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為奈保爾辯護？
―――評奈保爾與《河灣》
英國人對諾貝爾獎一向不當一回事。每年的布克獎，名聲超過諾貝爾獎，得獎書也能短短暢銷一陣。我認識一個朋友，姓戈爾丁。我說：“你的姓氏了不起”。他不無自豪地回答：“當然，{蒼蠅王}麼”。我說：“諾貝爾獎得主！”“諾貝爾獎？”他皺皺眉頭。“他得過那個獎嗎？”我很不高興，這位戈爾丁先生對諾貝爾獎態度未免太傲慢了一些。不過，今年英國二位科學家得到諾貝爾醫學獎，電視鏡頭一閃而過，連名字都沒有報。
這次奈保爾得獎，英國傳媒破例地報道了一下：當晚電視有消息，第二天幾乎每家報紙都有一篇不大不小的文章，雖然第三天就不再有追蹤報道。第四天我到倫敦大學圖書館看了一下，他的書一本沒有借走；到書店問，回話說“奈保爾的書一向好賣，現在也不難賣”。亞馬遜網上書店一直在出售奈保爾早年初版本，從75美元到300美元，拍賣初版本才15美元，得獎後好像也沒有漲價。
自從1983年獎歸戈爾丁，已經有18年英國作家無緣；自從1995愛爾蘭詩人西尼之後，已經有6年該獎不歸英語作家。看看1980年之前的情況，把文學獎捏著指頭算一算，英語作家佔了三分之一強。就此而言，近年真是不堪回首。奈波爾得獎，英國傳媒破例的高興了一下，是因為可以把奈保爾說成是“英國作家”。
英國文壇一向引以自豪的是“正宗英語”：經常聽到英國文人嘲弄某個英語國家的作者“寫的什麼英語！”奈保爾18歲到英國讀大學，不久就開始寫作生涯。早期也偶有評論說他的英語不地道，被他用漂亮的英語文章狠狠地嘲弄了一番。現在文壇公認，他的英文之優美，令人讚歎。連艾米斯(MartinAmis)這樣的英國文學世家，都認為奈波爾的散文，當為極品（perfect)。奈保爾自己承認美國文壇對他有排拒心理，認為他的文字“太英國”。他雖然是印度裔，特里尼達出生，卻在英國住了五十年。七十年代初他在英國成名之後，特里尼達政府恭請他回國，他也有意，不久就打了退堂鼓。這個近七十的老人，在英國住了五十年，說成英國作家也不為過。
在文學界，這次的諾貝爾文學獎並不意外：奈保爾早就應該得到這個獎，已經有二十多年，他被認為是“後殖民”代表作家，討論奈保爾的專著，早就有十多本。在他近半世紀的創作生涯中，他的十多本小說，外加十多本“旅行考察文學”，已經得到英國的幾乎全部文學獎，加上其他國家的文學獎（最近的一個可能是臺灣{中國時報}1999年度第一最佳圖書：李永平譯的他的長篇{大河灣}）。1990年，被英國女王冊封為爵士。還能給他什麼獎呢，除了諾貝爾這個獎中之獎？本來，今年十月中旬，他的新作{半生緣}就要發行，以他的處女作{神秘按摩師}改編的電影就要首映，那麼，這個諾貝爾獎不過是錦上添花。而且花束是大了一些。
特里尼達是個只有一百萬人口的小島，居民一半是黑人，一半是印度人，還有一些中國人。沒有一個人可以自稱本地人：全是移民。奈保爾的1972年的長篇{游擊隊員}中的主人公，就是一個半中國血統的拉美革命者。奈保爾的小說，一直沒有離開他的文化之根。他的主人公大部分，是象他自己那樣的“無根人”。他的永恆主題，是無歸宿的漂泊者尋求在異文化中的定位。
18歲時，奈保爾得到獎學金就讀牛津。他曾經說他早期貧窮不堪，只能自殺。不料煤氣費沒有付足，毒量不夠而倖存。我懷疑這是奈保爾筆下層出不窮的幽默之一。實際上他三十不到就成名，一輩子除了當過短期BBC的編輯，一直靠寫作謀生。作家中，尤其移民作家中，如此幸運的實在不多。當然奈保爾也以筆耕勤奮著稱。
他的早期小說，還能用遊戲筆墨，把無根之疼化解成諧趣。名著如1959年的{米格爾大街}，1962年的{波斯瓦斯先生的房子}，用詼諧的語調描寫加勒比移民生活。六十年代初他開始他走遍世界的尋根之旅，他自己說：“我的出身迫使我探索印度與伊斯蘭世界，我的出生迫使我理解南美，以及奴隸的來源非洲，我的出發點就是世界：我的任務是看，看，再看，再想”。但是，作為“返回者”的每次旅行都讓他震驚：關於南美他寫了三本書，印度三本書，伊斯蘭國家寫了兩本，非洲一本。這近十本“文化旅遊記”幾乎每一本都引起爭議。在他筆下，這些第三世界國家幾乎都是“半吊子社會”（Half Made Society)，政客弄權一如殖民者，無法為人民提供像樣的前途。