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漢王朝天下安寧的28年後，漢文帝的一系列舉措，根本不是為了“休養生息”撫平戰亂的瘡痍，
恰恰相反，他所面對的根本是“天下殷富”、“利出多孔”之後的舊制度失靈以及商品經濟活躍帶來的社會秩序和倫理的動盪。這一點上，《漢書·食貨志》說“時民近戰國”只是點到了皮毛，漢文帝時離戰國時代再近，也隔著50多年，秦始皇治下的人民不是更近戰國？
更何況此時的漢郡本就以戰國時秦、魏、韓三國的舊地為主，大部分地區施行秦制、秦法早超過100年了，歸結為民風、民俗根本就不靠譜。
歸根結底是人民嚮往自由選擇的基本人性在惠帝、呂后時代的“弛禁”後陡然爆發，一舉沖決了“利出一孔”的耕戰組織。
讓皇帝更覺得可怕的是，哪怕是本應與皇帝聯盟一同維護“耕戰”社會的官吏們，也已“倒戈”，正如賈誼所描述的：
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
大臣們是真不瞭解外面的世界變化嗎？當然不是，他們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了“行政程序”的合法、非法之上，其實就是態度，他們在用“不作為”擁抱這個更自由的時代。
作為新王朝的既得利益者們，作為漢王朝一波波拋棄同盟者後的最終孑餘，諸侯王、列侯、將相、二千石們，具備整個社會最強的“變現能力”，他們的封地、食邑、宗族、權力，都讓他們在這場財富盛宴中佔得了先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灌夫家族。
也正因為如此，漢文帝在表彰孝悌力田時，不忘加上“廉吏”，
恰恰因為在秦制塑造的封閉、固化社會下，曾經被荀子盛讚的“古之吏”、“古之士大夫”，在新朝已經成為稀罕物： 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
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
環境的巨大變遷，漢朝所繼承的秦制，也就是為“利出一孔”的“耕戰社會”服務的官僚組織已經失靈，漢文帝也好，漢景帝也好，漢武帝也罷，面前只有兩個選項，要麼跟著向前，以利導之；要麼不惜鮮血的代價，用殘酷的屠刀把整個社會拉回到“體制元初”。
前者簡單易行，但需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對於自身皇權的處處受挫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後者則恍如踩鋼絲，只要一個行差步錯，帝國就將萬劫不復。
漢文帝是一個精明的現實主義者，當他認識到蓬勃發展的商品經濟之中，除了原本秦制中可以管理的從事商業的“賈人”之外，還有國家依靠原本的律令無法控制的大批民戶工商業者存在，
他們的規模之大，讓王朝常態制度下的小修小補，如加重商稅、身份折辱等手段無從奏效，只能承認現實。更重要的是，作為皇帝，對他寶座威脅最大的，還不是這個“脫韁了”的商品社會，而是長安的功臣列侯、關東的諸侯王們，他們恰恰是漢文帝一朝前期和後期分別削弱、打壓的對象。
那麼，穩定社會、爭奪民心、財力、物力，文帝一朝採取“跟著走、以利導之”的國策，也就毫不奇怪了。
事實上，在漢文帝的糧食倉儲充盈之後，第二次減半當年田租的“善政”頒佈的同時，還下達了另外一條詔令：
（漢文帝十二年）三月，除關，無用傳。
再看看“關”外的人在做什麼，《史記· 吳王濞列傳》：
會孝惠、高後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富饒。
（漢文帝時）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與平賈。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訟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餘年，以故能使其眾。
《史記·淮南衡山列傳》：
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
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為。
招納流亡、豪傑，哪怕漢文帝的親兒子封王也不能免俗，梁孝王劉武一樣是：
招延四方豪桀，自山東遊士莫不至。
人才、人力、財富的爭奪，讓漢文帝不得不“大方”，皇位背後的刀子，也讓他不敢對早已看不慣的“世道”下手，反而只能與這個“上下相反，好惡乖迕”的社會和解，用自己手中的權力籌碼來“購買”糧食、人才。
更直白地說，漢文帝是作為一個秦制帝國的君主，眼睜睜地看著自己偏愛的體系瓦解，滑向不知走向何方的深淵，他還不得不接受，這個過程，就更沒有“休養生息”什麼事兒了。
閱讀更多 劉三解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