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 “贵州现象”发端于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已然成为一个重要的美术史实，也成为美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在这一时期，“贵州现象”艺术家群体，利用贵州民族地区的民族民间艺术，为中国美术界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艺术现象”——“贵州现象”。
“贵州现象”在民族美术和现代艺术上取得的成功，为中国民族美术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本。
董克俊，重庆人，1937年生。曾任第四、五届中国美协理事，贵州美协副主席，贵州文联副主席，第七、八、九、十届全国美展版画评委。现任贵州政协画院名誉院长。
作 品 欣 赏
《夫妻行》皮纸水墨丙烯
《顽童》宣纸水墨
《人与虫的述说 》 水墨丙烯
《编辫子》 土纸水墨丙烯
《人之初》 纸本水墨
《种瓜得瓜》 综合版
《雪峰寓言》系列
我 的 路
1937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带着朝天鼻瘪嘴巴，我呱呱地来到这个世界上。
据奶妈说，我从小就是服软不服硬，有什么事打我骂我都没有用，但只要几顶“高帽子”一戴，啥都好说，简直连东西南北都不知道了。我奶妈胖，是个川戏迷，路都走不稳的我，天天晚上被她抱着上戏院，坐在侧厢的一根粗木杠上，接受我最初的艺术熏陶。路走得稳了，就在我还老是跑跑跳跳的小学时代，爸爸让我、弟弟、侄辈们，邻居小孩们组织了一个小剧社，我得意地为它取了一个雅号：“雅鸣剧社”。社歌是参加我们活动的一个小徒弟娃编的，我没有想到他居然编得出这么优美的曲儿来，歌的第一句是：“雅鸣呀！雅鸣啊！你真伟大啊！……”直到我上大学才揭穿了秘密，原来曲调是苏格兰民歌，李叔同曾填词叫《送别》的那首。我俨若作家，经常苦苦思索编剧本，滑稽戏居多，也编同情板车夫的戏，然后歌曲、杂技、皮影、舞蹈全上，年龄大些了，到了“两小有猜”之时，剧团才散了伙。我改行去当了《儿童日报》小记者，那已是初中的事。
初中的事很多，但记得清的也就是我喜欢上了连环画。天天不吃午饭，把家里给我的午饭钱积攒起来去买当时在成都还是贵得可怕的连环画。慢慢地我自己也画了起来，记得第一套名叫“粉蝶侠”，劫富济贫，机关布景，侠客们飞来飞去，倒是颇有点通俗性。几何学是我高中时喜欢的一门功课，它在我头脑中构筑了一个个平面和立体的逻辑思维空间，它们分开来，合拢来，不断变化着，取得最佳求证路线、最佳空间图形。我经常绞尽脑汁，满脑袋的点、线、面，我深深地感谢这一时期，它让我的思维进入了抽象视觉空间领域。
我足足地在泥地里跳了半小时，成了泥猴，为了中央美院的新生榜上有“蒲国昌”三个字。我终于成了我学医父母的叛徒。他们一直盼着我上医科大学。现在，我在艺术领域里取得成就，我相信他们一定很高兴，只可惜他们已永远看不见了。在美院，我是班上年龄最小的一个，班上同学，甚至低班的同学都把我当小弟弟看待，于是，我老是以小卖小，养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小辈意识”，现在已是胡子拉碴老几十岁了，总还感到自己小，总感到别人比自己成熟，哪怕是见到可以当自己儿子的人。真糟！
确实糟，小辈意识接着又派生出莫明其妙的“自卑意识”。在业务上惶惶然、畏畏然，见谁都惧怕三分。觉得自己不行。总感到像被追逐的狼，马上会被别人赶上、撕碎。经常在半夜醒来，我挥着双拳对着天花板悄悄地喊：“用劲跑呀！老笨蛋！”
直到现在我还是颇为纳闷，当年我是怎么碰开了中央美院大门的。进美院前我只用小学生铅笔，自己摸索着画了几张石膏像和人像，不知道任何方法，当我看见一个个怀里揣着竹子的考生用炭笔把石膏的阿格里巴画成煤球一样黑，我惊叹不止，想不到世界上竟有这样的“核武器”！汗流浃背，我用我的“小米加玩具枪”把阿格里巴押上了考卷，羞惭地逃出了考场。
毕竟，我的“小米加玩具枪”在美院的教室里玩了起来，我只凭着我的视觉天性尽全力地去感受对象，然后再用吃奶的劲把这种感受搬到纸上。我的素描老师们（韦启美、李斛、靳尚宜、王式廓）没有用什么程式，诸如“素描就是分面”、“素描的本质就是结构”等等，在摇篮里来泯灭我的天性，真是感谢他们。是黄永玉和李桦两位先生给我打开了艺术之门，让我知道了去做除把对象画得逼真以外的更重要的事。尤其是黄永玉先生的吃“杂粮”的胃口，对我影响很大。我也成了“杂食动物”。天文地理、古今中外、三教九流、工、农、商、学、兵、生、旦、净、末、丑，“杂食”为我以后在作品中摆脱学院气打了基础。“我见过武松，矮、小、瘦，水分头……”这是在《蒲国昌黑白艺术》一书中我插上的一首小诗，它表述了我审美基点的转变与确立。
1959年刚分到贵州乡下时，怎么也不喜欢贵州农民“矮、小、瘦、水分头”，老怀念北方农民的“高、大、壮、铁疙瘩”。时间让我喜欢吃“折耳根，土腥、刺激、翻肠倒肚”，二三十年的贵州生活，我爱上了这“水分头、折耳根”。“蒲国昌的画有一股子特殊的吸引人的味儿，这是我们北京画家得不到的，只有在贵州生活了二三十年的蒲国昌才做得到。”1985年在京我的个展座谈会上，北京同行们的话是对的。恐怕就是那点“土腥、刺激、翻肠倒肚”的味儿，使他们兴奋起来，他们看到了乡土与现代艺术的交会点。为了这点“味儿”，田世信、董克俊、尹光中等和其他一些人，我们都在自觉地做这件事。我们相互影响，相互启迪，使这点味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强烈，越来越翻肠倒肚。
尽管我们有共同的审美追求，但一点没有妨碍我们之间迥然不同的自我风格的独立发展，不管全国刮来什么“世界性”风，“理性绘画”风，这些人都傻乎乎地滚在泥土里干他自己的事。这种乡土的现代艺术路子，终于成了“贵州现象”，在全国占了一个重要席位。我珍惜这种同志与战友的感情。
说话间，我的胡子又长了一截，我极不愿意提“老”字，卖菜的尊称我一声“老人家”，他的菜再好再便宜，也卖不着我的钱。其实我还小着哩！艺术上要干的事还有那么一大堆，老了怎么行。不准老！
摘自《花溪》1991年3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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