市场拥护者主要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证明市场的优越性，把道德制高点留给了市场批评者。
结果，给普通人留下的印象是市场经济有利于生产效率和技术进步，但不利于公平分配和社会正义市场竞争有利于富人和强者，不利于穷人和弱者追逐利润有利于物质财富的增长，但导致贪婪和道德堕落。普通人似乎只能在物质主义右派与道德主义左派之间选择。
这样的印象当然是错误的。美国企业研究所所长亚瑟·布鲁克斯是自由市场制度的坚定捍卫者，他在《通往自由之路》中从社会正义和道德的角度捍卫市场经济。布鲁克斯认为，自由是人
类追求幸福的权利个人幸福来自"获得的成功"(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讲，就是在理性精神的指导下实现卓越)自由企业制度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机会，让人们各尽所能获得成功，使人活得有尊严自由企业制度也最有利于人类同情心的彰显。市场经济制度给普通人带来最大的幸福，是人类创造的最道德、最公平的制度。
美国是最市场化的国家，美国也是最慷慨的国家。美国每年的慈善捐款加起来大约3000亿美元，超过芬兰、葡萄牙、秘鲁等国的GDP,其中3/4来自私人捐款，1/4来自公司和私人基金会。70%～80叽的美国家庭每年都做慈善捐款，平均捐款额超过1000美元50叽～60%的美国人每年都提供志愿者服务，平均接近50小时。以人均算，没有任何其他发达国家的慈善捐
款和志愿者服务时间接近美国，更不用说发展中国家了。
美国人为什么比其他国家的人更慷慨?原因不仅仅是美国人富有。富人确实给出更多的捐款，以捐款人的名字命名的众多公益基金会的存在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按占收人的比例计，在美国，工作的穷人的捐款比例高于富人和中产阶级。更重要的是，数据显示，慈善行为与人们的意识形态和对政府作用的信念高度相关。相信自由市场制度的人比相信大政府主义的人更慷慨，无论用捐款额还是志愿者服务时间衡量都如此。
以对收入分配的态度为例，1996年，不同意。政府有责任减少收入不平等"的人的平均慈善捐款4倍于持相反观点的人，这一差距与教育水平、收人、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因素无关。其他非货币形式的慈善也如此。平均而言，同意。政府有责任减少收人不平等"的人
提供的志愿者服务远小于持相反观点的人。
2002年的调査显示，与认为政府在社会福利上花钱太多的人相比，认为政府在社会福利上花钱太少的人更不愿意献血，更不愿意为陌生人指路，更不可能返还收银台多找的钱，也更不可能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品和金钱的帮助。这些大政府主义者在约会中也更可能不守时间。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原因在于，主张大政府的人认为，帮助穷人是政府的责任，与自己无关而相信自由市场的人认为，帮助穷人是每个人的责任。
这表明，大政府主义者更可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更缺少亚当·斯密讲的同情心。这一丁点令人震惊，但真真切切。中国的观察也证明这一点。比如说，茅于轼先生是坚定的市场主义者，但在中国经济学家中，他也是做慈善活动最早、最多的经济学家。从创立农村小额贷款，到创建富平家政学校，再到创办乐平基金会，无不彰显这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爱心和同情心。他做慈善事业的口号是赚穷人的钱，帮助穷人赚钱!赚穷人的钱意味着你必须满足穷人的需要，为穷人服务帮助穷人赚钱意味着帮助他们成功，使穷人脱贫变富。
本文选自张维迎教授著作《理念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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