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邵懷谷接受了周佛海的金錢，自然要對周佛海絕對負責，他在臨安路135弄現場勘查過後，馬上給阿青打電話，要求面見周佛海，說有話要講。周佛海那天正好要跟汪偽政權的另一特工頭目丁默村見面談事情，接到阿青的報告，當即回掉了與丁默村的約見，派一輛轎車即刻把邵懷谷接到他在上海市區的另一處秘宅。
邵懷谷向周佛海彙報了勘查現場的全過程。周佛海聽得瞠目結舌，好一陣才回過神來，盯著邵懷谷問道：“如此說來，這個案子是飛賊作的？”
“是的。”邵懷谷肯定地點頭。
“唉——”周佛海喟然長嘆，然後呆若木雞地坐在那裡，半晌也不吭聲。直到邵懷谷起身想告辭時，他才說：“別……別走，我還有話要向先生請教的。”
周佛海從外間喚進阿青，要他陪著邵懷谷。然後，自己進了書房，關上門跟齊慶斌通電話。周佛海最主要是擔心那個飛賊是受人指派而專門衝姜惺真下手的，那指派人可能是“76號”方面的，也可能是日本憲兵隊的。但不管是哪一方的，都沒有他周佛海的好果子吃。所以，他要向鍾公君問個明白，看對方有什麼辦法可以幫他渡過這個難關。
齊慶斌自然已經從鍾公君那裡得知情況了，也對此作了分析，已是胸有成竹，當下便給周佛海打保票，先說軍統上海區特工自從上次遭受“76號”的打擊全軍覆沒後，已經提高了警惕，非常注意隱蔽自己，所以不可能給“76號”或者日本人察覺什麼的，因此那兩方面僱用了飛賊來作案盜取機密的假設也就無從談起了；又說密殺令是用密寫藥水抄的，通常絕不可能暴露；再退一萬步說，即使暴露出來，周佛海也可以一口咬定那是重慶方面的“反間計”，以周佛海在汪偽政權中的地位，並不是憑哪個人幾句話就可以動得了的。當務之急還是儘快把案子破掉，將情況弄個水落石出。
周佛海給齊慶斌如此這般一說，稍稍定下心來，於是便重新跟邵懷谷談話，要求他儘快破案。周佛海不放心地問：“邵懷谷對偵破這個案子心裡有把握嗎？”
“要說把握，那是有幾分的，因為我手裡已經有線索了——就是那副手套。”
說到這裡，周佛海突然接到電話，說汪精衛要到上海來，專車已經經過蘇州了，要他去出火車站迎接。於是就談到這裡，拜託邵懷谷要盡心盡力破案。
邵懷谷返回阿青給他找的、臨時充作偵查辦公室的華懋飯店內的一個套房，與鍾公君分析案情。邵懷谷所說的“手裡有線索”倒也不是哄哄周佛海的，而是真有其事。這線索就是那副白紗手套，這副手套初看也沒有什麼異樣之處，嶄新的，上面有幾處粘著泥土，那是在現場粘上的。看來，竊賊為了這次作案，特地弄了這麼一副手套。但是，到了邵懷谷這樣的偵探手裡，情況就不一樣了。他把手套翻過來，用放大鏡檢查了許久，又以鼻子嗅聞。這一嗅，發現了情況：上面有一股淡淡的鞋油氣味！
邵懷谷和鍾公君分析下來，認為這竊賊衝臨安路現場下手多半是因為看中那兒是這條弄堂中唯一的一座洋房，這樣，他就有個事先踩點的過程。由於最近一段時間馬路上警察、特務橫行，估計他也不敢公然走來走去地“相腳頭”，一定是化了裝的。化了什麼裝？聯繫這手套上的鞋油看，會不會化裝成“皮匠”了？(上海話中的“皮匠”，即鞋匠。)再則，如果上述其作案動機成立，那他肯定還要繼續在上海灘下手，還要化裝成“皮匠”到處遊蕩。
所以，接下來只要派人四處查訪當地居民覺得是陌生面孔的“皮匠”，就有可能找到嫌疑人了。
軍統上海區立刻下達了一道秘密命令：抽調二十名特務，分頭在全市範圍內查訪“面孔陌生的皮匠”。
邵懷谷也向他那些留在偽汪警察局中搞刑事偵查的巡捕朋友暗中發出求助信息。
阿青則利用其幫會關係展開了調查。
這樣，三條渠道加在一起，總共動員了大約百來人進行這種查訪。查訪一連進行了兩天，並沒有找到被邵懷谷認為合適的“皮匠”。
