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如果只看科学精神本身，认为有问题是因为“缺乏科学精神”，解决问题就要“普及科学精神”，有时会产生循环论证式的无力感。从操作层面看，科学精神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不太可能独立地先于科技、先于社会发展，很难实现“用科学精神引领创新”。重大原始创新、理论突破实现了，肯定离不开科学精神，但往往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如稳定的社会状况、良好的科研环境、充足的资金投入。19世纪末期，美国在科学发展方面与欧洲还有相当差距，后来实现反超，并非是因为美国的科学精神更强。

（本文2018年8月15日首发于《环球时报》）

近一段时间，关于中国科学精神的讨论多次引发热议，如科技日报社总编辑刘亚东的演讲。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人们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关注急剧上升。引起许多人共鸣的观点是，科学精神的欠缺导致中国科技原创能力低下、基础研究薄弱、重大理论突破乏善可陈。而且科学精神欠缺还影响到了全社会，如健康相关的谣言在社会上广泛传播。用刘总编的话来说，“1919年的中国缺乏科学精神，2019年的中国依然缺乏科学精神”，情况很严重。

从长期历史看，科学精神对于全社会发展非常重要，对于科技进步至为关键。中国科技界、中国社会的种种怪状，很多确实是因为缺乏科学精神。中国无疑应该大力提倡、普及科学精神，如批判质疑、求真务实、不懈探索、勇于创新、兼容并蓄、宽容失败。

另一方面，关于科学精神的讨论，不应该停留在“精神呼吁”层面。虽然这种呼吁肯定是正确的，但还可以更深入。科学精神与科技进步、社会进步的相互作用机制并不简单。如果只看科学精神本身，认为有问题是因为“缺乏科学精神”，解决问题就要“普及科学精神”，有时会产生循环论证式的无力感。从操作层面看，科学精神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不太可能独立地先于科技、先于社会发展，很难实现“用科学精神引领创新”。重大原始创新、理论突破实现了，肯定离不开科学精神，但往往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如稳定的社会状况、良好的科研环境、充足的资金投入。19世纪末期，美国在科学发展方面与欧洲还有相当差距，后来实现反超，并非是因为美国的科学精神更强。

对于身在其中的科研人员来说，如果要“口头”上讨论什么是科学精神，相信很多人能说得不错。就像拼博精神、廉政精神，“知易行难”同样会发生在科学精神上。中国要缩短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甚至实现赶超，最根本的办法恐怕还是要靠举国之力，以其他国家不敢想象的力度增加科技投入，最终在研发资金投入方面超过欧美成为世界第一（这将在五年内实现）。能够这样做的前提是经济发展，这方面中国做得很好，才引起了美国的警惕和无理打压。

对这个问题，杨振宁1999年总结说，他对中国科技发展充满信心。辉煌的科技发展需要四个条件：聪明的能做科学研究的年轻人，重视纪律、忍耐心、勤奋的传统，政府社会有决心，有经济条件。当时中国前三个条件有了，21世纪中国会四者具备。中国科技近年来的飞速进步，说明了杨老的远见卓识。杨老肯定深知科学精神的重要性，但并未将之列为条件之一。在杨老的观察中，科学精神是科技与社会发展的结果，“缺乏科学精神”是要解决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案是有的，就是四个条件，关键因素是经济发展从而有能力进行巨大投入。

同样，中国社会上与健康相关的谣言广泛传播，更根本的原因是全社会受教育年限太低，成年人平均只有7.5年(2016年统计)。对于很多因为历史原因仅有小学文化的老人来说，科学精神有些过于遥远。随着中国教育的快速发展，在年轻人群中这个问题有显著的缓解。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说，做好国民教育的投入，对弘扬科学精神是有帮助的。

中国科技、中国社会都需要科学精神，但不必悲观。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越来越大，科技投入会超过美国，全社会受教育平均年数也会显著提升。这会对中国的科学精神产生非常正面的影响，未来是乐观的。

背景简介：本文作者笔名陈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科学学士，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硕士，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会员，《中国的官办经济》作者，微博@风云学会陈经。本文2018年8月15日首发于《环球时报》（http://hqtime.huanqiu.com/share/article/a-XDIGHS6366090D7527BE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