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皇帝就是朱棣，關於他的生平事蹟，我們不說耳熟能詳，也能基本瞭解個大概了，他發動“靖難之役"武力奪取皇位，殺人如麻，另一方面，又有各種文治武功輝煌成就，可以說是大功大過譭譽參半，介紹他的書籍多得數不過來。
朱棣是中國非常重要的歷史人物。本次我們將站在永樂時代東亞甚至整個亞洲歷史的高度上，重新看待和評價朱棣，特別是朱棣在對外方面的作為，在朱棣時期，被納入明帝國朝貢體系的國家超過了60個，遠遠超過朱元璋時代的數據。並且，明帝國通過非暴力的形式，把日本也納入這個體系。而朱棣建立的華夷秩序，還影響了明清兩朝近500年的東亞國際秩序。
我們先講講，什麼是華夷秩序。
華就是指中國，中華，“華"就是華夏的簡稱，華夏是中國自古以來的稱謂，也叫諸夏，而華有“華美"的意思，引申為文化優秀、先進；“中"指的是地理位置，古人把他們活動的區域，主要是黃河流域，看作世界的中心，所以稱為“中國"、“中土"，本來主要指中原地區，後來用來代指整個中國，“中"的另一個意思是指，這裡也是這種統治秩序的政治中心區。這就是“中華"這個概念的由來。
那華夷的夷，就是一個跟華相對的概念指周邊的少數民族地區以及外國，同時暗指他們文化比較落後。本來夷、戎、蠻、狄這四個字分別指東西南北四個方向上的民族，後來就用一個籠統的稱謂“夷狄"，來泛指異族和外國人。
在和所謂夷狄相處的過程中，“中華"這個概念是一圈一圈不斷外擴的，既是因為移民，也是因為文化的傳播與同化，很多歷史上曾經的“夷狄"，後來都被納入到中華的圈子裡來了，比如先秦時代的秦、楚、吳、越，漢代的南匈奴、唐代的東突厥等等，最終都成了“中華"族群和文化的一分子。
說到中華對於夷狄的態度，總體上是以懷柔為主，提倡“宣德化而柔遠人"，意思就是，對待夷狄，應該用德政來感化他們，對他們好一點幾，讓他們聽話，教他們學著按你的遊戲規則來玩，安守本分，這樣大家就都好過了。就像“四書"之一的《中庸》上說的那樣，“柔遠人則四方歸之。"對待邊遠地區的異族，採取懷柔政策，他們就會歸心於你。這就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理想中的華夷秩序，也是中國古代處理華夷關係的總的傾向。
基於這樣的理論，到漢代就出現了對外的冊封制度。漢朝政權以“天下共主"的名義，冊封周邊的民族和國家，相當於為他們首領的統治權，做一個合法性的背書，以此來換取他們遵守中國製定的華夷秩序。而這樣一來也就明確了一個原則，“中華天子"，同時也是夷狄的君主，至少在理論上是這樣。最早接受冊封的是朝鮮和南越（就是今天兩廣地區和越南北部）公元57年，日本北九州的“倭奴國"第一次被東漢光武帝劉秀冊封。冊封制度在“中華"王朝鼎盛時總會達到高峰，成為華夷秩序穩固的象徵，而戰亂時代，這套秩序就不靈了，中央政權不但無法控制夷狄地區，甚至連名義上的宗主地位也會喪失。
