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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方言詞彙到底該不該“轉正”？

近日，央視一主播在電視節目中把六(lu)安讀成六（liù）安，引發了當地人和文化界人士的質疑。

隨後，該主播回應稱，播音要以字典為準，在最新版的《新華字典》上，“六”只有liù一個讀音。但是在安徽，人們通常將“六安”讀作“路安”。像六安這樣在全國範圍內有一定知名度的方言詞彙並不少，那麼是否有必要在《新華字典》這類權威字典中納入方言詞彙，將其規範化、正式化呢？

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調

中國地域遼闊，很多地方地勢險峻，交通不便，各地的溝通來往也因此受到阻隔，形成了“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調，百里不同俗”的格局。根據目前普遍的分法，漢語方言可分為七大方言：官話方言、吳方言、湘方言、贛方言、客家方言、粵方言、閩方言，每一大類方言下還可分為許多次方言，次方言之下又可再細分成若干小片和方言點。中國的方言呈現出數量多、差別大的特點。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師熊燕介紹說，各地方言的差異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同一個事物在不同的方言中可能用不同的詞表示。最典型的當如西紅柿，根據曹志耘主編的《漢語方言地圖集》（2008，商務印書館），全國930個方言點中對西紅柿有160多種叫法：西紅柿、洋柿子、番茄、海茄子、洋茄子、洋落蘇、洋辣子、洋椒、金桔……而馬鈴薯則有150多種叫法：土豆、洋芋、洋山芋、番囝薯、番芋卵、番芋囝、番鬼芋、紅毛芋、紅毛番薯、荷蘭薯……

二是同一個詞在不同方言中的讀音不同，各地方言往往發展出不同的諧音習慣。比如“六六順”，北京話讀為“溜溜順”，而有的方言則諧音“路路順”。趙本山小品裡“地上一個猴，樹上qí個猴，一共幾個猴？”，到底樹上是“騎個猴”還是“七個猴”？如果沒有對東北方言的瞭解，怕是找不到笑點。春節期間，香港超市裡往往懸掛芹菜和蘿蔔，如果不知道在閩南話裡蘿蔔叫“菜頭”，這兩種菜分別諧“勤”和“彩頭”，也就不瞭解懸掛這兩種菜的寓意。

歷史伴其行文化蘊其中

中國的方言如此之多且差別巨大，構成了五彩斑斕的方言文化。特定地域的方言反映著特定地域的歷史文化和風土人情。

廈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特聘教授黃鳴奮就提到，廈門方言詞彙是地方史的縮影。這個海島在歷史上和東南亞交往頻繁，人們稱肥皂為“雪文”，稱人行道為“五骹記”，稱手杖為“洞葛”，都是借自印尼語。不過，本地人聽不慣外國人說話的音調，因此稱外國人“阿吱”，在象聲的意義上和當今網絡語言中的“吱一聲”有相通之處。這類方言詞彙是文化的“活化石”。

北京話發音人高國森說：“北京曾是清朝的國都，這座城市見證了清王朝的興衰，也留下了豐厚的歷史遺產，其中就包括語言。所以，現在的北京話中依然有很多滿語詞彙，比如‘埋汰’‘哈喇’‘額吝’等。”

除了反映地方歷史文化，方言還能從某種程度上反映當地民眾性格和城市氣質。例如，在四川話中，人們常說“紮起”“雄起”等詞，以表示為某人幫忙撐腰，或為某人加油打氣，這樣的詞語說起來乾脆利落，且非常具有親切感，體現出四川人耿直豪爽、講義氣的性格。除詞彙外，語氣音調也是方言很重要的組成部分，從方言的語氣語調也能看出當地人的性格特點。比如東北話語氣比較接地氣，體現出東北人粗獷率真的性格；吳語則語氣較嗲，帶著撒嬌的口吻，體現出江南人溫婉含蓄的性格。再比如雖同屬四川話，但重慶話的語氣更“硬”，成都話的語氣稍“軟”，反映出重慶人火辣、成都人溫和的性格差異。

方言需保護轉正需謹慎

“六安”怎麼讀的問題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也引發了關於“字典是否應該適應某些方言的需要，適當加以增改”的討論。

廣大網友們紛紛在微博中表明態度：“不能因為統一的讀音就把人家祖祖輩輩的地名改了”“應該改的是字典而不是地名叫法”。更有網友舉出阿房宮、蘇州滸關等例子，呼籲字典中應加入這些特別地名的讀法，將其正式化、規範化。新華每日電訊評論員丁永勳認為：對這類只用於人名、地名的專有名詞，最恰當、最科學的做法是尊重歷史，約定俗成。保留一個古地名的讀音，既不會給公眾增添多少負擔和麻煩，又能把它作為文化傳承的證據保留下來，何樂而不為呢？

也有專家和民間人士認為，六安讀作liù ān無妨，權威字典不必遷就方言。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李祿興認為，我們不可能掌握所有方言詞彙，詞典應以收錄普通話詞彙為標準，兼收一些影響範圍大的方言詞，並加以註明。關於六安的讀音，如果是外地人或者廣播、電視等公共傳播平臺，也可以讀成liù ān，而不必要求漢語詞典再增加額外的讀音。這不是對歷史和文化的不尊重，而是出於更大範圍內更易於接受的語言經濟原則。“如果給“六安”注為lù ān，也就意味著普通話“六”有liù和lù兩音，卻又沒有意義區別，對普通話學習者而言徒增負累。況且“六安”這個地名，大部分非當地人未必知曉，普通話規定讀liù ān，也沒什麼不好。”熊燕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