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英国利兹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曾在英国利兹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任教。任教期间曾赴美国哈佛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英国发展研究院做访问研究。担任国家财政部与人社部等部门咨询专家以及“东盟-中日韩宏观研究办公室（AMRO）顾问组成员。研究方向主要为开放宏观经济、农业经济、经济史等领域；著有《经济学原理（中国版）》、《半周期改革现象——我国粮棉流通政策与食物安全研究》、《服务外包的经济学分析——产品内分工视角》、《搞对价格、管好货币》、《大国追赶的经济学观察——理解中国开放宏观经济（上下册）》、《宏调的逻辑——从十年宏调史读懂中国经济》等著述。
作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经济学教授，卢锋是正统的经济学家。与大多数经济学家有所不同，卢锋教授的学术生涯从历史学科开始，进而过渡到经济史，最终转到经济学专业的学习和研究，他的经济学功底是自学和专业学习相结合而打下的。以兴趣为导向，关照现实，是他选择专业和研究方向的宗旨，贯穿了整个学术生涯和研究日常；将现象抽象为理论，扎扎实实搭建框架搜集数据，则是他一贯的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
追本溯源：历史学习塑造的研究习惯
公开资料显示，卢锋教授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学士、经济学硕士学位，而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事实上他是学历史出身的——本科学习中共党史，硕士学习经济史。卢锋说，1978年考大学的时候，自己碰巧高考成绩不错，可以选择文科任何专业。当时选择党史作为本科专业，有时代的原因，也因为自己对历史很感兴趣。
在学习过程中，卢锋渐渐发现，单纯学历史很多问题无法解释清楚。根据历史唯物论基本原理，对历史现象进行讨论和研究，不可避免地会追溯到相应时期经济环境。为了对特定历史现象的经济成因及其逻辑进行分析，卢锋在大学自学经济学相关课程，关注当时改革开放重大现实经济问题讨论，由此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
“我们上大学时，从经济角度看历史既是常识道理也是全新视角。例如改革初年人们关注现代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上极左路线的惨痛教训，深究根源涉及到中国两千多年农业社会的小农经济结构特点。那么中国历史上小农经济有哪些具体特征？这些特征形成发展的条件与根源又是什么？它们如何影响当代中国发展道路和演进轨迹？这些都引发我的思考和兴趣，我开始追本溯源，层层剖析。”卢锋在本科学习时围绕这些问题读书思考，一发不可收拾，研究生顺理成章地考入经济史专业。后来到英国读经济学博士，有机会更为系统学习现代经济学。
回顾自己的求学生涯，卢锋坦言自己并不是典型的经济学家学术背景，在学术积淀的过程中，“自我学习和思考”占了很大比重。结合不同阶段重大现实问题思考研究，在不断学习和取舍中系统了解现代经济学的知识和方法体系。他按照自己的兴趣和关注点，进行发散式的思考和研究，不给自己设限，在实践中择善而从建立思考问题的框架与逻辑，也形成了个人研究方法的一些特点。
“我的很多经济学知识都是‘干中学’来的。比如2010年机缘巧合承担某政府部门委托的有关我国劳动力市场与宏观经济关系研究课题，由于早先没有机会研究相关领域，做课题时把中外几种主要劳动经济学教科书找来对照仔细学习一遍，同时认真阅读当时收集到的国内劳动经济学领域重要专著和相关文献，系统收集研究有关统计数据。在此基础上选择南北方四个省份七个市县，用一个多月实地调研并写案例调查报告，然后再考虑完成课题研究报告，进一步提炼某些专题深入研究写学术论文。”
卢锋说，就实际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第一位要求是从客观现实出发瞄准问题靶心，同时也要重视借鉴有关对象领域的学术研究和知识积累存量，如果自己没有事先知识储备就要老老实实抓紧补课。这样“速成”得到的框架性理论知识虽然不一定扎实，但也不失为一种务实的补救方法。采用这种非常规学习方法，虽然专业理论知识不如科班出身学者扎实，知识细节了解也有局限，但是好处是问题导向目标明确，以“旁观者清”视角切入有时反倒能对问题提出独特分析思路，搞得好也有心得和成果。上述劳动经济研究课题结果得到有关方面好评，后续还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其中系统度量改革初年以来我国农民工工资论文、有关广义奥肯定律和中国奥肯关系论文，先后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