下面我們就來講講朱棣時代華夷秩序的狀況，和他大力主華夷秩序的迫切性。明朝初年到永樂早期，雖然又建立起了統一的帝國，但可以說，華夷秩序處在一個非常糟糕的狀態。這是因為，在之前的元朝，中國歷史上首次出現了被異族完全征服的局面，華夷秩序整個顛倒過來了，所謂“夷"成了所謂“華"的統治者。所以說，從明朝建立到永樂初年，華夷秩序處在一種崩塌狀態，而不重新建立起華夷秩序，明朝的法理性和權威性就是有缺陷的，沒法自稱“代表天命"，更何況重建華夷秩序也是應對蒙古勢力的政治需要。但在這個問題上，朱元璋給出的解決方案是保守的，他提出了“統一華夷"、“君主華夷"等口號，同時在政治上試圖通過分封來分化蒙古，又沿著長城一線佈防；針對南方倭寇的襲擾則實施了海禁，建立起防衛式的對外原則。朱元璋的這些措施，總的指導思想是收縮防禦，並不完全奏效，而且這就跟傳統的華夷理論相違背了，因為經典的華夷理論，中華需要向周邊展示自己的力量、文化與寬宏大量，這樣才能達到“四方歸之"的理想境界啊，你總收縮起來怎麼行呢？所以，朱棣掌權之後重新調整明朝在華夷秩序問題上的戰略，也是對他老爸朱元璋這種保守態度的修正。
另外，從個人角度來說，朱棣也迫切地需要通過一些大手筆，來重新完善自己的形象。我們知道，朱棣的上位過程其實是不合法的，他從侄子建文帝朱允墳手裡搶來皇位，這個過程相當血腥，之後又搞大清洗，最典型的就是方孝孺事件，因為不肯合作，朱棣不單殺了方孝孺全家，還把他很多學生朋友也都殺了，這就是所謂“誅十族"，但是幹完了這些事，朱棣也心虛啊，因為他知道，畢竟寫歷史的筆是掌握在文人手裡啊，他也擔心自己死後，在史書裡被文人們塑造成一個像桀紂那樣的壞蛋典型。所以朱棣大肆篡改歷史，直接把建文的年號給抹掉了，把朱允墳叫做“革除君"，連廢帝都算不上，還三次組織編纂記錄朱元璋生平的《太祖實錄》，編他老爸的歷史，編到第三版甚至把自己的親生母親都給修改了，他明明是庶出，卻改成嫡出，說自己是朱元璋的皇后、也就是著名的“馬大腳"生的。由此可見，朱棣版的《太祖實錄》慘了多少水分。
但光有這些篡改歷史的小動作，還是不保險啊，所以朱棣還需要不斷完善自己的“人設"，在各個方面建功立業，以此來增加自己統治的合法性。比如組織編修《永樂大典》，這確實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大盛事，再比如遷都北京，興建紫禁城，創立內閣制度，完善廠衛系統，這些舉措，不論按照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算好事還是壞事，在當時，確實是幫助朱棣穩固了對內統治。但僅僅是對內還是不夠，朱棣以李世民為偶像，因為這二位都是通過政變上臺的，但是李世民的文治武功，幫他洗白了汙點，所以朱棣也想沿用李世民的成功路徑，像李世民的“天可汗時代"那樣，重建一個由他來主導的華夷秩序，所以他也迫切地需要改變朱元璋時代的保守戰略，對外有所作為。
那朱棣在這方面都做了哪些努力呢？在對外問題上，朱棣的志向其實已經在他給《永樂大典》寫的序言裡流露出來了，
他說編撰此書的目的是，“尚惟有大混一之時，必有一統之製作。所以齊政治而同風俗。序百王之傳，總歷代之典。"也就是說，要建立一個政治、文化、風俗上的大一統，把世界都納入到這個秩序裡來。另一方面，朱棣後來堅持遷都北京，提的一個很崇高的理由也是，“天子守國門"，並且他一生中多次親征漠北，號稱“五出漠北，三犁虜庭"，就是說他五次出征，次都把敵人給掃平了，雖然有一點誇張，但是從中可見，朱棣對通過武力來保障安全這個戰略，確實是非常重視的。上述這二者結合起來看，就是朱棣在華夷問題上的戰略思想以及實際動作，我們可以概括為：海上要懷柔，陸上要征伐。