周佛海忐忑不安，度日如年，一日三催。軍統上海區那邊也是如熱鍋上的螞蟻，鍾公君被齊慶斌逼著盯在邵懷谷後面不敢離開半步。那邵懷谷倒不著急，他待在華懋飯店的套房裡，悠閒地喝酒抽菸、聽收音機。到了第三天，邵懷谷見鍾公君那副焦灼的樣子，還勸他喝幾杯，然後好好睡上一覺。
鍾公君哭笑不得，“我哪有心思喝酒？這件事辦不好，我會倒黴的！”
“你彆著急，這個案子肯定辦得下。”
“為什麼？不是查了兩天也沒查到‘皮匠’嗎？今天我估計也難。”
“查‘皮匠’不過是我走的一步路，人不能在一棵樹上吊死。我待在這裡喝酒是為了等待。等待什麼？就是等那小子自己冒出來。”
“自己冒出來？”
“對！他會自己冒出來的。因為他如果是為了錢財而作案，那麼在臨安路135弄現場的收穫是太小了，他還要物色其他目標下手。我估計，他就在這兩天內要冒出來了。”
“是嗎？”
“不會錯。我吃了那麼多年的刑偵飯，對這些人的心理活動把得很準的。我已經向一些警察朋友打過招呼了，讓他們一有消息馬上給我來電話。所以，我這幾天一步也不敢離開房間。”
邵懷谷估計得竟是那樣準確，當天傍晚，就在距臨安路不過千米之遙的高佐路，飛賊又一次下手作案了——
高佑路那一帶的住戶中頗有一些是中等偏上的資本家，住房比較整齊，都是二十年代建築的新式石庫門房子，一式的寧波紅石門框，黑漆帶銅釘的橡木門。平時前後門戶都緊閉著，只在有人出入時才打開，靠著這種防範措施，那裡的住戶有效地維持了治安的穩定，從來沒有盜賊光顧過那裡。但是，到了1943年5月7日，這種太平日子的記錄被飛賊打破了。
那天傍晚時分，高佑路一個名叫顧桂生的資本家的家中，正為他的父親舉行逝世一週年的祭悼儀式。全家人集中在前客堂裡，面對著掛在滿滿一桌酒菜上方的老主人遺像焚香磕頭，哭哭啼啼。正鼓搗間，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從後面似颳風般地傳來，一個聲音隨著一位胖胖的中年婦女一齊進入客堂，“不好了……”
顧桂生正跪在桌前燒紙錠，聞聲抬頭喝道：“你也不看看這是什麼時候？竟想叫就叫，想嚷就嚷了？”
那女人是顧家的蘇州孃姨，平時風風火火慣了，此刻還是不買主人的賬，猶然調門不減，“先生，勿好哉！後客堂樓上有腳步聲，阿會得是賊骨頭進門哉？”
後客堂樓上是主人的臥室，顧桂生的貴重細軟全藏在那裡，當下一聽便著急了，也顧不得燒紙錠了，嘴裡叫著“不好”，拔腿就往後面奔。到後面，果然聽見樓上主臥室裡有聲音，不過已經不是腳步聲了，而是在撬箱子的聲音。顧桂生這一急非同小可，箱子裡放著他的現金、黃金和債券、房契、地契，還有太太的首飾盒，若是給盜去了，這一家子就完了。他三步並作兩步奔上樓梯，看看房門緊閉，便一邊敲門一邊向緊跟著他趕過來的太太等家人吩咐道：“快往巡捕房打電話！”
太太雖是婦道人家，倒是很有見識，讓大兒子去打電話，然後說：“不要敲門，賊骨頭也不會開門。你把門鎖起來，不讓他出來，等巡捕來了把他捉牢！”
顧桂生想想倒也是，於是便把門上的搭扣搭上了。這時，蘇州孃姨早已跑出門去叫嚷起來，前後弄堂的人都出來了，聽說已經把賊骨頭關在房間裡了，都鬆了一口氣，說這下篤定了，就等巡捕房來人甕中捉鱉了。
正議論間，忽然有人驚叫起來：“不好，賊骨頭上屋頂了！”
眾人仰臉看去，只見沉沉暮色中一個蒙臉黑影出現在顧家房頂上，背上拴著一個包裹，似趟平地般輕鬆地往另一側房頂快速運行。走到後弄堂，在眾人如雷一般的叫聲中騰身一躍，跳過後弄堂，落在對面的屋頂上，轉眼就消失了！
顧家撬開房門進去，清點下來，發現“貴重細軟、房田契證”真的全部被竊！顧桂生大叫一聲，當場昏厥！
