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過往“成功學”邏輯下的漢初敘事過於深入人心，“休養生息”的故事甚至上溯到了漢興之初，將“田租十五稅一”置於劉邦時代 ，根據就是《漢書·惠帝紀》中的記載：
減田租，復十五稅一。
這是漢惠帝繼位時施行的一條“善政”，一般的看法認為，既然用了“復”字，則之前一定施行過該稅率，也只能是漢高祖時代的舊例，並以《漢書·食貨志》中的記載為佐證：
天下既定，民亡蓋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孝惠、高後之間，衣食滋殖。
不過很有意思的是，《史記·平準書》也有類似的表述：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後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加粗段落幾乎是一模一樣的原文，主語卻變了，《漢書》中是漢高祖，《史記》中則是孝惠、高後，在這個問題上，《史記》文字在前，相同表述的指代對象，自當以《史記》為準。
哪怕是退一萬步講，高祖時代確實曾經施行過“十五稅一”的田租，漢惠帝時的“復”，也說明這個政策並沒有一直堅持，而是又調高了，真正開始施行這個“薄賦”的，還是漢惠帝。
毫無疑問的是，“十五稅一”相對於簡牘所見的秦朝田租（見本文附錄）明顯減少，但漢高祖時代實際施行的“十稅一”還要超過秦朝統一後的“十二稅一”。這都從側面證明了，所謂漢高祖時代開始“休養生息政策”是不恰當的，更是司馬遷這個漢初人不樂意給劉邦臉上貼金的根由所在，反倒是班固這個200年後的東漢人更樂於傳播從漢武帝時代開始塑造的“儒家化”的“湯武革命”故事，並虛化政治不正確的“惠帝、高後時代”。
但是，歷史的事實是，漢王朝初年的統治邏輯，並不是“儒家化”的，哪怕是在“十五稅一”同篇的詔書中，漢惠帝一樣強調了他作為“一部分人的皇帝”的態度：
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以為民也。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
這條明確規定以戶為單位，只需承擔軍賦，其他一切稅收全部免除的詔令，不但涉及了六百石以上的現任官吏家庭，甚至上延到了高級“故吏”，包括將軍、都尉、二千石，之所以在詔書上特別提出，即之前的法律中並沒有對應的規定。
張家山漢簡《戶律》中類似的規定是：
卿以上所自田戶田，不租，不出頃芻稾 。
租即田租，頃芻稾，即按田畝徵收的田芻、田稾，三者都是土地稅，不出，就意味著卿以上爵位者全部免徵土地稅，實際上與上面詔令中的優免是一致的。
所謂軍賦，在《史記》、《漢書》中僅此一處，如果是班固刻意取其古意，那麼先秦軍賦應該包括軍役、治兵器車馬的賦稅。
前者不論，後者，《漢書·高帝紀》記載：
（漢四年）八月，初為算賦。
這個算賦，顏師古註釋《漢書》這樣解釋：
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
也就是說，算賦或稱算錢這種人頭稅不可免，另外一種郡、國皆收的人頭稅“獻費”，能不能免，就在兩可之間。
不過無論如何，漢惠帝的善政在“普惠於民”的同時，也紮紮實實地照顧了一部分“老兄弟”，或者說“退休老幹部”。
有學者認為，秦人重爵，所以漢惠帝在詔書中對於“官吏”的優免應該早已有之，其實恰恰相反，《戶律》中所見的基於“爵位”登基的優免，或許確實早已有之，但對於六百石以上官及“故吏二千石”以上的優免，則未必如之，否則何必新頒詔確認？
而這份詔書中的區別對待的標準，恰恰說明了，到了漢惠帝登基天下大定的時刻，曾經跟隨劉邦的低級軍吏在用爵位和復免酬功之後，已經迅速被扒拉到了“被統治者”的秩序之中，仍需要另眼相看的，只剩下高級將吏了。
到了呂后臨終賜金，也秉承了重秩祿官吏，輕二十等爵的邏輯：
（高後七年七月）辛巳，高後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
總結一下，從惠帝繼位拋出這個“十五稅一”田租的“善”政，主要是比他爸爸要“善”的政策之後，一直到漢文帝二年九月詔：
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這中間隔了多久，17年時間，“休養生息”的大漢王朝才拿出了更新的“善政”，由田租的“十五稅一”減免了一半，注意，是“今年”，也就是當年為“三十稅一”。
再下一次的“今年”，則是10年後：
（文帝十二年）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於今，而野不加闢。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
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又過了1年，漢文帝才“玩兒了一把大的”，廢除田租：
（文帝十三年）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廑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非常有趣的是，司馬遷在《史記》中僅僅照錄了最後這一次，前兩次“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在《孝文本紀》沒記，怕也是對這種實質價值有限的“秀”缺少興趣，而只對這種真正的改制給予足夠的重視。
而這個政策，才配得上“休養生息”四個字，但是，它的施行，距離漢定天下已有28年，妥妥的一代人，按照惠帝強制結婚的詔令，已經是兩代人的時光。
可以說，以秦朝為例子，最危險的“二代而亡”的時期早已在惠帝、呂后的手中平安渡過，文帝的種種舉措，和之前其實是兩個代際，而非什麼一以貫之的“漢初休養生息時代”，至於將漢朝擺脫“二世而亡”命運的原因歸結於“休養生息”更是奇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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