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临沂，沿兰山路自孔庙向东约百米处，即今兰山路105号，座南朝北的建筑，便是临沂天主教堂。
天主教座堂始建于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历经10年，于1913年（民国二年）建成。所需资金全由福若瑟神父、诺广训神父在德国、比利时、荷兰等国的教友中募集而来。教堂南北长43.2米，东西宽17米，高30多米，整体建筑面积854平米，可容纳1000多人。它是一座具有欧洲风格的古罗马式大教堂，它气势宏伟，壮丽辉煌。外部建有高低不同的5个尖塔，座堂的4个角各有一个，正面正中的钟楼高耸挺拔，高达36米，成为当时临沂城内最高的建筑物。钟楼内设3个铜钟，每逢教会活动时传出的钟声悠扬悦耳，洪亮有力，可远播至城四周十几里以外，常常给人以飘渺天际、神秘莫测的感觉。
j教堂内部
1938年初春，侵华日军数万人在两个多月时间里先后从东、北、西三面向临沂城发动进攻，中国军队第四十军庞炳勋部和第五十九军张自忠部奋勇杀敌，顽强阻击，誓死守城，在给敌人巨大杀伤后，终因实力悬殊弃城南撤。同年4月21日，日军首先从老城西门攻进临沂城，所到之处疯狂烧杀，仅在西门里东西大街上用机枪扫射就残杀百姓700余人。当时，天主教堂成了中国人的避难所，广大教友和许多市民数千人都涌进教堂避难，人们只要踏进天主教堂的大门就是安全的，教会的声望由是大大提高，信教群众骤然大量增加。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在中国人民为捍卫民族独立和争取民主自由而英勇斗争的伟大事业中，临沂天主教的许多神父、修女、神职人员和广大教友也尽一切可能做出了宝贵的贡献。1939年9月，万宾来主教接到沂水王庄神父周泰送来急件，说“部分抗日官兵伤病员被日军围困在天主堂教会医院，请求主教与日本驻青岛领事馆交涉，为中国伤病员解围。”本着国际红十字会的有关章程和救死扶伤的信念，万主教立刻赶赴青岛，经过与日本人交涉，终于保住了这批伤病员的性命。在此后几年的战争环境里，这所医院的天主教守贞姑娘孙兰修等，曾给数以千计的八路军伤员进行过治疗和护理，使他们得以康复，重返前线。再后，由于日寇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解放区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战争更加残酷，不仅教会活动受到限制，大多数教会医院也毁于战火，有些则因环境恶劣被迫关闭。
20世纪40年代东西大街的天主教堂
解放后的天主教堂
在日伪统治下的临沂城，到处断垣残壁，死气沉沉，人们进出城门不仅要出示“良民证”。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战取得胜利。9月11日临沂城解放，山东省政府、山东军区很快从莒南大店迁到临沂（军区设在孔庙内）。10月，新四军和中共中央华中局从苏皖地区也来到临沂，按照中央的指示，华中局与山东分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华东局”；两个月后山东军区又与新四军军部合并，一时间临沂便成了整个华东地区政治、军事、文化和经济中心，临沂的天主教堂也骤然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和议论的话题。因为时任华东局副书记、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的陈毅将军及副军长罗炳辉等许多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物就住在天主教堂后面的神父楼，他们还经常在这里开会或会见中外宾客。据老人们的回忆，那时陈毅等同志晚饭后经常出来散步，有时还与附近居民攀谈，听取群众反映，了解他们的心声，并随时随地讲解形势，鼓舞人民群众树立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必定胜利的决心和信心。现在这些领袖人物曾经用过的宿舍和会议室都已成了历史文物，许多革命后代和党政军高官，如陈昊苏（陈毅儿子）、罗东进（罗荣桓之子）等都曾来此参观，追忆先辈们的丰功伟绩。
2008年的天主教堂
1946年6月，国共和谈破裂后，为防空袭，华东局、山东省政府、新四军军部和山东军区司令部均从城内迁到城外，陈毅等领导同志离开了天主教堂。1947年初，国民党大举向山东解放区进攻，2月15日占据临沂城。不久国民党的“绥靖公署”住进了天主教的南堂，门口经常有卫兵荷枪实弹，严密把守。1948年夏，济南解放后，国民党眼看大势已去，不战而逃。驻临沂天主教南堂的“绥靖公署”早已跑得无影无踪。10月10日，临沂城彻底解放，天主教堂也就从此摆脱了战争的刀光剑影。
将军旧居
閱讀更多 青果傾城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