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为奈保尔辩护？
―――评奈保尔与《河湾》
英国人对诺贝尔奖一向不当一回事。每年的布克奖，名声超过诺贝尔奖，得奖书也能短短畅销一阵。我认识一个朋友，姓戈尔丁。我说：“你的姓氏了不起”。他不无自豪地回答：“当然，{苍蝇王}么”。我说：“诺贝尔奖得主！”“诺贝尔奖？”他皱皱眉头。“他得过那个奖吗？”我很不高兴，这位戈尔丁先生对诺贝尔奖态度未免太傲慢了一些。不过，今年英国二位科学家得到诺贝尔医学奖，电视镜头一闪而过，连名字都没有报。
这次奈保尔得奖，英国传媒破例地报道了一下：当晚电视有消息，第二天几乎每家报纸都有一篇不大不小的文章，虽然第三天就不再有追踪报道。第四天我到伦敦大学图书馆看了一下，他的书一本没有借走；到书店问，回话说“奈保尔的书一向好卖，现在也不难卖”。亚马逊网上书店一直在出售奈保尔早年初版本，从75美元到300美元，拍卖初版本才15美元，得奖后好像也没有涨价。
自从1983年奖归戈尔丁，已经有18年英国作家无缘；自从1995爱尔兰诗人西尼之后，已经有6年该奖不归英语作家。看看1980年之前的情况，把文学奖捏着指头算一算，英语作家占了三分之一强。就此而言，近年真是不堪回首。奈波尔得奖，英国传媒破例的高兴了一下，是因为可以把奈保尔说成是“英国作家”。
英国文坛一向引以自豪的是“正宗英语”：经常听到英国文人嘲弄某个英语国家的作者“写的什么英语！”奈保尔18岁到英国读大学，不久就开始写作生涯。早期也偶有评论说他的英语不地道，被他用漂亮的英语文章狠狠地嘲弄了一番。现在文坛公认，他的英文之优美，令人赞叹。连艾米斯(MartinAmis)这样的英国文学世家，都认为奈波尔的散文，当为极品（perfect)。奈保尔自己承认美国文坛对他有排拒心理，认为他的文字“太英国”。他虽然是印度裔，特里尼达出生，却在英国住了五十年。七十年代初他在英国成名之后，特里尼达政府恭请他回国，他也有意，不久就打了退堂鼓。这个近七十的老人，在英国住了五十年，说成英国作家也不为过。
在文学界，这次的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意外：奈保尔早就应该得到这个奖，已经有二十多年，他被认为是“后殖民”代表作家，讨论奈保尔的专著，早就有十多本。在他近半世纪的创作生涯中，他的十多本小说，外加十多本“旅行考察文学”，已经得到英国的几乎全部文学奖，加上其他国家的文学奖（最近的一个可能是台湾{中国时报}1999年度第一最佳图书：李永平译的他的长篇{大河湾}）。1990年，被英国女王册封为爵士。还能给他什么奖呢，除了诺贝尔这个奖中之奖？本来，今年十月中旬，他的新作{半生缘}就要发行，以他的处女作{神秘按摩师}改编的电影就要首映，那么，这个诺贝尔奖不过是锦上添花。而且花束是大了一些。
特里尼达是个只有一百万人口的小岛，居民一半是黑人，一半是印度人，还有一些中国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自称本地人：全是移民。奈保尔的1972年的长篇{游击队员}中的主人公，就是一个半中国血统的拉美革命者。奈保尔的小说，一直没有离开他的文化之根。他的主人公大部分，是象他自己那样的“无根人”。他的永恒主题，是无归宿的漂泊者寻求在异文化中的定位。
18岁时，奈保尔得到奖学金就读牛津。他曾经说他早期贫穷不堪，只能自杀。不料煤气费没有付足，毒量不够而幸存。我怀疑这是奈保尔笔下层出不穷的幽默之一。实际上他三十不到就成名，一辈子除了当过短期BBC的编辑，一直靠写作谋生。作家中，尤其移民作家中，如此幸运的实在不多。当然奈保尔也以笔耕勤奋著称。
他的早期小说，还能用游戏笔墨，把无根之疼化解成谐趣。名著如1959年的{米格尔大街}，1962年的{波斯瓦斯先生的房子}，用诙谐的语调描写加勒比移民生活。六十年代初他开始他走遍世界的寻根之旅，他自己说：“我的出身迫使我探索印度与伊斯兰世界，我的出生迫使我理解南美，以及奴隶的来源非洲，我的出发点就是世界：我的任务是看，看，再看，再想”。但是，作为“返回者”的每次旅行都让他震惊：关于南美他写了三本书，印度三本书，伊斯兰国家写了两本，非洲一本。这近十本“文化旅游记”几乎每一本都引起争议。在他笔下，这些第三世界国家几乎都是“半吊子社会”（Half Made Society)，政客弄权一如殖民者，无法为人民提供像样的前途。他对于“归化伊斯兰国家”（指非阿拉伯国家）批评特别尖刻。1978年他出版{在信徒中间}，是旅行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四国后写的“文化考察”。17年后，1995年他再度旅行四国寻找前踪，写出{超出信仰}，结论却相同：“改宗者伊斯兰者别无选择，只能否认改宗前自己的历史”。为此，奈保尔得奖，英国电视台特地说明他是一位“有争议作家”，并请了英国伊斯兰联合会的代表发表意见，这位代表声称瑞典学术院给奈保尔文学奖，“完全出于政治动机”。