从历史起步的学习经历，塑造了他日后治学的独特研究习惯。“每个人做研究都有自己的特色，我个人因为求学的经历，看问题常常自然带着历史的维度。参与特定领域讨论不满足于对当下热议问题提出直接解释，而是把对象置于较长时间过程中去研究，关注特定对象在其演变不同阶段特征表现并重视分析其原因，力求使不同阶段特征现象解释能自冾一致并可以‘缝’到一起。”对一些重要问题，卢锋坚持采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研究方法，虽然研究推进比较慢，所得结果较能接受时间检验。
比如新世纪初，人民币升值问题引发国内外广泛争议，卢锋研究这个问题不满足于对当时人民币是否应升值提出分析判断，而是针对改革开放时期人民币汇率不同阶段走势实际特点，选择从巴拉萨—萨缪尔逊效应分析视角展开系统研究。他的系列研究结果，不仅基于理论框架与数据检验提出当时我国可贸易部门生产率追赶确实派生实际升值压力，而且分析了改革开放初始历史条件特点以及后来价格自由化进程对早期人民币大幅贬值的影响，从而在历史与现实相一致基础上解释了人民币汇率长期走势特点。为此完成的近十篇研究论文和报告，把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汇率不同阶段表现概括为“中国特色的巴拉萨-萨缪尔逊效应的故事”。
“农转非”：研究领域的与时俱进
一直到去哈佛做访问研究前，卢锋的研究领域都是中国的农业经济。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中国的对外粮食贸易，1995回国后又在农业经济领域深耕了6年，对粮棉价格与市场干预政策效果、粮食贸易、粮食安全与禁运风险等问题做了比较系统研究，发表了十余篇论文，并出版了《半周期改革现象——我国粮棉流通政策与食物安全研究》一书。
卢锋说，他在大学里承担经济学原理、管理经济学等入门经济学课程教学工作，一直思考如何将研究与教学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早年课堂教学以及《经济学原理（中国版）》一书，采用案例较多来自当时农业领域研究结果，如能适当拓宽研究范围提供更多经济领域的现实鲜活案例，必能与教学工作形成更有效率互动，更好地帮助同学们更好地认识了解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特点和功能。“我希望展现给学生经济学解释能力和方法意义。用经济学原理解释现实经济现象，切忌抱一本教科书照本宣科，或者举一些过时的、学生不感兴趣的例子。”
2003年，卢锋到哈佛大学做访问研究。出国前，通过实地调研和EMBA教学经历接触了一些行业与企业发展案例，同时也注意到东亚金融危机后东盟-中日韩探讨区域合作动向，激发起相关兴趣并萌生“拓宽研究领域”的念头，哈佛访学经历成为他个人研究领域转变的契机。刚到哈佛时研究东亚区域金融合作，很快完成一篇英文研究报告。但是得益于阅读外文资料便利以及与不同领域哈佛教授与学生的交流，很快对外包、供应链、OEM、ODM等现象背后的经济逻辑发生更强烈兴趣，转向后来定名为“产品内分工”的研究。通过半年左右密集研究，搜集了好几箱文献资料，完成对“产品内分工”概念框架涉及多方面内容的思考。
卢锋调整计划集中研究产品内分工问题，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个新概念对我国加工贸易现象以至于当代开放发展道路具有理论解释含义，并且能为开放宏观经济其他问题研究提供一个有用视角。在十余年后出版的开放宏观论文集的序言中，他这样描述当时研究兴趣的变化：“2003年去哈佛访学大半年，主要研究当代经济全球化与产品内分工问题，此后研究兴趣从早先侧重于粮食安全与农业经济，逐步转向较多关注中国开放宏观经济领域问题，回想起来，与成千上万农民兄弟离乡进城的转型潮流类似，笔者在经济研究内容选择上也经历了一次‘农转非’。”
