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旭东
青春，是生命的一段过往，青涩是她的底色，春天是她的标签。青春无所谓长短，等到秋风起，秋叶落成堆，随青春一起枯萎不后悔。埋进岁月里的是青春的根，留在记忆里的是青春的魂……
—— 题记
1979年深秋，刚过完17岁生日的我穿上军装，从湘西小镇入伍来到山城重庆。
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重庆的大街小巷，处处可见穿花衬衫、喇叭裤，烫爆炸头，戴蛤蟆镜，跳迪士科的青年男女。
每次和战友上街，走在路上，总能遇见一些新潮的女孩，一边扛着台式录放机，随着音乐扭动着腰肢，一边用戏谑的口吻冲我们喊：“兵哥哥，过来耍个朋友噻！”吓得我们脸一红，落荒而逃。
不过，与花衬衫、喇叭裤相比，我们还是觉得自己这身军装帅气。“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军装一穿，整个人便显得阳刚英武。所以，心里一直有个强烈的愿望，一定要穿着军装照张像，寄回家去，让父母在厂里工友面前显摆显摆。
上世纪80年代初青年男女的服装发型
我所在的连队是个通信连，驻在沙坪坝区歇台子附近一家奶牛场后面，背倚青山，满目苍翠。
重庆这个地方，气候潮湿，土地肥沃，说句夸张的话，随便插根竹筷都能发芽。
本来，连队种的几亩空心菜，割了又长，长了又割，除了供人吃外，喂猪也足够了。但为了培养官兵勤俭节约和劳动的好习惯，连里还是鼓励我们周末去营区四周打猪草，喂养连队炊事班的十几头猪。
记得那是1980年3月的一个星期天上午，我们几个新兵上山打猪草时突发奇想：入伍都快半年了，还没照过穿军装的照片，父母来信催了好几次。何不趁这个机会，借连队干部的手枪出去照张相，早点寄回去以解父母的相思之苦。
回到连队，正好遇到副指导员岳民（平时老兵都戏称他“岳副”）。听我们一说，岳副指导员想都没想，很爽快地答应了。他不仅取下挂在床头的手枪，还找出一个不知是谁的海鸥牌相机，陪着我们几个臭小子，来到了连队附近的一片竹林里。
本来，我是连队无线电台的报务员，天天跟电键、耳机打交道。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里男主角李侠的那身装束，我最熟悉。但在荒郊野外，这些道具派不上用场。所以，岳副指导员受电影《侦察兵》剧照的启发，让我装模作样地摆出侦察兵造型，拍下了入伍后的第一张照片。
入伍后第一次穿军装照相
从上一幅照片中，细心的朋友可能会注意到，我左手腕上戴着一块亮晶晶的手表。那是父亲当年去上海出差时，给母亲买的一块上海牌手表。在我入伍之前，母亲又将这块心爱的手表送给了我。
因为一幅照片，让我永远记住了“岳副”，也记住了无以言表的浓浓的母爱。遗憾的是，“岳副”当年就转业了，我们再未见过面……
有了这次照相的经历，我对摄影产生了浓厚兴趣。但在当时，即使买一台普通的海鸥相机，也要好几百元。作为一名新兵，我每月津贴才7块钱，买相机的事连想都不敢想。后来，我和同年兵老乡、有线通信排的田百伟无师自通，迷上了冲洗照片。
与战友田百伟合影
印在邮票背面的照片
与买相机相比，这项技术投资要少得多，买点相纸、显影粉、定影粉即可。
六月的重庆像个大蒸笼。一到晚上，我们抱着个脸盆，躲进一间堆杂物的库房里，关门闭窗，任汗流如柱，仍全神贯注地冲胶卷、洗照片、晾照片，忙得不亦乐乎。没多久，我们不仅能够熟练地用相纸洗印照片，还学会了将照片巧妙地印在邮票背面。
当然，也有失败的教训。我当了4年报务员，只照过唯一的一张工作照，结果冲洗脐卷时不慎跑光，使照片的一角成了“白板”。好在照片轮廓没受太大影响，让我今天还能欣赏到这“残缺美”。
因胶卷曝光遭“毁容”的工作照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4年报务员的经历，让我对那“滴滴哒哒”的电波声异常敏感。从那以后，每次看电影电视，一看到我地下党或国民党特务，在那里装模作样发报的样子，我都忍不住要笑出声来：切！这也太假了吧！
