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國家統計局2016年4月發佈的全國人口抽樣調查公報，截止到2015年，大陸人口中居住在城鎮的人口為7.675億人，佔55.88%；居住在鄉村的人口為6.0599萬人，佔44.12%。同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城鎮人口增加1.0193億人，鄉村人口減少0.6816億人，城鎮人口比重上升6.20個百分點。
城市化還在繼續，但城市化卻不能背離城市化的本來目的。所謂城市化的目的，不外乎兩個：一是通過要素資源的積聚，提高社會的生產率和技術水平；二是通過讓人遷居城市，增大優秀公共服務資源相對於更多國民的可得性，建設宜居城市。但在當前，一些城市的發展開始背離了城市發展的根本目的和初衷，可以說走上了“歧途”，開始“變異”。高房價就是一個截面。
高房價的一個衡量指標是房價收入比——住房價格與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這個數字越大，越說明房價超出了城市普通居民的“承受能力”，居民家庭對住房的支付能力越低。按照國際公認的合理標準，發達國家正常的房價收入比一般在1.8—5.5之間，而發展中國家在3—6之間。按照一些國際諮詢公司的數據，經過本輪的房價上漲，國內部分大城市的房價收入比已經達到了70倍，成為全球房價第二高的城市，僅次於加州聖何塞。房價收入比衡量的是普通工薪族的房價承受能力，而不是少數富豪。比如，聖何塞儘管房價高，但這裡是世界上科技新貴、投資家密度最高的地方，美國普通的中產階層並不集中於此。因此，這種地方的高房價收入比超高，實屬正常，對經濟來說，也是“無害”的。
但中國的大城市則是另外一種情況。在部分一線城市，高房價並非富豪集聚的產物，更不是白領收入突然提高的結果，而是避險資金的推動和房屋“證券化”的產物。避險資金推動這一因素，毋庸贅言，而房屋的“證券化”則少有關注。在美國，所謂的房屋“證券化”指的是半國有性質的三大機構（吉利美、房利美和房地美）從銀行手中購入美國人的住房抵押貸款包，然後通過資產證券化，做成標準化的債券，賣給全世界投資者。簡單講，就是三大機構有著國家扶持，可以從銀行手中購買質量堪憂的貸款，那麼銀行自然樂於放貸賺利差，反正垃圾貸款也有三大機構接盤。由於美國是發鈔國，次貸危機的最後買單者是全世界，而不單單是美國政府和它背後的納稅人。
而在中國，房屋的“證券化”和政府行為沒有直接關係，它是一種完全的民間行為。中國式房屋“證券化”的模式則相對簡單，就是影子銀行的資金通過購買各式各類的理財產品，積少成多，彙集為大筆炒房資金進入樓市，和中介合謀，不斷炒高房價。然後選取合適時機套現脫手，讓後入樓市的普通工薪族接盤買單。近期，各大一線城市和部分二線城市的樓市調控，主要針對的就是這一類影子銀行的炒房資金。
比方說，將二套房的首付比例從40%提高到60%，這會給影子銀行帶來三個問題：一是炒房需要調動的資金會大幅提高；二是槓桿率的下降，也意味著“炒房本金”的收益率會相應降低；三是限購降低樓市交易活躍程度，影子銀行資金開始“套現難”。
這一輪樓市的狂野漲勢，再次證明了一個經濟學原理，即實體經濟創新和金融過度膨脹其實是不可得兼的。在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中，廣州在這輪房價大漲中表現最為淡定，表面上看似乎沒有搶到“風頭”，實際上恰恰是為城市未來發展儲蓄了充足的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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