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晚清名臣曾國藩
從《曾國藩家書》中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他不惑之年官居二品時，還是羅鍋上樹——錢缺，家庭開支捉襟見肘，月月見底，手頭拮据，並且還欠了一屁股的外債，這在“一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清代倒是有點另類。這裡不妨分析一下欠債背後的真相。
曾國藩不惑之年時，可以稱得上一個名副其實的債奴，就是想回老家看看老母親，也是因為手頭較緊而未成行。道光三十年（1850年）時他40歲，在寫給家人的信中稱：“餘自去歲以來，日日想歸省親，所以不能者，一則京賬將近一千，歸家途費，又需數百，甚難措辦。”從這裡可以看出，當時是一分錢急死英雄漢，曾國藩為難之窘情，不堪言表。探一次家就這麼難，常回家看看更是南柯一夢。
那麼，他所欠的近千兩外債與他的俸祿相比究竟有多大差距呢？這要從清代俸制中尋找答案。當時，文官京員的正俸有俸銀和俸米，正俸按品支給，二品官歲俸銀155兩、祿米77石5鬥。如果去掉吃的不說，單從花的看，他6年的歲俸才只有930兩，身為正二品侍郎的他，就是一分錢不花，也要等6年之久才能償還揹負的沉重債務，這對人到中年的他來說，是多麼地丟人和難堪。
雖然他已是禮部右侍郎兼署兵部左侍郎，可高官並沒有給他減壓，這些債務依然像一座大山一樣壓得他喘不過氣來，可以說，他的不惑之年是在生活窘境中度過的。咸豐二年（1852年）他42歲，得母訃聞，回籍奔喪，他在家書中說：“我出京時，將一切家事，面託毛寄雲年伯，均蒙慨許。此時遭此大變，爾往叩求寄雲伯籌劃一切，必能俯允。現在京寓銀錢，分毫無出，家眷回南路費，人口太多，計須四五百金，求寄雲年伯張羅。”老母親去世了，回家弔孝時，口袋裡一分錢也拿不出來，置辦喪事還要求別人幫忙，他似乎已到了砸鍋賣鐵、舉步維艱的地步了。
回家奔喪途中，他在九江耽擱兩日，收到江西省城奠金（份子錢）1000兩，手握沉甸甸的銀子，第一支出慾望就是還債，他拿出300兩託人捎回京城還債，剩下700兩，以200餘兩在省城還賬，帶400餘兩至家辦葬事。欠債還錢，天經地義，當時他的腦子裡就只剩下兩個字：還債。
不管怎麼說，曾國藩身為清朝京城高官而債臺高築，總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件，到底是什麼原因迫使他走到如此無奈的境地？他的俸銀到底都花在什麼地方了？是揮霍，是被盜，是丟失，還是偷偷給了二奶？這一連串的問題讓懷疑的人思考。那麼，造成他家庭財政出現嚴重赤字的真正原因是什麼呢？
清代的工資發放，始終奉行的是一條低薪養官的原則，清朝文官的正俸標準不算高，如果僅僅依靠正俸，文官的生活不可能達到與其地位相適應的程度。當時也是物價漲得比鬍子長得還快，工資漲得比眉毛長得還慢，曾國藩身為朝廷高官，和許多人一樣，其薪情與待遇相比，是存在很大的剪刀差的。
帶著一家老小回家一趟就需要四五百兩銀子，相當於他三年的俸銀，這種支出的懸殊，很容易讓人想象當時的工資標準是多麼地不足為外人道。工資低，薪情差，是他家庭經濟困難的原始根源，這一現象也從清代薪俸制度得到了有力的印證。為了解決官員工資低的問題，朝廷也是絞盡腦汁，多設名目，予以彌補，為在京各部院的大小經制文員加發恩俸，另有公費、役食等，但這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官員收入低的現實問題。