他對於“歸化伊斯蘭國家”（指非阿拉伯國家）批評特別尖刻。1978年他出版{在信徒中間}，是旅行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馬來西亞四國後寫的“文化考察”。17年後，1995年他再度旅行四國尋找前蹤，寫出{超出信仰}，結論卻相同：“改宗者伊斯蘭者別無選擇，只能否認改宗前自己的歷史”。為此，奈保爾得獎，英國電視臺特地說明他是一位“有爭議作家”，並請了英國伊斯蘭聯合會的代表發表意見，這位代表聲稱瑞典學術院給奈保爾文學獎，“完全出於政治動機”。
但是奈保爾對西方社會的評價一樣毫不容情：他認為英國工黨有意讓文化“往下苯”，布萊爾“海盜般推行平民文化”；他指責英國著名的反殖民主義自由派作家，{印度之旅}的作者福斯特，“只認識他想引誘的印度小花匠”。牛津大學給他名譽學位，他說“學位沒意思，當年我就沒當一件事”。語調傲慢成為他的文風一個特色：對任何西方人東方人人崇敬的事和人，他都有一番刻骨的嘲弄。而他的書的評者，也投桃報李，一樣不假以顏色。英國著名左翼報紙{衛報}評論他的新作{半生緣}，一言斃之：“怪誕不堪”。今年布克獎就沒有讓{半生緣}入圍，布克獎還在評議中，諾貝爾獎消息傳來，今年的布克獎評獎主持者，記者責問前保守黨教育部長貝克，貝克說：“我本人非常欽佩這本傑作”。畢竟是前政客，回答這種難題幾乎無懈可擊。
奈保爾的後期作品，一洗早年的輕鬆筆調。近年他的作品，他對世界的看法，過於陰暗。：他說他的身份“背景地區”，“都是地球上的‘康拉德式’黑暗區”。即將出版的{半生緣}寫一個印度留學生，父親是個有民主傾向的印度婆羅門貴族子弟，響應甘地號召，娶了一個賤民女子，但是婚姻不幸。這個兒子在英國永遠無法處理友誼或愛情此類人際關係，最後只移居非洲。這個結局很不祥：漂泊著越來越走進黑暗的中心。
加勒比群島產生的另一位諾貝爾獲獎者，詩人瓦爾科特（DerekWalcott)用諧音稱Naipaul為MrNightfall（暮色先生）。的確，奈保爾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右派作家，他的代表作之一，1979年的《河灣》，是對非洲毫不遮掩的攻擊。
什麼叫“右”？一般認為，在國際文化政治上，認為發展中國家應當自己對“後殖民主義時代”的狀況負責任，不應都怪罪前西方殖民國家，就是右翼立場。奈保爾在西方的文化政治體系中，一直是右派。他強烈批評發展中國家的與社會政治問題，幾十年來，從不含糊其詞。
西方的文化界，知識界，本來是左翼佔多數。因為，對本國的體制化權力進行批判，本是知識分子的題中應有之義。知識分子理應站在弱者一邊，揭露並且抵抗掠奪土地的前殖民主義，進行經濟侵略的新殖民主義，以及用文化宰制權控制非西方國家的“後殖民主義”。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歷來是左派佔多數，本是正常。無怪乎2001年奈保爾得獎，造成軒然大波。
奈保爾最引起爭議的，是他的報告文學體長篇“考察遊記”：寫印度的兩本，寫拉丁美洲的三本，寫“改宗伊斯蘭國家”的兩本，對這些地區的國家批評相當尖刻。他強勁有力的英文，生動的敘述，加上他從不隱瞞自己意識形態立場的坦率，使他的這些紀實之作，比小說更有趣。至少，就我看過的幾本，的確耐讀。
《河灣》雖然是小說，讀來卻很像他的考察遊記：此書實際上是一連串各種的人物的素描，只不過這些人的命運在敘述中交織在一起。紀實與虛構交錯，本來就是奈保爾作品的特色，這本小說更甚。
小說的第一人稱敘述者是在非洲內地開雜貨店的商人薩林姆，不是作家奈保爾；此人物是東非海岸民族混居區的穆斯林後代，不是特里尼達民族混居區的印度人後代；薩林姆開店的地方，只說是中非一條大河上，一個相當大大國家的重要市鎮，從比利時獨立後亂局不斷，戴酋長式豹皮帽手執權杖的總統，用各種手法剷除政敵，控制局面，而且推出雄心勃勃的口號“在2000年前成為世界大國”。
不用猜就呼之欲出了：這是曾經改名扎伊爾的剛果（金），和她三十年的主宰者蒙博託。沒有說大河就是剛果河，只不過讓這部小說更具有普遍意義：象徵了整個黑非洲。
