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高考狀元拉出去遊街示眾，是功利教育的瘋狂表演
作者 李萬卿
高考狀元“遊街”
今年高考就要揭榜了。
每年高考揭榜後，高考狀元都很“忙”。
特稿哥在展開今天的話題之前，先講一個高考狀元被遊街示眾的故事。
“皇上駕到，宣各省狀元覲見——”
“三德子”撇著腔，拖著調，一聲吆喝，12名高考狀元身著狀元服，肩披大紅花，騎著高頭大馬，進入皇城相府御書樓廣場，接受“康熙皇帝”“敕封”。
故事是真實的，發生在兩年前的農曆六月初六，這些高考狀元是分別來自吉林、寧夏、雲南、安徽、河南、山西6省（自治區），其中還有五位女狀元。
“康熙皇帝”龍顏大悅，當即敕封9名省級高考狀元為“第一甲狀元賜進士及第”，賞“詔書”一冊、“銀票”一份（一萬元）；賞晉城市級高考狀元“銀票”一份（五千元）、《康熙字典》一冊。
敕封完畢，嗩吶聲起，“家丁”鳴鑼開道，眾狀元披紅戴花，跨上高頭駿馬，由御書樓依次進入午亭城內，經大學士第、東書房、明清街，跨馬“遊街示眾”。
細心的讀者還記得，早在2015年，皇城相府就曾舉辦過重獎全國高考狀元“遊街示眾”活動。當時，來自國內7省（自治區）的10名高考狀元齊聚皇城相府，每人獲得一萬元的助學金。
皇城相府是錢多得燒手？還是真心為高考狀元“牽馬墜蹬”？
顯然都不是。
其實，這是對封建科舉的一次克隆，還散發出一股炒糊的商業味兒。
無獨有偶，2015年，湖北一景區也拉著幾個狀元“示眾”。當年7月9日，湖北省2015高考文科狀元陳同學，理科狀元劉同學，榜眼吳同學，被“請”到古隆中“騎馬示眾”。當日是當地“狀元季特惠學生旅遊節開幕式”，兩位狀元每人還獲得了1萬元獎勵。但是，狀元們被“示眾”時的的表情都略顯尷尬。
這些山寨版“狀元遊街”，與其說是對高考狀元的商業炒作，不如說是功利教育的瘋狂表演。
高考狀元，本身是古代科舉的產物。從古到今，學而優則仕，早已成了一種社會價值觀。“昔日田舍郎，夢登天子堂。”不少讀書人一生都在為當官奮鬥。那個范進，屢考屢敗，屢敗屢考，中舉發瘋；唐代尹樞，中狀元時年已72歲，被人稱為“古稀狀元”。
其實，狀元也不過爾爾。
網上曾流傳兩組名單，特稿哥照錄於後:
第一組:傅以漸，王式丹，畢沅，林召堂，王雲錦，劉子壯，陳沅，劉福姚，劉春霖；
第二組：李漁，洪昇，顧炎武，金聖嘆，黃宗羲，吳敬梓，蒲松齡，洪秀全，袁世凱。
你對那個組裡的人更熟悉呢？
答案几乎千篇一律：第二組。
這個答案似乎有那麼一點點黑色幽默，第一組裡的人物全是清朝狀元郎，第二組的人都是清朝的落榜生。
特稿哥從來不能懷疑人家狀元的學識，恰恰是歷史開了個不大不小玩笑，狀元郎們都平平淡淡、默默無聞，漸漸被人們遺忘。那幾個落第秀才，倒一個個紅得發紫，影響著人們的思想或者改變著歷史。
如今，每年高考，全國都會產生超過62位省一級高考狀元，數以千計的縣級、市級的高考狀元。
你想想，幾萬人、十幾萬人、幾十萬人中才出那麼一兩個高考狀元，能不讓人心動嗎？況且，高考狀元帶來的巨大經濟效益、社會效益，讓很多中學、政府都忍不住要宣傳一下，熱炒一番，弄點政績。甚至，像山寨版“敕封狀元”之類，就是一場低俗的商業鬧劇。
事實上，教育部早就叫停炒作高考狀元，但在應試教育體制下，“狀元經濟”讓當今社會越來越浮躁，越來越盲從，越來越功利；而“狀元遊街”，則是功利教育的一次“示眾”。
這種“示眾”，其實也是對高考狀元的過度渲染，將“狀元”成為衡量教育質量的標準，當作提高學校知名度、爭奪生源的本錢；商家參與炒作，更偏離“狀元”的價值，商業味道更是超過對知識和人才的尊崇，瀰漫著一股銅臭味。
如此“榨取”高考狀元的“價值”，甚至有可能扭曲孩子們的價值觀。比如，學習目的異化成赤裸裸的“書中自有黃金屋”。我們的教育、我們的社會功利至此，這無疑是更值得擔憂的問題。
好在，今年5月8日召開的2018年全國普通高校招生考試安全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教育部長陳寶生表示，嚴禁宣傳高考狀元，一旦發現，嚴肅處理。
特稿哥注意到，這次教育部對“高考狀元”的用詞是“嚴禁宣傳”。這一說法，取消了“不得炒作”形成的模糊地帶和變相操作空間。只有不對“狀元”進行渲染和炒作，不把升學和分數作為教育的唯一目標，才可能還原教育的本來意義和使命。
未來幾天，隨著高考成績陸續揭榜，各省各科“狀元”浮出水面。頂著“狀元”光環的高考生們，還會很“忙”嗎？
我想不會。
因為，高考狀元是青年一代中的幸運兒，理應站在更高起點上成為青年一代的領跑者，用拼搏奮鬥的汗水澆灌出美麗的青春之花，而不是騎馬遊街供人圍觀笑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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