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这一名称最早见于商代的甲骨文,有几十处之多,殷商的时候,蜀人已经和中原有密切的关系,当周人克商时,蜀人曾经前往相助过。相对中原华夏族而言,蜀族居住在西南边陲地带,在华夏族的眼中,蜀只不过是邦外之长。
到了魏晋时期,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中才有片段关于蜀的历史和传说记载。按照书中的说法:“有蜀侯蚕丛,其纵目。”蚕丛,即蚕丛氏,是蜀人的先王。先秦的蜀国并不是一脉相承的单一王朝。在秦灭蜀之前,蜀分别由蚕丛、柏灌、鱼凫、开明等诸族系的首领统治。
从考古材料来看,四川盆地与长江中游地区远在新石器时代便开辟了峡江道,后来还有一条穿越秦岭和巴山的天然隘道——嘉陵道,又称石牛道、金牛道或剑阁道,李白曾于诗中称其“难于上青天”。
传说嘉陵道是由蜀国第十二世开明帝命令他的“五丁力士”开辟的,筑路者恐怕不只是五个力士,五个力士可能代表五个部族。总之,“五丁力士”打通了从蜀至秦的通道,却因疏于防守,反而方便秦国兼并了蜀国,蜀国从此灭亡。蜀国王子安阳王带领残部辗转到达今越南北部,又苟延了一百多年。
几十年的研究表明,距今4800~2800年前,古蜀国创造了高度发达灿烂的文化,三星堆就是这个文化的中心。三星堆本身是一座无论规模、布局,还是建筑工艺都令人吃惊的古城。城墙墙基宽达40余米,顶部宽约20米。整个城址呈北窄南宽布局,南北长2000米,东西最宽2000米,面积约3.5平方公里,估计当时城内居住人口应在3至5万之间,是比三星堆古城修建时间晚1500年的古希腊荷马时代名城迈锡尼面积的一百倍!
大量的家养动物遗骨和塑造乖巧的家养动物造型,说明当时的家畜饲养业已具有一定的规模,而这正是农业发展兴旺的标志之一。而大陶盆、大陶缸、大陶罐等粮食容器和形制各异,用途不一的酒器,则直接表明了当时农业的发展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再从大量海贝、象牙的出土,雕花漆品的发现和衣饰繁复的青铜雕像等情况来看,当时已存在比较明细的社会分工,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发展已经达到了较高的程度。
从目前发现的大量遗迹遗物可以看出,三千多年以前的古蜀文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并不落后于中原地区,它所反映的应该就是古代巴蜀,特别是蜀人的历史进程或者说是巴蜀文明兴亡的全过程。它上承以宝墩村文化和鱼凫村文化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新石器文化,下接广都樊乡以至成都羊子山遗迹,可分为四期,相似的文化遗址分布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直到三峡内外的广大地区。
关于三星堆文化的渊源,研究者曾作过多种推测种意见认为,“鱼凫氏蜀人”是三星堆文明的主要创造者;另一种意见认为,“杜宇氏蜀王”是三星堆文明的主要创造者。目前还有氐羌说、濮人说、巴人说、东夷说、越人说等不同看法,研究的角度也有“传播论”和“影响论”等不同的观点。
多数学者认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与三星堆关系密切,其主体居民可能是来自川西北及岷江上游的氐羌系。郭沫若曾认为葛维汉、林名均在广汉发现的玉璧、玉璋、玉圭等器物均与华北、华中出土的相似,判断这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文化接触的证明。
再从出土的70枚象牙等物品来看,三星堆古蜀国当时可能与周边国家甚至更远的地方已有了商品交流。从部分青铜器上带有明显的古波斯风格纹饰和一些陶器酒杯极似欧洲同期出土酒杯外形看,三星堆青铜器可能还受到来自西亚、近东、欧洲等异域文化的影响,有了文化采借现象。
种种迹象表明,三星堆古国的影响力波及范围近千公里,西及云贵高原,北到陕西、甘肃,并形成了一条连接西亚地区波斯、埃及等国的联系通道。三星堆文明好就好在不是任何一种文明的模仿,它独树一帜、别具一格。
多数专家考证认为,三星堆出土文物表明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同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影响三星堆文化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发展也不是孤立的,三星堆文明是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撞击而生的文明之光,它包含了大量外来文化因素,是多种文化交互影响的结果,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器物和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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