直到這時，警察局的刑警才過來。聽說竊賊已經逃竄，竟也就樂得省事，只問了問就走了。為首的那位姓林，原是英捕房刑事部的探員，當初是跟邵懷谷的刑事偵查。這次邵懷谷查訪“皮匠”的事也託了他，他返回警察局後便給邵懷谷打了個電話，把飛賊光顧高佑路顧宅的事說了一下。這樣，邵懷谷就又重新獲得了線索。
林某在電話中問邵懷谷，“這個案子是不是由先生去查？我把您介紹給失主？”
當時上海灘警方碰到案子時，由於案情中有許多扯不清的關係，青幫、洪幫、黃道會、日本憲兵隊、日軍特高課、“76號”等，所以警察局也有點慌，只恐一不留神就“太歲頭上動土”，於是就把偵查事宜推給某個可以擺平各方的角色，請其破案追贓。受害人則要付給此人一筆酬金。林某知道邵懷谷對這個案件感興趣，於是就先問一問。
邵懷谷自然是求之不得，當下便讓林某去失主那裡說一說。
失主顧桂生正為警察局的冷淡而擔心，尋思要找一位與警察局說得上話的朋友去警察局通通路子，把案子破掉，不敢指望把贓物全部追回，只要能追回部分就算是好的了。當晚一宿未睡，次日上午忽見林某出現，不禁又驚又喜，又聽林某說願給他介紹老偵探邵懷谷接手本案，更是喜出望外。
一小時後，邵懷谷與鍾公君去了顧宅。顧家像接待皇帝一樣接待這兩位，時近中午，馬上去附近的飯店叫了一桌豐盛酒席，顧桂生抱病作陪。顧太太與大小姐待立一側，斟酒遞煙奉毛巾。席間，邵懷谷向顧桂生詳細瞭解了飛賊作案的情況和失竊的錢財、物品。
顧桂生哭喪著臉說完，稍停又道：“被竊的現金、首飾什麼的，我想是不大可能追得回的了。不過，那些房契、地契、債券什麼的，倒是可以追回的，因為那上面都是記名的，竊賊拿去如同廢紙一張，毫無價值。但是，對於我而言，那真是太重要了！”
原來，這顧桂生是寧波人，祖上便是當地的殷實大戶，他在寧波有數量不菲的房屋與田產，被飛賊竊去的那些房地契證就是這些房地產權的憑證。本來，在當地官府中是留有這些契證的副本的，失之不慌，只要花費若干費用就可補領。但是，前幾年日本軍隊進攻寧波時，官府遭受了轟炸，那些副本早已付之一炬。這樣，他回去辦理補領手續就沒了憑證，反倒正好通知了當地的惡霸之流他手中已經沒了這些房地產的憑證，提醒他們可以下手霸佔了。所以，顧桂生寄希望於邵懷谷，要求盡最大的努力把這些契證追回。他向邵懷谷提出，如果追回契證，他願以現時這些房地產價值的10%的比例作為酬金。
邵懷谷邊聽邊喝著酒，笑而不語。一會兒，他才緩緩開口道：“我想，要把契證追回，不是一樁十分犯難的事，我的意思時最好還要把大部分財物也一併追回哩。”
顧桂生喜出望外，“啊！那真是太感謝您二位了！”
旁邊的顧太太和大小姐也感激地迎以笑臉，殷勤斟酒。
邵懷谷又說：“顧先生說這些契約都是記名的，那就好辦了。這對於他是沒用的，但是，看樣子那主兒是個心狠手辣、貪得無厭的傢伙，估計他不肯白白放棄這些對於他看來是無用的契證的。他極有可能會給你捎信，讓你出錢把契證贖回來。到時候，不管他出口索要多少，你都先答應下來，然後通知我。我自有法子理會他的。”
顧桂生連連點頭，道：“是！是！我遵照您老說的辦。”
情況竟然又一次給邵懷谷估料到了：這頓酒席還沒結束時，郵差就送來了飛賊的一封信，要他當晚7時去“大鴻運飯店”贖回房地產契證。
顧桂生一邊看信，一邊驚喜交加地搖頭，“這賊骨頭，真是黑心，竟開價10根條子！”
10根條子就是100兩黃金。顧桂生的這些房地產，按照當時的市價，大約在1000兩黃金以內。飛賊的要價正好是實際價值的10%，由此可見他是知曉房地產行情的。
邵懷谷說：“好事一樁！顧先生，今晚你就去‘大鴻運’！”
顧桂生有點忐忑，“那傢伙會不會另有花頭？”