下面就分別來詳細講一下。我們先看朱棣提出的囗號：“華夷一家"，可以說這個口號就比朱元璋高明多了，朱元璋提的是“統一華夷"，雖然聽起來好像差不多，但是說統一，那誰統一誰就是個問題，潛臺詞當然是華要統一夷一一總不能讓夷來統一華吧？但人家夷也不傻啊，這個言外之意當然聽得出來，當然也就不愛接受。而“華夷一家"迴避了誰占主導地位的問題冫聽起來就多了些包容性，而底子則是更強的自信。為了實現這個囗號，朱棣在海陸兩方面都做出了大動作，海上的行動，主要是鄭和七下西洋，走的是懷柔路線；陸地上則是親征漠北，走的是強硬路線。一柔一強，目的都是一個，重建“華夷秩序"，做真正的“中華天子"、唐太宗那樣的“天可汗"。
鄭和下西洋的歷史是眾所周知了。從永樂三年（1405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鄭和曾七下西洋，其中六次發生在永樂年間。鄭和下西洋比歐洲的大航海時代早了將近一個世紀，1433年，鄭和在最後一次航行中去世，安葬在了印度的古裡，這個地方，後來西方人把它叫做卡利卡特，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達．伽馬也到了卡利卡特，比鄭和最後一次航行還晚了半個多世紀，而當時，當地還流傳著鄭和的傳說，讓達·伽馬無比震撼。鄭和下西洋的規模和輻射範圍，即使大航海時代很多年以後，西方艦隊都難以比擬。第一次出航時，隨行士兵就多達27800人，大船62艘，其中最大的“寶船"全長約150米，寬約60米，絕對是那個時代的海上霸主。每次下西洋，鄭和艦隊都會有地理新發現並延長航線，從東南亞到印度洋、波斯灣、紅海沿岸、非洲東海岸，都有鄭和艦隊的痕跡。由此也留下了一個巨大的歷史疑問：為什麼擁有海上霸權的明朝，沒發展成海權國家？
過去有三個說法：一是鄭和下西洋是為了尋找建文帝的下落，二是為了清糹敫元末梟雄張士誠在海外的餘部，三是為了開拓海上貿易。這三種說法，至少前兩種說法是不靠譜的。因為下西洋耗資巨大，而所謂建文帝或是張士誠餘部，即便真的存在，也不可能對朱棣的統治構成威脅了，怎麼可能為他們而耗費這麼高昂的成本呢？至於擴大海上貿易，這個說法也缺乏說服力。
朱元璋時代就確立了“海禁一朝貢"的二元體制，對貿易總體上是扌非斥的，永樂年間更是全面禁止民間自由貿易。朱棣雖然放寬了海禁，免除了朝貢貿易中所帶物資的關稅，但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海禁"。因此，最大的可能是，鄭和下西洋的目的就是在儘可能廣的地理範圍內重新確立朝貢體系，依據儒家的規範，發現並且懷柔儘可能多的“夷狄"。
這與100多年後西方興起的以尋求財富和貿易霸權為目的的大航海運動，可以說這二者的訴求是完全不同的。鄭和七下西洋，為的是實現朱棣“四夷來朝"願望，可以說，至少在永樂年間，朱棣的這個理想實現了。洪武末年，來中華朝貢的國家有減少趨勢，到永樂年間，朝貢國激增，《明史》評價朱棣生平這一章裡說，“明命而入貢者殆三十國"，就是來朝貢的國家有30個。最多的時候達到了60多個。特別是鄭和下西洋之後，很多國家都是國王跟隨船隊，親自來朝見。《明史》稱：“北窮沙漠，南極溟海，東西抵日出沒之處，凡舟車可至者，無所不屆。"在當時的地理發現條件下，永樂朝稱得上是“日不落帝國"了。
海上是廣交朋友的懷柔，陸地上則強硬得多。朱棣稱帝后，安南（就是越南北部）很快上表請封，但隨後屢犯明朝邊境。永樂四年十月，朱棣派大兵進攻安南，第二年五月佔領安南，永樂把安南的名字改成當年漢帝時代取的“交趾"，任命漢族官員分管三司，安南在獨立了400多年後被重新內地化。
