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標題：《日本有柯南，英國有福爾摩斯，為何中國民間出不了神探？》
愛看偵探故事的朋友，都會將日本漫畫偵探柯南和英國小說福爾摩斯來回啃讀好幾遍。在閱讀過程中，我們一邊是感嘆偵探們心細膽大，絲毫不放過任何一個可疑的線索；另一邊我們則是敬佩小說作家的故事情節構思能力，將生活中的種種巧合和意外情節完美結合在一起，讓我們沉迷在小說之中。
我們也往往會拿中國的一些神探來與之對比。比如我們有大唐神探狄仁傑，一生閱人無數辦案公道服人心，在擔任宰相期間屢破武則天當朝的奇案大案；我們還有大宋王朝的包青天，在開封府履職的時候，時常為平民百姓打抱不平伸張正義；也有宋慈以高超的法醫技藝開創古代審案的技術流派。上述這三人囊括了中國古代神探所有的特徵和優點。
不過我們拿上述三人與福爾摩斯對比發現，中國的神探往往都是有官職在身，而西方國家的福爾摩斯卻是私人偵探的典型代表人物。為什麼中國民間出不了福爾摩斯呢，其實是有內在的原因的，今天我們就來分析一下。
早在公元前200年左右，此時的西方還處在奴隸社會時期，中國第一個封建社會王朝秦朝傲然而立。我們都知道，秦始皇建立秦朝之後，將文字進行統一促進民族文化大融合，將各地的車道標準化加強各地的聯繫，將各地貨幣收歸國有統一鑄造振興經濟，同時在州縣廢除分封建立郡縣制度。可以說，秦朝建立了高度統一和高度集權的中央政權。
秦朝在地方上樹立了絕對的中央統治權威，對於百姓的治理權全部收歸中央，尤其是涉及生活、經濟、文化和政治等各方面的治理權。因此，自先秦開始，老百姓的興衰，日子幸福與否，都和地方治理長官牢牢聯繫在一起。簡單點說，中國是公家辦案。而當時的西方城堡戰爭不斷，沒有統一的政權來實現社會長治久安，因此私人斷案情況時常出現。
同時，秦國之所以能夠實現中國的統一，與其奉行的法家文化有很大的關係。從現有的考古資料來看，我們中國早在先秦就建立了完備的刑事法律法案，同時也發展了刑訊刑偵的工具和技術，但這一切都必須建立在官方背景的許可之下進行。而西方在18世紀才開始陸續出現個人刑偵經驗的總結，所以西方國家的刑偵故事都是發生在那個時期。
其實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和西方對於人才的認識和使用程度不一樣。看過中國偵探電視作品就會發現，這些偵探的主角都是當朝官員，而西方的偵探都是平民出身。為什麼會有這種不同呢？在中國封建王朝建立統一政權之後，往往都有籠絡天下英才為自己所用，不管是漢朝設立的太學監製度，還是隋唐推行的科舉制度，都是發掘天下人才服務自己的統治大業。我們知道的狄仁傑和包拯都是各自朝代的科舉狀元，他們是奉公辦案。
而當時的西方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發展不完善，直到文藝復興之後，人權意識才開始覺醒。隨著思想解放，人們開始講究平等和公正，對於一個人定罪與否，往往都要收集大量的證據，必須有真憑實據才能給一個人定罪。所以有人為了脫罪，就會聘請私人偵探找出自己不在場的證據，私人偵探是作為一種職業而存在的。在中國古代，有嚴密的律法和嚴苛的刑罰工具，再加上地方治理官員的聰明才智，往往罪犯都會招供。所以說一個是社會和市場催生的職業，一個是封建社會統治的工具，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民間出不了福爾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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