“沒事。你去就是了，我自有安排。”
五
邵懷谷離開顧宅後，馬上通知阿青報周佛海：飛賊露臉了，今晚準備行動，一舉將其拿下。
周佛海大喜，傳過話來：要抓活的，有話問他。
與此同時，鍾公君也向軍統上海區報告了情況。上海區書記齊慶斌自是大喜，當即要鍾公君與邵懷谷商議伏捕方案，以便調動特務抓人。
邵懷谷和鍾公君到“大鴻運飯店”去實地觀察了地形，決定就在飯店裡下手擒拿飛賊。兩人制訂了一套計劃，由鍾公君出面向軍統上海區要了十五名特務。
邵懷谷安排妥當後，便往警察局打電話，說他今晚要在“大鴻運飯店”辦點事情，可能會鬧出點動靜來，屆時說不定會有好事之徒往警察局打電話報案告警什麼的，讓值班警官不必在意，用不著派人過去的。憑著邵懷谷的老面子，警察局自是一口答應。
當天傍晚，邵懷谷、鍾公君坐了黃包車前往“大鴻運飯店”。那是一家三開間二層樓飯店，燒的是徽幫菜，在上海灘頗有些名氣。二三十年代時，著名傳奇人物、斧頭幫首領，人稱“暗殺大王”的王亞樵經常光顧此地，由他所主持的幾次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暗殺行動如“北站刺宋”(宋子文)、“廬山刺蔣”(蔣介石)、“虹口公園爆炸案”(暗殺日本白川大將)，據說就是在這家飯店中策劃的。邵懷谷兩人過去時，預先安排的十五名軍統特務已經化裝成顧客分散進入飯店了，三三兩兩地散佈於門口、樓梯口、樓上的座位上，點了些酒菜在吃喝閒聊。邵懷谷、鍾公君在底樓選了座位，點了幾個菜，要了一瓶酒，像是生意場上的朋友那樣邊吃邊低聲談著什麼。
6點半，顧桂生拎著一個看上去沉甸甸的皮包慢慢地走進了飯店，根據預先的約定，他在面對樓梯口的那個座位上坐了下來，四下一看，目光與邵懷谷對視片刻後，招呼跑堂送上兩副餐具，先要了一壺茶喝著。
這時，從外面進來三個男子，長衫禮帽，看氣派似是有點幫會背景的角色。其中一個看來與飯店賬房很熟，老遠就打招呼，然後看中了顧桂生待的那個座位，走上前去要顧讓出來。顧桂生原本也不是個好脾氣的人，再說也沒有吃飯讓位置一說，但他此刻根本沒心思與對方爭吵，也就息事寧人算了，便換了個座位，也在邵懷谷所據一桌的側邊。那三個男子點了許多菜，又要了兩瓶燒酒，開懷暢飲起來。
大約十分鐘後，“大鴻運”門口來了一輛三輪車，下來了一個打扮得妖形怪狀的年輕女子：身穿淺紅色旗袍，下襬叉口開得很高，露出兩條被肉色“玻璃絲襪”包裹著的白白的大腿；腳上的那雙高跟皮鞋擦得晶光鋥亮，與大腿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引得眾多目光朝那裡注視；一張被白色化妝品與鮮紅的唇膏裝扮得庸俗不堪的臉蛋上映現著一看便知是新近才闊起來的豪氣，配著黃金項鍊、耳環，活脫是一個低級窯姐的模樣。她用兩枚銀毫子把三輪車伕打發走後，一搖一扭地進了店堂，站在門內三尺處，轉頭扭頸地往店堂裡顧盼，似是在尋找熟人。
這時，先前那三個男子中的與飯店賬房熟識的那位，突然發現了這個女子，馬上站起來招呼了一聲，朝她招手，要她過去。但那女子笑了笑，搖了搖頭，然後徑直上樓去了。
此刻，無論是邵懷谷還是鍾公君，都沒有把這個窯姐似的女人跟這個案子聯繫起來。
此時，最著急的人就是失主顧桂生。他坐在那裡，表面上裝出一副輕鬆的樣子，貌似悠閒地端杯呷一口茶，臉上還掛著淡淡的微笑。但是，心裡卻如同打翻了一個烈火盆，早已燒得焦灼難熬。他擔心飛賊臨時改變主意，不來赴約了，那他那些價值千兩黃金的房地產就面臨著泡湯的危險。所以，他再怎麼保持表面上的鎮靜，也不得不一次次地把目光投向店堂牆上的那口掛鐘，然後又迅速朝門口一瞥。
