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廣州城，揹負著歷史的光榮與沉重。出生於斯的鄧世昌從懂事起就在父親膝下聆聽林則徐虎門銷煙的壯舉，隨父親到離家不遠的三元里，聽父親講述當年“千眾萬眾同時來”的義憤。那一幕幕聲若雷霆、令敵喪膽的場面，令他深受觸動，在幼小的心靈中埋下救國救民的種子。
10歲時，鄧世昌隨父移居上海。開明務實的鄧煥莊意識到，無論兒子將來以何謀生，都必須學習洋文。於是，他把鄧世昌送進一個教會學校，學習當時在國人眼中還是“蠻夷之語”的英語，並專門為他僱請了一名洋教師教算術、幾何，這使得鄧世昌很早就接觸到西方文化。
鄧世昌
年幼的鄧世昌看到黃浦江上外國軍艦暢通無阻地遊弋，曾慨然嘆道：“中外通商日盛，外艦來華日多，中國的弱點都被外人探知，假使中國不用西法建立海軍，一旦強鄰挑釁，就無法對付了。”一次，他見外國軍艦撞翻一艘中國漁民駕駛的小舟，軍艦上的外國佬反而將水中掙扎的中國漁民取笑一番後揚長而去，心中極為憤怒，萌發了報效海軍的志向。
1867年初，福州依然是綠蔭滿城，在城南的一座千年古剎白塔寺裡，伴隨著暮鼓晨鐘，飄出了一群束髮少年“ABCD”的朗朗讀書聲，恰與兩旁香堂裡僧人們唸誦的經文相答。消息靈通的人士說，左宗棠大人的“求是堂藝局”開學了。
“船政根本在於學堂。”據中國船政文化博物館工作人員孟曉越介紹，福建船政大臣左宗棠創辦福建船政局之後，既辦廠，又辦學；既造船、整理水師，又抓緊育人。他提出“開設學堂，延致熟習中外語言文字洋師，教習英、法兩國語言文字、算法、畫法，名曰求是堂藝局”。校址有一處就暫設在白塔寺。
1867年，左宗棠奉命為欽差大臣，督辦陝甘軍務，他力薦由沈葆楨接替他的空缺。同年夏天，船政學堂在馬尾新蓋的校舍落成，“求是堂藝局”更名為“福州船政學堂”，開辦前學堂製造班和後學堂駕駛管輪班。這所學堂是中國第一所近代海軍學校，它的建立為鄧世昌的海軍夢插上了飛翔的翅膀。
據福建省馬尾船政文化研究會會長沈巖介紹，學堂最初的生源主要為福建本地資質聰穎、粗通文字的13到16歲的子弟，還必須填寫三代名諱、職業、保舉人功名經歷以作擔保。第一批報名者大多是清貧子弟，他們不僅衝著學堂包吃穿住而來，還指望著每月發放的4兩紋銀貼補家用，這些孩子中就有30年後翻譯《天演論》的嚴復。
嚴復的叔叔嚴厚甫是舉人，母親領著嚴復請他擔保，舉人對這種新學堂豈有好感，當即回絕。母子倆痛哭跪求，方才勉強同意。沈葆楨親自命題——以“大孝終身慕父母論”作文一篇，適逢父喪、家道中落的嚴復寫得聲情並茂，而46歲的沈葆楨恰好也蒙喪母之痛，感同身受，將嚴復點為第一名錄取。
鄧世昌管帶的“致遠”艦
鄧世昌管帶的“致遠”艦那時科舉未廢，時人多像嚴厚甫一樣，對新學堂難生好感，以致生源不足。沈葆楨考慮到學生要有外語基礎，所以將招生範圍擴展到廣東、香港一帶，並將年齡要求放寬到20歲。鄧世昌得知此消息後立即稟告父親，要求報考。父親毫不猶豫地答應了他的請求。鄧世昌參加考試，成績優秀，順利考取後學堂駕駛專業，成為廣東籍10名學生中的一員。入學時，鄧世昌已18歲，比一般同學大三四歲。
初到馬尾的鄧世昌在去後學堂時，會路過船政局衙門，抬頭可見沈葆楨親自擬寫的頭門楹聯：“且漫道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即此是格致關頭認真下手處；何以能精益求精，密益求密，定須從鬼神屋漏仔細捫心來。”儀門楹聯：“以一簣為始基，從古天下無難事；致九譯之新法，於今中國有聖人。”而大堂楹聯為：“見小利則不成，去苟且自便之私，乃臻神妙；取諸人以為善，體宵旰勤求之意，敢憚艱難。”
沈巖解讀楹聯，指出沈葆楨辦船政的心跡以及對學生的殷殷期待：要勇敢地摒棄傳統陋習，認真追求科學真理；在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關鍵時刻，要腳踏實地，打好基礎，求實求精，刻苦探索；要除去私利，顧全大局，勤奮工作，自強不息；只要我們共同努力，中國的科技人才一定要湧現，中國的將來也一定有希望。“這幾幅楹聯天天掛在那裡，靜對著鄧世昌等一批年輕的海軍學員，耳濡目染，潛移默化。”（新銳大眾）
閱讀更多 新銳大眾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