借助产品内分工概念，卢锋对2004年底在北京举行的一次软件服务外包峰会的主题就特别敏感，立刻意识到这是产品内分工逻辑对某些服务商品生产供给流程在国际分工环境下的重构，与早先在亚洲新兴经济体与中国大陆蓬勃发展的制造业加工贸易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把服务外包看作是检验产品内分工概念认识功能的一个事例。为此他利用2005年春节假期自费去印度班加罗尔考察当地软件服务外包发展情况，回国后实地考察大连、北京、西安等城市当时刚刚兴起的国内软件园和企业，2007年在CCER组织专题报告会上介绍“服务外包的经济学分析：产品内分工视角——兼论我国承接服务外包政策亟待调整”长篇报告，该报告拓展为《服务外包的经济学分析——产品内分工视角》一书出版。
“什么是研究？研究就是要搞懂你设定的问题。为此需要学习掌握现代经济学基本原理，需要尊重经济学教科书基本模型和方法，但是经济学作为经验科学，更需要关注经济现实和当代实践，重视真实经济世界的经验现象与特征。研究中国转型经济现象，要随时准备依据客观现实所呈现的特征性关系和规律，对标准经济理论模型进行改造创新。”产品内分工概念框架有助于认识加工贸易和服务外包现象，卢锋后来研究人民币汇率、中美贸易不平衡镜像关系、中国制造业走出去等问题，也适当采用产品内分工视角，提出了一些创新性观点。
关照现实：观察和研究当下的中国
对研究者而言，研究课题的选择很重要。卢锋教授所在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云集了中国最顶尖的经济学家，他们的研究围绕着一个共同的原则：应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当下的经济问题，把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结合起来，其研究目标既是为经济学的发展添砖加瓦，又要为国家的经济政策出谋划策。国家发展是国发院的中心研究议题，卢锋教授也不例外。“围绕重大现实问题，按照自己的研究兴趣，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做点研究”，他这样形容自己的选题标准。
2005年以来，卢锋与宋国青等教授合作连续举办《中国经济观察》季度报告会，每次聚焦分析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热点问题与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分析，目前已经连续举办53次。2014年，卢锋出版了《大国追赶的经济学观察——理解中国开放宏观经济（2003—2013）》一书，将过去十余年完成和发表的论文和报告结集出版。翻开目录，其中大部分题目——理解人民币升值趋势、开放宏观经济与就业增长、扩大开放与金融改革、变革中的美国与全球经济——在今天仍是学界和社会热议的话题，书中的一些探讨和结论放在今天依然适用。
“新时期中国经济追赶提速，在开放宏观经济与政策领域提出了许多具有认知挑战性的新现象与新问题，使任何愿意寻求理解的经济学人都难以无动于衷，一旦有机会思考与研究便欲罢不能。”卢锋说，在风起云涌的经济追赶大时代，直面恢宏壮观的重大经济现象，经济学家实际上是被时代环境带领不断往前走，“时代会提问题”。
最近卢锋积极参与了中美经贸关系讨论。十几年研究中国开放宏观经济，2010年以来为有关部门提供G20研究咨询服务，卢锋持续关注与分析评论美国经济与中美经贸关系。基于多年跟踪观察研究形成的认识积累，2016年底他在评论特朗普胜选论文中就提出：“中美关系可能会由此面临新一轮深刻、严峻与复杂的考验”。今年元月10日随团例行访谈美国财政部、国务院、国安会、贸易代表办公室等机构，感到美国政策已发生重要转变。回国后系统研究特朗普对华经贸政策调整，把美国历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二战后至今总统国情咨文等文献都看一遍，在元月份较早提出“中美贸易战风险上升”判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转型追赶，在推动中国变革同时也重构世界经济版图，卢锋自称是这个经济大时代的观察者和思考者。“课题选择以问题为导向不愿画地为牢，研究过程中虚心学习弥补自身知识和能力短板，尽可能广泛了解情况掌握资料，尤其要有认真敬业的工作态度，一旦确定选题就要准备下笨功夫，‘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努力搞懂问题，为社会贡献认识增加值。”卢锋这样概括自己的研究心得。在他看来，能这样做研究是一种幸运。
2018年06月08日 原载于《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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