約定的時間很快就到了，牆上的掛鐘敲響了七下。從那個女人進店到現在的這段時間裡，只來過一個駝背老頭。暮春時節了，他還穿著厚夾襖，頭上戴著一頂破舊的瓜皮帽，後腦勺垂下一條狗尾巴似的枯黃辮子，一看就是個前清遺老。年歲已是不小，手裡拿著的那根手杖也顫顫抖抖地不住晃動。老頭在店堂角落裡隨便找了個座位，只點了兩個菜、一壺黃酒，自斟自飲。
鐘聲一響，顧桂生就坐不住了。幾次想站起來，但都被鄰桌的邵懷谷以果斷的眼神阻止住了。他想起邵懷谷事先“沒有我的暗號，絕不準離開飯店”的叮囑，只好堅持坐下去。
一會兒，先前那個女人從樓上下來了。她站在樓梯的第三級上，仍然左顧右盼了一陣，最後把目光投向那個老頭坐的角落，嫣然一笑，然後轉身上樓去了。
邵懷谷作為一個老偵探，觀察事物自是有他的獨到之處，當那女人下樓駐步於第三級時，他就意識到這裡面可能有戲唱了。當那女人嫣然一笑後又上樓時，他馬上意識到那個角落裡有問題。由於他是背對著角落的，生怕打草驚蛇並沒有轉臉去看，於是就低聲對鍾公君說：“注意，那個角落裡有花頭。”
面對著角落方向的鐘公君還沒來得及開口，已經不無驚奇地看到那個駝背老頭站起來了，離開桌子往顧桂生那個座位走去。他迅速朝邵懷谷使了個眼色，兩人心裡一鬆：目標終於上鉤了！
那顧桂生還擔心飛賊失約不來時，駝背老頭已經來到他的旁邊，“你好啊！”
顧桂生恢復了大老闆派頭，斜眼望著對方，“我不認識你。”
“可是我認識你啊！”話音剛落，對方已經拿起了皮包，“哦，顧先生把東西帶來了。”
直到這時，顧桂生才意識到飛賊來了。一時間，他呆呆地望著飛賊，不知是驚喜還是害怕，竟然說不出話來。
飛賊顯得非常自然，笑容不褪，“嘿嘿，顧先生，咱們已經將近十年沒見面了，這回得好好嘮一嘮了。”他說一口帶山東口音的北方話。
顧桂生回過神來，點了點頭，“是，是的。先生請坐，我叫跑堂來，咱們點菜。”
“咱上樓去喝酒吧，這一頓該由我請客。樓上清靜些，咱們可以喝著酒嘮幾句。”
顧桂生此刻已經身不由已，不得不點頭，“這個……樓上去也好，也好。”
這樣，飛賊和顧桂生就移步上樓去了。
邵懷谷與鍾公君對視一眼，微微一笑，做了個手勢。鍾公君咳嗽一聲，早有三個特務跟著上樓去了。
樓上，那個妖嬈的女人見飛賊上來，突然起身下樓，轉眼就出門而去。邵懷谷正動著下手的腦筋，也不曾特別留意。飛賊和顧桂生上樓後，招來跑堂，正點菜時，忽然似乎覺得不對頭，舉目四顧，身邊已經圍上了幾個大漢！
飛賊臉色倏變，一雙眼睛驟然噴火似的望著顧桂生，冷冷笑道：“哼哼，顧先生倒是很有辦法呀！”顧桂生哪裡經歷過這種場面，又驚又怕，一張臉漲得像豬肝，嚅動著嘴唇卻說不出半個字來。這時，鍾公君已經出現在樓梯口，目睹此情狀，喝道：“還愣著幹什麼？給我拿下！”
幾個大漢亮出了手槍，一齊對準了飛賊。為首一個絡腮鬍子道：“老兄，是朋友的就別給咱製造麻煩，乖乖地跟咱走！”
飛賊笑道：“哈哈，兄弟我走遍天下，為的就是廣交朋友，送到跟前來的朋友哪有不交之理？諸位，容我喝一杯酒再走吧。”
這時，樓上的食客見這邊勢頭不對，識相點的便起身往樓下開溜了。但到了樓下都被特務堵住了不讓出門。樓上，飛賊招呼跑堂拿過一瓶酒來，倒了一杯，把手一抬，圍住他的特務以為他要一飲而盡了，殊不料只聽得“呼”的一聲響，一陣辛辣之氣撲面而襲，跟著眼睛就睜不開了！
飛賊在潑出烈酒的同時，把手中的那個瓶子衝早已看準了的鐘公君劈面擲來。鍾公君絕對沒料到這傢伙竟還有這麼一招，倉促間把頭往旁邊一偏，讓過瓶子。就在這一眨眼間，飛賊已經躍上了桌子，大喝一聲，接連跳過幾張桌子，來到右側位於老虎窗(上海建築物的一種建於房頂的大天窗，有窗子可以開啟)下的那張，雙手上舉，腳下一抬，身子已上了老虎窗！