值得注意的是，朱棣對安南大動干戈，不是因為安南對中國的威脅有多嚴重，而更多出自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朱棣在佔領安南後發佈的檄文中明確指出，安南國王侵犯明朝邊境、還侵犯他國、非法繼承安南王位，這些都是超出了外藩的本分。即使如此，在抓住當時的安南國王后，朱棣也沒有嚴懲，而是訓誡一通之後就把他給放了。這表明，朱棣更重視的是外藩是否能遵守華夷秩序，出於類似的原因，朱棣對蒙古部更是多次討伐。永樂年間，活躍於蒙古高原東部的韃靼部處於分裂狀態，還不算是明朝的嚴重威脅，但永樂六年之後，韃靼逐漸強大起來，拒絕朝貢。於是，朱棣下令征討。在明軍失敗後，朱棣決定親征蒙古。從永樂八年到永樂二十二年，朱棣先後五次親征，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一位多次跨過長城、率軍親征漠北的皇帝。雖然五次親征，發生交戰的只有第一次和第二次，而且勞民傷財，沒有讓蒙古對明朝的戰略威脅得到徹底解決，但由此也可以反映出朱棣的執念：看得見的異族，就應該進入朝貢體系，否則絕不罷休。帶著這樣的強烈信念，朱棣年過六旬仍然連續三年帶病出徵，最終也在征途中死在了今天內蒙古的榆木川。可以稱得上“生命不息、戰鬥不止“，現在的觀點看，朱棣屢次征討蒙古並不明智，效果也不好。朱棣死後，向他朝貢的瓦刺部落就叛變了，並在25年之後搞出了“土木堡之變"，但是，歷史要回到當時的情境中評判才有意義。從政治的角度講，在朱棣時代，華夷秩序從崩塌到重建，到被動防守到有能力征討蒙古，朱棣的成就還是顯而易見的。而意外的是，雖然蒙古部落沒有被納入中華內圈，其他儒家文明圈的國家卻進入了這一體系，並影響了永樂時代之後500年的東亞國際秩序。這個國家，就是日本，這也是永樂時代華夷秩序完成的一個標誌。
前面我們有說到，永樂年間嚮明朝納貢的國家，最多的時候有60多個，數量上是相當可以了，那麼質量呢？這本書裡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含有價值的參考指標，就是日本，與明朝的關係。
要說清這個問題，我們需要總體盤點一下日本與中國曆朝歷代的關係。雖然在漢代，日本接受過漢朝冊封的“倭奴國王"，但當時的日本還沒形成統一的國家，而隨著日本的統一，從公元5世紀開始，日本就從中國的冊封體制中擺脫了出來。即便在盛唐時期，日本也沒有再進入中華朝貢體系，我們都聽說過唐代著名的“遣唐使"，可能很多人對這個問題的理解有偏差，遣唐使僅僅是外交使節，並不代表日本對中國的臣服。在遣唐使被廢止之後，日本就完全脫離了“華夷秩序"，宋元時期，日本與中國僅僅維持著民間貿易和留學生之間的往來，官方層面沒有正式外交關係。
明朝開國後，日本對中國的態度突然轉向親近。這也跟日本國內的局勢有關，當時日本正處在南北朝時代，北朝的實際統治者是室町幕府的第三代將軍足利義滿，上世紀80年代有一部經典的日本動畫片《聰明的一休》，如果你看過可能有印象，那裡有一位“將軍"，就是足利義滿。不過他的歷史形象可不像動畫片裡那樣整天玩樂，他非常有作為，結束了日本的南北朝分裂，最終成為日本事實上的統治者，所以他也被看做室町幕府真正意義上的開創者。而在那之前，足利義滿為了統一日本，需要一個穩定的外部環境，所以他打算依附中國，向當時剛當上中國皇帝的朱元璋靠攏。