但是奈保尔对西方社会的评价一样毫不容情：他认为英国工党有意让文化“往下苯”，布莱尔“海盗般推行平民文化”；他指责英国著名的反殖民主义自由派作家，{印度之旅}的作者福斯特，“只认识他想引诱的印度小花匠”。牛津大学给他名誉学位，他说“学位没意思，当年我就没当一件事”。语调傲慢成为他的文风一个特色：对任何西方人东方人人崇敬的事和人，他都有一番刻骨的嘲弄。而他的书的评者，也投桃报李，一样不假以颜色。英国著名左翼报纸{卫报}评论他的新作{半生缘}，一言毙之：“怪诞不堪”。今年布克奖就没有让{半生缘}入围，布克奖还在评议中，诺贝尔奖消息传来，今年的布克奖评奖主持者，记者责问前保守党教育部长贝克，贝克说：“我本人非常钦佩这本杰作”。毕竟是前政客，回答这种难题几乎无懈可击。
奈保尔的后期作品，一洗早年的轻松笔调。近年他的作品，他对世界的看法，过于阴暗。：他说他的身份“背景地区”，“都是地球上的‘康拉德式’黑暗区”。即将出版的{半生缘}写一个印度留学生，父亲是个有民主倾向的印度婆罗门贵族子弟，响应甘地号召，娶了一个贱民女子，但是婚姻不幸。这个儿子在英国永远无法处理友谊或爱情此类人际关系，最后只移居非洲。这个结局很不祥：漂泊着越来越走进黑暗的中心。
加勒比群岛产生的另一位诺贝尔获奖者，诗人瓦尔科特（DerekWalcott)用谐音称Naipaul为MrNightfall（暮色先生）。的确，奈保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右派作家，他的代表作之一，1979年的《河湾》，是对非洲毫不遮掩的攻击。
什么叫“右”？一般认为，在国际文化政治上，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自己对“后殖民主义时代”的状况负责任，不应都怪罪前西方殖民国家，就是右翼立场。奈保尔在西方的文化政治体系中，一直是右派。他强烈批评发展中国家的与社会政治问题，几十年来，从不含糊其词。
西方的文化界，知识界，本来是左翼占多数。因为，对本国的体制化权力进行批判，本是知识分子的题中应有之义。知识分子理应站在弱者一边，揭露并且抵抗掠夺土地的前殖民主义，进行经济侵略的新殖民主义，以及用文化宰制权控制非西方国家的“后殖民主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历来是左派占多数，本是正常。无怪乎2001年奈保尔得奖，造成轩然大波。
奈保尔最引起争议的，是他的报告文学体长篇“考察游记”：写印度的两本，写拉丁美洲的三本，写“改宗伊斯兰国家”的两本，对这些地区的国家批评相当尖刻。他强劲有力的英文，生动的叙述，加上他从不隐瞒自己意识形态立场的坦率，使他的这些纪实之作，比小说更有趣。至少，就我看过的几本，的确耐读。
《河湾》虽然是小说，读来却很像他的考察游记：此书实际上是一连串各种的人物的素描，只不过这些人的命运在叙述中交织在一起。纪实与虚构交错，本来就是奈保尔作品的特色，这本小说更甚。
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是在非洲内地开杂货店的商人萨林姆，不是作家奈保尔；此人物是东非海岸民族混居区的穆斯林后代，不是特里尼达民族混居区的印度人后代；萨林姆开店的地方，只说是中非一条大河上，一个相当大大国家的重要市镇，从比利时独立后乱局不断，戴酋长式豹皮帽手执权杖的总统，用各种手法铲除政敌，控制局面，而且推出雄心勃勃的口号“在2000年前成为世界大国”。
不用猜就呼之欲出了：这是曾经改名扎伊尔的刚果（金），和她三十年的主宰者蒙博托。没有说大河就是刚果河，只不过让这部小说更具有普遍意义：象征了整个黑非洲。