鍾公君見狀不妙，撩手對準飛賊的下肢就是一槍，但還是遲了一拍，飛賊已經穿窗而逃了！
六
十五個人竟沒抓住一個竊賊，這在邵懷谷幾十年的刑偵生涯中還是第一次。老頭子在對飛賊的本領不得不佩服的同時，也對鍾公君叫來的那些軍統特務的本領大有懷疑。當時，他雖然還不清楚這些人是軍統方面的，包括對鍾公君的身份也不甚清楚，但他憑著多年與各色人等打交道的經驗，還是察覺到這些傢伙有別於地痞流氓的。不過邵懷谷也不吭聲，當晚就把情況向阿青說了。
飛賊出現了而又讓其逃走，這對於周佛海來說，不啻是一個警報，提醒他：飛賊不可能第二次上當出現了，這樣，軍統密殺令就弄不回來了！
周佛海大惱之下，連夜召來邵懷谷，言語間自是大有責怪之意。但他也知道此時不能對邵懷谷怎麼樣，說了幾句後，就詢問是否有補救的方略。邵懷谷一時自然說不出什麼來，答應回去考慮老虎再說。
六十多歲的老頭子原本睡眠就不大好，給這事如此一折騰，邵懷谷當晚一宿未曾入睡，躺在床上反覆思考如何重新續上已經斷了的線索。想到東方露出魚肚色還沒想出個結果來，肚子倒是餓了，於是乾脆起來，開了瓶“女兒紅”喝早酒。
這一喝，竟讓邵懷谷想出了一個補救措施來了。邵懷谷想起飛賊現身前，那個比他先進入飯店的妖豔的女人曾經從樓上下來過，站在樓梯上對著飛賊待的那個角落注視過，估計那是給飛賊發信號。她是先來飯店檢查安全的，確信沒有危險，於是就示意飛賊現身了。這樣看來，那個女人就是飛賊的同夥。再往下想，那個女人在進飯店時曾與一個男子打過招呼，而那個男子則是跟飯店賬房先生相識的。這樣，只要去找賬房先生，大概就可以順藤摸瓜找到那個與本案有著重大關聯的女人了。
邵懷谷當下酒也不喝了，立刻叫了輛黃包車前往“大鴻運”。找到那個賬房先生，對方聽說眼前這個其貌不揚的糟老頭就是上海灘英捕房的邵懷谷，不禁肅然起敬，問什麼答什麼。這樣，邵懷谷輕而易舉就弄清了那個與“窯姐”女人打招呼的男子的姓名住址。
那個男子名叫沈高，就住在距“大鴻運”一條橫馬路的“明遠坊”，是“大鴻運”的常客。聽說是黃道會的一個什麼堂的小頭目，與江湖各方都很熟，是這一帶的一個惡棍。
邵懷谷按照當時巡捕房對於上海灘有點權勢的人的調查的規矩，備了一份禮物，附上一張名片，登門求見沈高。但他吃了個閉門羹，沈高讓家人把禮物原封不動退了出來，捎上一句話：拿沈高爺當哪號人了？
這就是說，沈高嫌禮物太輕了。
這種情況，邵懷谷以前也碰到過。一般說來，為了達到目的，他們都是抱著息事寧人的態度，重新備一份禮物送去的。這次，邵懷谷也是如法炮製，他在原先禮物的基礎上，又增加了一倍價值的東西。
可是，再次送去時，沈高又一次退了出來，在原先的那句話上，還添了一句，“別像狗吃屎似的纏著沈爺！”
這下子，老頭子火了，冷笑道：“好，你要敬酒不吃，吃罰酒，那也可以啊！”
那天，鍾公君因為行動失利而去向上司彙報，弄得晚了未回華懋飯店過夜，邵懷谷返回飯店時他才到達。聽邵懷谷如此這般一說，笑道：“老爺子辛苦了，你先休息，這事交給我去辦就是了。”
邵懷谷因為昨晚行動失利而捱了上司的一頓惡訓，正窩著一腔無名火，此刻算是找到了發洩的渠道。當下，立刻給手下的特務打了電話，吩咐他們如此這般去行事。
卻說那個惡棍兩次回絕了邵懷谷，根本沒把這當一回事，正準備出門去會朋友的時候，忽然來了一個郵差，在門外大聲叫著他的名字讓簽收電報。沈高長這麼大還從未收到過電報，不知是怎麼回事，便去門口看個究竟。他剛出門，就被幾個漢子揪住，塞進一輛汽車，絕塵而去。
沈高被送到軍統上海區在楓林橋那裡的一個點。那是一幢帶有前後院落的中式建築，後院有幾棵大樹，沈高到了那裡後，就被綁在其中一棵樹上，先劈頭蓋腦一頓狠揍，打得他一佛出世，二佛昇天。然後，再由一個特務詢問情況。