小說中的河灣之鎮，實在是一幅令人窒息的圖景：燠熱，骯髒，愚昧，破敗，植物瘋長，殺人是家常便飯，食品難於下嚥，人民被統治者隨意耍弄，他們善於破壞不會建設，不時就來一陣“毀滅衝動”。連中國農業專家都愛莫能助。經商開店的多是東非海岸過來的阿拉伯裔與印度裔人。
因為沒有本地人競爭，做生意利潤也來得容易。但是，這個叢林之國，每個人都屬於一個部族，互相敵對，更仇視外鄉人，哪怕他們能逃得過突發的殺戮，也纏得過強行索賄的各色官員，危險也太多。在小說結尾時，他們的店鋪全都國有化了。薩林姆靠預先偷藏起來的黃金，逃離非洲。
作為商人，薩林姆未免讀書太多，太耽於思索，於是更無法忍受這樣的生活必須的混混噩噩。即使如此，一個地方商人，難有奈保爾的國際文化視角。因此，總統在這個地方辦了一個大學，把一批黑人青年培養成新一代的官員，一批國外知識分子到這裡來教書。
薩林姆的好友因達爾來了，他是東非印度裔，曾就讀英國大學，畢業後才發現他在英國很難找到工作。他去印度使館求一外交界職務，結果自找其辱，印度人認為僑民不可靠，不會效忠母國。於是他只能回到非洲他的“祖土”。但是他與堅持“非洲人的非洲”精神的學生髮生理念上的衝突。他不能接受這種“非洲主義”，在小說結束之前就逃之夭夭。這個人物的經歷，更像奈保爾本人，他與薩林姆二人，合成了奈保爾的主體性。
小說中還有一對白人“非洲學家”，對“非洲覺醒”懷著巨大熱情的文化人，也許由於奈保爾多年在西方學院飽受批評的積恨，他們是全書被諷刺得最辛辣的人物。自居總統啟蒙師的老教授雷蒙德，整日呆在書房裡編輯總統文集，卻一直擔心首都那邊的人對他是否還感興趣――總統早就不想讓人看到他的“班子”裡有個白人。她的妻子耶葦特原以為嫁給了一個有歷史意義的事業，失望之餘，只能不斷尋找外遇得到一點生活樂趣。《河灣》中每個人物都以逃離結束非洲之夢，這二位西方學術界代表的命運是“不知所終”――被忘卻，是學者最悲慘的下場。
小說中寫得最深刻的，是非洲黑人青年費爾迪南。這個青年肯動腦筋，因此成長就很困難，他得思考許多問題，誰是“我們”？誰是“他們”？非洲究竟是不是在蓬勃興起？西方是不是在“日漸墮落”？如何剷除殖民主義遺蹟？民族文化是否應當全部繼承？他從這個大學畢業，感到自己是國家的真正主人。在小說結束時，他成為一個官員，念舊恩放薩林姆逃走。但是告別時他卻說：“大家都在等死……一切都失去了意義，所以變得那麼狂熱”。
如果這只是奈保爾提供的歪曲圖象，是“被殖民者採用殖民者的觀點”，也就是說，純屬偏見，那麼這是一本立場太錯誤的謗書，不值得一讀。
問題在於，現實沿著這本書走得更遠：這本書出版的1979年，小說中寫到的東非中非，就開始二十年動盪：烏干達總統阿明驅趕印裔阿裔人，屠殺30萬；然後是索馬里內亂不止；此後盧旺達種族大屠殺，死亡達100萬，400萬人流亡；1998年，這場大動亂終於波及剛果。蒙博託的統治，比奈保爾預料的要長，但是200萬人死於剛果的內亂，政變與暗殺，餘波延續至今未息。
能逃跑的外鄉人很自然想逃跑。小說的主人公逃向英國，那裡有與他毫無感情的未婚妻。小說中並不隱瞞，飄泊異鄉的亞洲人，跑到西方也很慘：在加拿大被人詐去鉅款，在英國找不到出路，在美國受到侮辱。奈保爾的小說，都有半自傳性。而《河灣》的這個作者，的確有點過於關注憐憫自己的“無根族”同類。（順便說一句，譯本中屢次說到“亞洲人”，在英國，Asians指奈保爾那樣的印巴裔人，不包括“遠東人”。譯成“亞洲人”容易誤會）。
我們應當做的是規勸奈保爾：“不要眼中漆黑一團。要看到非洲的巨大進步，堅信人民的力量和智慧”。誰能有根有據地說這話呢？如果小商人薩林姆沒有從《河灣》中逃跑，恐怕我們也不得不奉勸他逃離現實剛果，至少等局勢平穩了再回去。
反過來，又有誰能理直氣壯地為奈保爾辯護，說此人對非洲的看法並非完全沒有道理？說《河灣》至少說出了部分真相？現今學術界（包括西方學術界）沒有一個理論體系支持這樣一種辯護。
所以，我也拒絕為此書辯護。
本文刊載於《中國圖書商報》2002年0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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