但过后想想，我这人也着实有点矫情。人家影视艺术跟玩魔术一样，本来就是蒙外行的，跟你逗个乐。如果观众个个都是内行，人人都能看出破绽，那人家导演还怎么导？演员还怎么演？总不能一部戏拍下来，全都用替身吧？
1981年春节重庆红岩村留影
转眼间，当兵两年了。这天傍晚，连队通信员突然找到我，说我父亲来了。得知消息，我又惊又喜。惊的是父亲来得太突然，事先没有任何预兆；喜的是分别两年，父子俩竟然在山城相聚了。
见面时，父亲手里正攥着个皱巴巴的信封，我一眼认出来了，那是我之前写给家里的信。父亲告诉我，这次是与厂里同事向叔叔到四川宜宾出差，顺道来重庆看望我。
那个年代，打个长途电话都不容易，更别说往部队打电话了。所以，父亲和向叔叔全凭信封上的地址，一路打听才找到了我。
清楚地记得，那次父亲上身着蓝灰色的中山装，下身穿了一条崭新的咔叽布裤，这是他临出差之前，母亲特意去均坪赶场扯了几尺布，请本地手艺最好的裁缝赶制的。
想不到，这次出差途中，父亲遭遇了小偷，裤子后兜被小偷开了“天窗”，身上所带的现金、粮票均被洗劫一空，颇为狼狈。不过，父子俩在他乡重聚，父亲心中所有的沮丧和不快，很快烟消云散。
父亲脚上的那双皮鞋，从我记事起就很熟悉，小时候曾偷偷穿着它在小伙伴面前显摆过。不过，它模样长得像块砖头，皮子硬得像铁片，皱皱巴巴的，且变形严重，实在算不上好看。听父亲说，这是他1953年刚参加工作不久，在县城请一位老鞋匠做的。也难怪，算起来，这双鞋父亲已穿了近30年。
那时官兵关系融洽，连队领导听说战士亲属来队了，都要专程登门看望。因为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天，连长、指导员来招待所看望父亲的时候，特意提醒我陪父亲去附近几个景点转转，多照几张照片。
遗憾的是，因时间仓促，我找了一大圈，也没找到相机。第二天，我们来到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参观，见门口有照相的小贩，就请人给我们照了一张合影。这张照片直到10天后才收到。
与父亲（右）向叔叔在“中美合作所”留影
当天晚上，连首长专门叮嘱炊事班加了几个菜，端到连部。连长、指导员让我把父亲和向叔叔请过去，一起陪着吃顿便饭，算是接风。
连队条件简陋，一张办公桌挪到会议室边上，摆上几副碗筷、几个军用搪瓷杯，就算成席。父亲和向叔叔都不会喝酒，两口烧酒下肚，很快面红耳赤，醉眼朦胧。
平时不善言谈的父亲，话也渐渐多了起来。当时具体说了些什么，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大概就是鼓励我在部队好好干、长出息之类的话。
连队驻地离重庆火车站相距十几里地。父亲走的那天，连长、指导员赶到招待所送行，并提前让通信班派了一辆三轮摩托车，给他们送站。
父亲感动不已，悄悄把我拉到一边，叮嘱道：“焕儿，我看出来了，你们连长、指导员都是做大事的，好好跟着首长干，以后让我们伍家祖坟也冒冒青烟。等你哪天立了功，戴上了大红花，照张照片寄回来，让我和你妈也高兴高兴。”
入伍之初自制的相册扉页
父亲的预言很准。若干年后，当时的连长、指导员，肩上都扛上了金灿灿的将星，一个当了中将，一个当了少将。但每每谈到这个话题，我都心生愧疚，因为我不仅没能如父亲所期望的那样，让祖坟“冒青烟”，甚至连张戴大红花的照片都没能看到。
实际上，直到入伍的第18个年头，我在机关当了副处长，因为工作成绩突出，才第一次立功。但那时，早已不时兴戴红花照“光荣照”了。
自重庆一别，父亲再未提过照相的事，似乎早就被他淡忘了。其实，我在部队的每一点进步，父亲都看在眼里，令他欣喜，无论这进步是大是小。
我知道，在父亲看来，只要儿子努力了，就是优秀的！
1983年春天第一次探家时与家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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