俗話說得好，馬無夜草不肥，人無外快不富。以曾國藩當時的官場位置和家庭經濟狀況，完全有條件向他的老前輩和珅學兩招兒，從別人身上刮幾個活錢兒花花，他為何要強忍慾望而作弄自己呢？這就不得不提到他的高雅之處。曾國藩曾說：“淡泊二字最好，淡，恬淡也；泊，安泊也。恬淡安泊，無他妄念也。此心多少快活！而趨炎附勢，蠅頭微利，則心智日益蹉跎也。”他認為：“亂世之名，以少取為貴。”人生在世，世態發展皆在混亂之中，何謂富，何謂福，都是很難說清楚的，所以人生少取為好。這種崇尚淡泊的人生志趣，也使人們幾乎不能從古籍中看到任何曾國潘貪贓枉法、收受賄賂的影子。
曾國藩一生勤儉自持是出了名的，他不但在家書中訓誡幾個弟弟做到，自己首先帶頭做到。在朝為官幾十年，他沒有像其他官員一樣染上官宦習氣，平日的飲食起居，一直遵守著寒素的家風。這種“常在河邊走，就是不溼鞋”的人，在清代是寥寥無幾的，用民間俗語說，他是一個不會混世的主兒。相傳曾國藩為官30年著布衣布襪，30歲時曾制天青緞馬褂一件，家居不輕著，唯遇慶賀及新年時一著之，故藏之30年，衣猶如新。他每日吃飯，以一葷為主，有客略增之，時人稱其為“一品”宰相。他要花錢，又沒錢，想有錢，又不貪，剩下的只要兩條路可走：一是節儉，二是舉債。節儉是一貫躬行的，借錢當然也是家常便飯。
他月月花光薪俸、家裡債臺高築的一個最關鍵原因，是他的薪情差、不想貪、反哺家、應酬多。不惑之年的他，上有老，下有小，中間還有四個弟弟。作為兒子，他是孝順的，他每年都要從京城給家裡的父母寄去很多生活用品，從衣服、耳帽到阿膠、膏藥、高麗參等，無所不有。作為長兄，他是如父的，對幾個弟弟關懷備至，不但在學習上幫忙和指導，而且大多數學費和生活費也是出自他之手，這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另外，官場的應酬，家族的婚喪嫁娶，父母的生日酒席，都是曾家財政開支的重大壓力，可所有這些又是他樂於辦的事。手頭緊時向外借些銀子，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曾國藩也是一個債權人，外人也欠他的錢，從他家書中看，將近千金，如果把這筆大賬收回來，是可以抵上他的負債的。那麼，他在自身難保的情況下，為何不及時收回外賬用以彌補財政赤字呢？這在他的家書中可以看到他樂善好施的另一面。他在家書中說：“凡有借我錢者，皆光景甚窘之人，此時我雖窘迫，亦不必向人索取。”他沒錢，還有人比他更窮，不是不想收，而是不忍心收，這就是他不願意收賬的直接原因。不收欠賬，外債怎還？說出來令人難以置信，他把還債的希望寄託在外人的奠金上，“有一兩，即以一兩還債，有一錢，即以一錢還債”，如果沒有什麼外來錢，只得等他節衣縮食積攢夠後再還了。
咸豐二年（1852年）以後，在曾國藩的家書中已很少再提到借錢的事了，主要的原因是，曾國荃等幾個弟弟都已長大成人，事業有成，家裡光景日益看好，他不需要再為錢的事發愁了。
不惑之年的曾國藩，雖居高位，但債臺高築，深究其因，不得不讓人重新認識一下這個“曾剃頭”，他雖然有殺人如麻的可惡之處，但也有高雅脫俗的為人之道，他節衣縮食為自己，樂善好施想別人，這也許是他可愛的另一面吧。對於曾國藩這個人，毛澤東的“獨服”、蔣介石的推崇，除了其治國之策外，應該還暗藏崇尚他的處世之道吧？
閱讀更多 作銳麻麻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