到這當兒，沈高是虎得窩著，是龍得曲著，哪裡還敢擺譜，老老實實，有問必答，乖乖提供了“窯姐”女人的情況——
那女人果然是個窯姐兒，名叫袁玉珍，今年二十六歲，已在四馬路“豔鶯院”待了十年。沈高是四年前去逛“豔鶯院”時認識她的，因迷戀於她那過人的媚術，此後每每去“豔鶯院”，必拜倒在其石榴裙下。
今年3月，沈高又一次去“豔鶯院”時，卻沒見袁玉珍的影子。他向老鴇一打聽，說袁玉珍已經拿出一筆錢，自贖脫身了。問去了哪裡，答稱不清楚，但據說沒離開上海灘。這樣，袁玉珍的去向對沈高而言就成了一個謎團。
昨天，沈高突然在“豔鶯院”遇見袁玉珍，不禁喜出望外。原想把那兩個一起喝酒的朋友打發走後就上樓去找袁玉珍的，不料突然間發生了飛賊一事，混亂中袁玉珍就不知去向了。
軍統弄清情況後，便報給鍾公君。那個沈高，則繼續關押在那裡，一直到案子破獲後，才把他釋放了。
當天下午，邵懷谷化裝後，就去四馬路“豔鶯院”一趟。以前的巡捕房刑事部，在許多飯店、妓院、茶館等多有“眼線”，“豔鶯院”也有一個茶役是巡捕房的“眼線”，邵懷谷認識他的。當下悄悄一問，確有這麼一個妓女，不久前自己出了80兩黃金贖身而去了。
邵懷谷問：“她一個妓女，又不是什麼名妓，哪來的這麼多黃金？”
茶役搖搖頭，“誰知道呢！”
邵懷谷又問：“她去了哪裡？”
“我不清楚。不過，我可以給你打聽的——她在贖身後曾經來過這裡，請幾個要好小姐妹吃過一頓飯。”
“你馬上給我查清楚，我等著她的消息。”邵懷谷說著掏出十塊錢塞在茶役手裡。
茶役很快就報來了查詢結果：袁玉珍贖身後，住在勞利育路118弄，據說準備嫁人。
邵懷谷叮囑茶役守口如瓶，離開“豔鶯院”後，徑直去了新閘警察分局。勞利育路在太平洋戰爭前屬於英租界，後來上海成為日本的一統天下後，劃為由偽上海市警察局新閘分局之管轄範圍。新閘分局的那些刑事警察，基本上就是原先英捕房刑事部的那些捕探，對邵懷谷都是執弟子之禮的。現在邵懷谷上門求助，那些人自是踴躍。他們請邵懷谷坐下喝茶，由幾個人陪著聊天；同時派出探員前往勞利育路去密查了。
邵懷谷一壺茶還沒喝乾，探員已經查清了勞利育路11號的情況：那是一個老闆出租給袁玉珍的，租期暫為半年。袁玉珍目前是無業婦女，但生活過得很好，穿著打扮、飲食開支都是上流人的。她特別捨得往皮鞋上花錢，現在腳下穿的那雙高跟皮鞋據說是用人皮做的，來自非洲。每天要上三遍鞋油，都是那個和她同居的男子給她效勞的。
邵懷谷聽到這裡，心裡“咯噔”一下，馬上想起臨安路135弄現場發現的那副手套上的鞋油味：原來如此！我倒還把他當作“皮匠”去查呢，難怪查來查去查不到影蹤！
邵懷谷問那兩個探員，“那個跟袁玉珍同居的男子是怎麼個模樣？”
一個探員說：“我們向那裡一個開香燭鋪子的鄰居打聽過，老闆說那個男子大約三十七八歲樣子，瘦瘦的，中高個頭，看上去很精神，就是不知道他是幹什麼營生的。”
邵懷谷當即扔下50元錢，給那幾個刑警去外面吃頓飯，自己隨即給阿青打電話，要求即刻面見周佛海。
當天傍晚，一輛轎車把邵懷谷接往國際飯店。周佛海已在13樓的一個包房裡等著他了。
周佛海始終關心著這個案子，一見邵懷谷就問：“邵先生，案子查得怎麼樣了？”
邵懷谷說：“正要向您報告呢，已經發現了那個飛賊的線索，他就住在勞利育路，目前跟一個剛贖了身的妓女同居著。”
周佛海睜大了眼睛，“那還不去抓他？”
“我正想跟鍾公君先生商量一下處置方案呢。”
“你打算如何處置？”
邵懷谷便談了自己的想法：派人化裝前往勞利育路去秘密監視，看準那個男子確是飛賊後，採取行動將其拿下，然後追贓。
