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广州城，背负着历史的光荣与沉重。出生于斯的邓世昌从懂事起就在父亲膝下聆听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壮举，随父亲到离家不远的三元里，听父亲讲述当年“千众万众同时来”的义愤。那一幕幕声若雷霆、令敌丧胆的场面，令他深受触动，在幼小的心灵中埋下救国救民的种子。
10岁时，邓世昌随父移居上海。开明务实的邓焕庄意识到，无论儿子将来以何谋生，都必须学习洋文。于是，他把邓世昌送进一个教会学校，学习当时在国人眼中还是“蛮夷之语”的英语，并专门为他雇请了一名洋教师教算术、几何，这使得邓世昌很早就接触到西方文化。
邓世昌
年幼的邓世昌看到黄浦江上外国军舰畅通无阻地游弋，曾慨然叹道：“中外通商日盛，外舰来华日多，中国的弱点都被外人探知，假使中国不用西法建立海军，一旦强邻挑衅，就无法对付了。”一次，他见外国军舰撞翻一艘中国渔民驾驶的小舟，军舰上的外国佬反而将水中挣扎的中国渔民取笑一番后扬长而去，心中极为愤怒，萌发了报效海军的志向。
1867年初，福州依然是绿荫满城，在城南的一座千年古刹白塔寺里，伴随着暮鼓晨钟，飘出了一群束发少年“ABCD”的朗朗读书声，恰与两旁香堂里僧人们念诵的经文相答。消息灵通的人士说，左宗棠大人的“求是堂艺局”开学了。
“船政根本在于学堂。”据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工作人员孟晓越介绍，福建船政大臣左宗棠创办福建船政局之后，既办厂，又办学；既造船、整理水师，又抓紧育人。他提出“开设学堂，延致熟习中外语言文字洋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画法，名曰求是堂艺局”。校址有一处就暂设在白塔寺。
1867年，左宗棠奉命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他力荐由沈葆桢接替他的空缺。同年夏天，船政学堂在马尾新盖的校舍落成，“求是堂艺局”更名为“福州船政学堂”，开办前学堂制造班和后学堂驾驶管轮班。这所学堂是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它的建立为邓世昌的海军梦插上了飞翔的翅膀。
据福建省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会长沈岩介绍，学堂最初的生源主要为福建本地资质聪颖、粗通文字的13到16岁的子弟，还必须填写三代名讳、职业、保举人功名经历以作担保。第一批报名者大多是清贫子弟，他们不仅冲着学堂包吃穿住而来，还指望着每月发放的4两纹银贴补家用，这些孩子中就有30年后翻译《天演论》的严复。
严复的叔叔严厚甫是举人，母亲领着严复请他担保，举人对这种新学堂岂有好感，当即回绝。母子俩痛哭跪求，方才勉强同意。沈葆桢亲自命题——以“大孝终身慕父母论”作文一篇，适逢父丧、家道中落的严复写得声情并茂，而46岁的沈葆桢恰好也蒙丧母之痛，感同身受，将严复点为第一名录取。
邓世昌管带的“致远”舰
邓世昌管带的“致远”舰那时科举未废，时人多像严厚甫一样，对新学堂难生好感，以致生源不足。沈葆桢考虑到学生要有外语基础，所以将招生范围扩展到广东、香港一带，并将年龄要求放宽到20岁。邓世昌得知此消息后立即禀告父亲，要求报考。父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邓世昌参加考试，成绩优秀，顺利考取后学堂驾驶专业，成为广东籍10名学生中的一员。入学时，邓世昌已18岁，比一般同学大三四岁。
初到马尾的邓世昌在去后学堂时，会路过船政局衙门，抬头可见沈葆桢亲自拟写的头门楹联：“且漫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即此是格致关头认真下手处；何以能精益求精，密益求密，定须从鬼神屋漏仔细扪心来。”仪门楹联：“以一篑为始基，从古天下无难事；致九译之新法，于今中国有圣人。”而大堂楹联为：“见小利则不成，去苟且自便之私，乃臻神妙；取诸人以为善，体宵旰勤求之意，敢惮艰难。”
沈岩解读楹联，指出沈葆桢办船政的心迹以及对学生的殷殷期待：要勇敢地摒弃传统陋习，认真追求科学真理；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关键时刻，要脚踏实地，打好基础，求实求精，刻苦探索；要除去私利，顾全大局，勤奋工作，自强不息；只要我们共同努力，中国的科技人才一定要涌现，中国的将来也一定有希望。“这几幅楹联天天挂在那里，静对着邓世昌等一批年轻的海军学员，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新锐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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