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統一之初，秦國與關東諸侯在制度、風俗方面仍然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然而為了整齊風俗，秦國激進的將秦法推向關東，最終引起了關東社會的強烈反彈以至滅亡 ，秦鑑在前，劉邦得國之後選擇了更為保守的政治策略，一方面基本恢復了戰國時代的七國秩序，另一方面實行黃老之治，給予關東諸侯極大的自治空間，從而獲得了關東社會的認可，鞏固了統一。
首先，在天下秩序方面，高祖基本恢復了戰國時代的七國秩序，體現了對關東傳統的尊重和妥協。在秦末之際，復立六國也成為了普遍的要求，秦國暴政的一大原因便在於【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與之對應，三老認為陳涉有資格稱王的理由包括兩條，分別是【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和【復立楚國之社稷】，無獨有偶，諸將勸劉邦即位時的理由分別是【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及【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說明秦末之際改變秦國的大一統，分封諸侯是一種普遍的期望，因而無論是項羽還是高帝，分封關東諸侯成為了必然選擇。
需要說明的是，項羽與劉邦的分封，雖然在天下秩序方面存在差異，但是總體上都體現了關東社會要求復國的主張，因此並無本質區別，項羽在其中的作用不宜過分誇大，但是我們不妨以項羽為對比，進一步考察高祖所做出的的妥協。
項羽與高祖分封的不同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就自身定位而言，項羽自居西楚霸王而劉邦則為漢帝，說明二人的社會藍圖不同，項羽更傾向於齊桓公式的霸政，而劉邦則有意成為統一天下的皇帝，因而此時的郡國並行只是暫時的妥協；其次，就地緣格局而言，項羽一共分封了十九個諸侯國，而劉邦除了將楚國一分為三外基本保留了戰國時代的七國格局，在這方面可以說劉邦展現出了對關東社會更大程度的妥協；最後，就諸侯王人選而言，項羽有意識的提拔了軍功階層作為諸侯以壓制六國貴族，可以說帶有很大的主動性，然而高祖的諸侯王中，英布、韓信、彭越屬於不得不封的軍閥，而韓王信與吳芮則相對弱勢，因而可以認為
高祖對於諸侯王的任命十分謹慎，儘可能的避免封王，這也與其希望逐步統一的目標相一致。其次，在國內政策方面，漢初採取了清靜無為的黃老政治，給予了關東諸侯極大的自治空間。以往論及漢初的黃老政治，人們多關注於其在秦國暴政之後休養生息的一面，這實際上是一種縱向的歷時性分析，如果我們採取共時性的橫向視角，便能夠發現黃老政治對於緩和東西矛盾所發揮的作用。在關東、關中社會的風俗文化存在較大差異的大背景下，漢朝吸取了秦亡的經驗教訓，並不急於推行文化整合，【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便是最為典型的表現。
關於此時諸侯國的治理情況，我們可以從立法權與行政權兩個方面進行考察。從事之後賈誼《新書》內容來看，漢初的關東諸侯甚至可以自定法律，【諸侯王雖名為人臣，實皆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非立,漢令非行也。】而在具體的行政治理方面，漢初諸侯對官吏的任免有很大權力，他們往往選擇身邊的親信或本地人，這在客觀上強化了諸侯國的獨立性與地方性，他們的具體政策也因此體現出當地風俗傳統的影響，由此我們再來重新審視曹參的黃老政治，實際上齊國早有清靜無為的傳統，【太公至國，脩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曹參作為楚人，卻依照齊國的行為模式治理齊國，這顯然體現其統治策略中尊重風俗的一面。
綜上所述，我們發現在實現對全國的軍事征服和政治統一後，高祖與漢初功臣選擇暫時停下腳步，接受、容忍不同習俗並存的局面，針對不同地區實行不同政策，在恢復七國秩序的同時，允許諸侯王在一定程度上制定法令，依靠本國士人和當地傳統從俗而治，因而避免了亡秦覆轍，將帝國的統治鞏固下來。當然，高祖與他的子孫們也清醒地認識到，這種讓步與妥協只是暫時的無奈之舉，高祖並在完成統一後指出【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伴隨著高祖消滅異姓王、文帝剝奪諸侯王置相權、景帝剝奪諸侯王置吏權並平定七國之亂，郡國體制逐步走向終結，漢朝用了漫長的七十年時間，實現了對東方六國的“再征服”。對於戎馬一生的高帝而言，很遺憾他沒能看到那一天的到來，然而就在不遠的東方，那個洛陽少年正剛剛準備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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