周佛海不以為然道：“為什麼不先去搜查了再說呢？”
邵懷谷說：“據我幾十年辦案的經驗，這種角色都是極其狡猾的。狡兔三窟，他作興倒有五窟。在不清楚飛賊是否確實住在袁玉珍那裡時就貿然採取行動，容易打草驚蛇，不但追不回贓物，而且有可能他就永遠不在上海灘露面了。所以，還是穩妥行動為好。我受了周先生的惠，就應該時時處處為周先生著想才是。”
周佛海聽著覺得不無道理，於是點了頭。
邵懷谷於是便通知鍾公君精選幾個人員前往勞利育路秘密監視。鍾公君點了幾個那天晚上沒在飛賊面前露過面的特務，讓他們化裝後前往袁玉珍的住所附近監視。
這類活兒是軍統特工的拿手好戲，當天晚上9點鐘，他們就報來了消息：飛賊在袁玉珍處，看樣子是準備過夜的。
鍾公君這邊早已做好準備，當下馬上作出決定：立即行動！
晚10時許，由鍾公君率領的十二名特務悄然來到勞利育路，連同先前派來監視的那四名特務一共十六人。這回吸取了教訓，先派了幾個精悍之徒上到鄰居的屋頂上守伏；又分派數人將118弄四下圍住了。一切都安排妥當後，鍾公君這才帶著四名特務上前去敲門。
那袁玉珍已經睡下了，聽見敲門聲，隔著兩道門問道：“誰呀？”
“警察局的，查戶口！”
這樣，袁玉珍就沒有理由不開門了。但她磨磨蹭蹭了一陣才開的門，鍾公君便估計這裡面作興有花頭。不過飛賊還在裡面，他就放心了。
袁玉珍見進來的幾位都穿著便衣，不禁一愣，企圖攔截，“你們是警察局的？‘派司’呢？你們……”
一個特務及時出手捂住了她的嘴，跟著順帶連脖頸都鎖住了。鍾公君等人持槍衝進裡間，床上卻是空的！
鍾公君下令搜查贓物，又讓包圍房子的特務進來對院子進行搜查，看飛賊是否藏於堆放雜物的那間屋子裡或者水井中。
搜查贓物竟是意想不到的容易，在袁玉珍房間的一口樟木箱中發現了飛賊兩次作案的全部贓物。那本《日語會話三百句》也赫然混於其中，鍾公君見之心中一陣狂喜，卻佯裝漫不經心的樣子，拿起來翻了翻，隨手揣進懷裡。
由於這是瞞著警察局的非法行動，所以力求快速。贓物一到手，隨即撤走，也沒向袁玉珍追問飛賊的下落。
後來才知道，飛賊就躲在那張大床的床架頂上。由於那床架就那麼幾根薄薄的木框支撐著，上鋪薄板，看上去根本不像是藏得起人的樣子，所以誰也沒有注意。就這樣被他逃過了一劫。
至於袁玉珍，後來就沒那麼幸運了。由於這個案子使戴笠失了面子，又捱了蔣介石的罵，所以他一直記在心裡。兩年後，抗戰勝利軍統那班人返回上海時，戴笠忽然想起了這個案子，便指示抓人。結果，袁玉珍終於落網，供稱飛賊名叫馮闖，山東人，是在逛“豔鶯院”時認識她並迷戀上的，就出金將她贖出來，準備作案弄些錢財後遠走高飛的。沒想到只作了兩次案就敗露了，馮闖連說上海的警察厲害，於是撇下她就不知去向了。
袁玉珍當時患有肺結核病，不久死於看守所。
周佛海接到追回密殺令的消息後，喜不自勝。不但按約定的給付了邵懷谷的賞金，還拿出100兩黃金給了軍統那班人。這起案件的結局竟是鬧了個皆大歡喜。
周佛海接受軍統密殺令後，想出一計：借日本人之手殺掉李士群。
於是，周佛海找了手下的得力干將、偽稅警總團頭目熊劍東密議此事，決定周佛海不出面，由熊負責操辦此事。
熊劍東與日本上海憲兵隊中佐岡村是日本軍校的同學，關係甚篤。他利用這一點向岡村進行挑撥，說李士群看不起日本憲兵隊，也瞧不起岡村。岡村一聽，決定要把李幹掉。
1943年9月6日，岡村借調解熊劍東與李士群的矛盾為名，將李請到外白渡橋百老匯大廈大樓談話，給他吃了預先下毒的牛肉餅。李士群回家後36小時，毒藥發作，於9月9日下午在蘇州一命嗚乎。
閱讀更多 計算機全棧工程師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