洪武年間，足利義滿兩次派使者來中國，謀求恢復日中正式邦交。但朱元璋不認可他，認為日本的主事者應該是南朝的徵西將軍懷良親王（中國史書把他的名字寫成“良懷"），足利義滿的使者愛理不理，而有意思的是，那位懷良親王對朱元璋也很不買賬，答覆朱元璋的書信措辭強硬，氣得老朱一度發出戰爭威脅。
足利義滿統一南北朝後，以“日本國准三后源道義"之名，再次聯繫明朝。他這個署名是很有玄梘的，“准三后"是官名，屬於那種地位很尊崇但沒什麼實際職能的虛“源"是日本最高貴的姓氏之一，據說是天皇的同宗，源氏也就是日本文學名著《源氏物語》的那個“源氏"，而足利家族據說是源氏的後裔；“道義"是足利義滿出家時的法名。順便說一下，日本古代很多人都有過出家的經歷，所以會取法名，在中國知名度很高的日本戰國名將武田信玄、上杉謙信，他們名字裡的信玄、謙，就都是法名，而不是本名。可以說，足利義滿選擇這個署名是費了一番心思的，自稱“源氏"是自高身價，用“准三后"這樣的虛職，又避免貿然自稱“王"什麼的，引起中國方面不快。
建文四年，足利義滿按照中國的禮儀，用大禮拜的方式接受了建文帝的冊封，被封為“日本國王源道義"，正式加入了中華朝貢體系。但是我們知道，建文政權，到建文四年這一年就終止了，所以建文帝的冊封並沒產生實際效果，足利義滿不得不重新尋求建文的替代者一一永樂政權的承認。永樂二年，朱棣高興地再次冊封足利義滿為“日本國王"，與足利義滿正式結成君臣關係。此後，足利義滿年年派使者朝貢，還應明朝的要求抓捕並引渡倭寇。永樂四年，朱棣把日本的阿蘇山封為“壽安鎮國之山"並親自作了碑文。這意味著，承認日本蠻夷之地的山川等同於中華山川，
在當時是極大的獎賞。相應的，讓日本以屬國身份進入中華朝貢體系，這是當年忽必烈動用軍隊、朱元璋發出戰爭威脅，都沒能做到的，這個成就也標誌著永樂時代中國主導的華夷秩序達到頂峰。
日本進入中華朝貢體系，不止是在朱棣與足利義滿這一代人，事實上，除了室町幕府第四代將軍足利義持之外，其他幾任將軍都基本延續了足利義滿的外交政策，雖然日本學界不少人批評足利義滿執行的是屈辱外交政策，但是這一史實卻改變不了。
除了日本，朝鮮和當時的東南亞各國出於自身權力穩定和貿易利益的訴求，也紛紛要麼主動要麼被迫地加入了中華朝貢體制。這樣一來，在永樂年間，以中華為核心的華夷秩序達到了巔峰時刻。
最後我們再來看看朱棣時代建立的華夷秩序，對後世的影響。
朝貢體系和華夷秩序，當然不符合今天的國際關係理論，但是，它代表了永樂年間東亞政治一體化的潮流，並且影響深遠。一方面，從永樂朝開始，形成了真正的儒家文化圈，漢字、中醫、卜算等等，在圈內得到廣泛交流應用；另一方面，東北亞丶東南亞普遍走了中國式的近代化之路。比如，清朝統治者以中華文化圈的新代言人自居，明朝確立的政治制度，除了廠衛制之外，在清朝都被傳承了下來，包括明朝對外的“海禁一朝貢"二元體制。也實施過“海禁"，這是受中國政策的影響，甚至日本江戶時代的鎖國政策，也和明清的海禁極其相近，中國的海禁政策影響了東亞各國的對外政策，具體表現為：對外貿易受國家控制，並且和政治掛鉤，同時，對待外洋的態度以警惕和排斥為主，這就跟西歐那種以自由貿易和對外開拓為指導精神的近代化，完全路徑相反，
這就是所謂的“中國式的近現代化"。從這個角度來講，永樂皇帝朱棣確立的東亞國際秩序，深刻影響了後世的東亞地緣政治。所以作者說，'而今，永樂帝仍具有現代意義。
(￢︿̫̿￢☆)說完了 散了散了吧。
閱讀更多 漫步的小書童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