小说中的河湾之镇，实在是一幅令人窒息的图景：燠热，肮脏，愚昧，破败，植物疯长，杀人是家常便饭，食品难于下咽，人民被统治者随意耍弄，他们善于破坏不会建设，不时就来一阵“毁灭冲动”。连中国农业专家都爱莫能助。经商开店的多是东非海岸过来的阿拉伯裔与印度裔人。
因为没有本地人竞争，做生意利润也来得容易。但是，这个丛林之国，每个人都属于一个部族，互相敌对，更仇视外乡人，哪怕他们能逃得过突发的杀戮，也缠得过强行索贿的各色官员，危险也太多。在小说结尾时，他们的店铺全都国有化了。萨林姆靠预先偷藏起来的黄金，逃离非洲。
作为商人，萨林姆未免读书太多，太耽于思索，于是更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必须的混混噩噩。即使如此，一个地方商人，难有奈保尔的国际文化视角。因此，总统在这个地方办了一个大学，把一批黑人青年培养成新一代的官员，一批国外知识分子到这里来教书。
萨林姆的好友因达尔来了，他是东非印度裔，曾就读英国大学，毕业后才发现他在英国很难找到工作。他去印度使馆求一外交界职务，结果自找其辱，印度人认为侨民不可靠，不会效忠母国。于是他只能回到非洲他的“祖土”。但是他与坚持“非洲人的非洲”精神的学生发生理念上的冲突。他不能接受这种“非洲主义”，在小说结束之前就逃之夭夭。这个人物的经历，更像奈保尔本人，他与萨林姆二人，合成了奈保尔的主体性。
小说中还有一对白人“非洲学家”，对“非洲觉醒”怀着巨大热情的文化人，也许由于奈保尔多年在西方学院饱受批评的积恨，他们是全书被讽刺得最辛辣的人物。自居总统启蒙师的老教授雷蒙德，整日呆在书房里编辑总统文集，却一直担心首都那边的人对他是否还感兴趣――总统早就不想让人看到他的“班子”里有个白人。她的妻子耶苇特原以为嫁给了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事业，失望之余，只能不断寻找外遇得到一点生活乐趣。《河湾》中每个人物都以逃离结束非洲之梦，这二位西方学术界代表的命运是“不知所终”――被忘却，是学者最悲惨的下场。
小说中写得最深刻的，是非洲黑人青年费尔迪南。这个青年肯动脑筋，因此成长就很困难，他得思考许多问题，谁是“我们”？谁是“他们”？非洲究竟是不是在蓬勃兴起？西方是不是在“日渐堕落”？如何铲除殖民主义遗迹？民族文化是否应当全部继承？他从这个大学毕业，感到自己是国家的真正主人。在小说结束时，他成为一个官员，念旧恩放萨林姆逃走。但是告别时他却说：“大家都在等死……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所以变得那么狂热”。
如果这只是奈保尔提供的歪曲图象，是“被殖民者采用殖民者的观点”，也就是说，纯属偏见，那么这是一本立场太错误的谤书，不值得一读。
问题在于，现实沿着这本书走得更远：这本书出版的1979年，小说中写到的东非中非，就开始二十年动荡：乌干达总统阿明驱赶印裔阿裔人，屠杀30万；然后是索马里内乱不止；此后卢旺达种族大屠杀，死亡达100万，400万人流亡；1998年，这场大动乱终于波及刚果。蒙博托的统治，比奈保尔预料的要长，但是200万人死于刚果的内乱，政变与暗杀，余波延续至今未息。
能逃跑的外乡人很自然想逃跑。小说的主人公逃向英国，那里有与他毫无感情的未婚妻。小说中并不隐瞒，飘泊异乡的亚洲人，跑到西方也很惨：在加拿大被人诈去巨款，在英国找不到出路，在美国受到侮辱。奈保尔的小说，都有半自传性。而《河湾》的这个作者，的确有点过于关注怜悯自己的“无根族”同类。（顺便说一句，译本中屡次说到“亚洲人”，在英国，Asians指奈保尔那样的印巴裔人，不包括“远东人”。译成“亚洲人”容易误会）。
我们应当做的是规劝奈保尔：“不要眼中漆黑一团。要看到非洲的巨大进步，坚信人民的力量和智慧”。谁能有根有据地说这话呢？如果小商人萨林姆没有从《河湾》中逃跑，恐怕我们也不得不奉劝他逃离现实刚果，至少等局势平稳了再回去。
反过来，又有谁能理直气壮地为奈保尔辩护，说此人对非洲的看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说《河湾》至少说出了部分真相？现今学术界（包括西方学术界）没有一个理论体系支持这样一种辩护。
所以，我也拒绝为此书辩护。
本文刊载于《中国图书商报》2002年0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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