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以戰略眼光專注於我國北部邊疆史地研究者，何秋濤是其中之一。
何秋濤是第一位將眼光投向阿爾泰山以北的學者，他在充分吸收了前人和同時代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著《朔方備乘》，由西北邊疆史地的研究衍及俄國史地、中俄關系，開創了近現代以來研究俄國史的先河，被譽為清代俄羅斯學的集大成者。
《朔方備乘》
何秋濤（1824—1862年），字巨源，號願船，福建省光澤縣城關人。出身於書香門第兼封建小官僚家庭。其祖父何長敦是嘉慶五年（1800年）舉人，曾任直隸博野知縣；父親何高華系國子監監生，受封朝議大夫；母親上官紫鳳是當地有名的才女詩人，深通儒家經義。何秋濤幼時所學四書五經，都由她親口傳授。
何秋濤少年時代即喜好地理學﹐能歷數府﹑廳﹑州﹑縣名及其四境所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19歲時中舉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20歲時中甲辰科殿試孫毓桂榜進士，官至刑部主事、律例館秋審處坐辦。咸豐間﹐擢升員外郎﹑懋勤殿行走。
何秋濤畫像。
何秋濤學識淵博，凡經史、小學、音韻、律例、算學無不涉獵，尤喜傳記與輿地之學。在西北邊疆史地學方面，先後寫出了《校正元聖武親征錄》、《蒙古遊牧記校補》和《朔方備乘》等著作。
同治元年（1862年），時任保定蓮池書院院長的黃彭年應四川總督駱秉章之邀，要入川當幕僚。黃彭年遂請求何秋濤代任蓮池書院院長，何秋濤應允，到保定上任。是年，因保定府發生瘟疫，何秋濤感染腹疾，誤服藥物身亡，年僅三十八歲，葬於保定。
何秋濤長期研究西北邊疆史地，特別關注北邊的俄羅斯，他認為俄國與我國相連邊界甚長，從國家安全考慮，國人應該對俄國有所瞭解。因此，他決心寫出專著，為朝廷處理邊事提供參考。於是，他在廣泛閱讀了官藏、私藏的大量文獻、筆記的基礎上，縱橫捭闔，始著《北徼彙編》6卷，後又復詳訂圖說﹐鳩集蒙古﹑新疆﹑東北及早期中俄關系史料﹐起漢晉﹐迄道光﹐增為80卷。
《北徼彙編》成書後，何秋濤回家守喪。咸豐八年（1858年），兵部尚書陳孚恩以何秋濤“通達時務，曉暢戎機，足備謀士之選”向咸豐皇帝舉薦。時值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英法聯軍已經攻陷廣州，沙俄覬覦我國外興安嶺以南的大片領土。咸豐皇帝正一籌莫展，聽說何秋濤作《北徼彙編》，立馬想召見。因何秋濤守喪期未滿，咸豐皇帝讓陳孚恩先將《北徼彙編》呈覽。咸豐皇帝閱後大悅，稱讚《北徼彙編》“於制度、沿革、山川、形勢，考據詳明，足證學有根柢”，但覺得書名不夠大氣，便賜名《朔方備乘》。“朔方”，是指北方；“備乘”，意為全史或詳史。在咸豐皇帝心目中，這部著作就是北方全史。
咸豐十年（1860年），何秋濤回京，受到咸豐皇帝召見，賜予《朔方備乘》書名，並提升他為刑部員外郎、懋勤殿行走。懋勤殿即皇帝讀書、批閱奏本及鑑賞書畫的地方，可見何秋濤的待遇非同一般。但就在咸豐十年（1860年）九月，英法聯軍攻入北京，紫禁城被聯軍洗劫一空。《朔方備乘》書稿也沒能倖免。侍郎黃宗漢從何秋濤處取得副本，準備繕寫後呈皇帝閱覽。不幸的是黃侍郎家中突發火災，《朔方備乘》副本又化為灰燼。
1862年何秋濤逝世，無人再為其整理原稿。同治十年（1871年），黃彭年應直隸總督李鴻章之聘重回蓮池書院，並在蓮池開局重修《畿輔通志》。光緒年間，何秋濤長子何芳徠聽說父親生前的摯友黃彭年又回保定，便抱著父親《朔方備乘》的殘稿從山西趕來拜見黃彭年，請求幫助整理成書。時直隸總督李鴻章也要求黃彭年組織修志局的人員幫助整理。經黃彭年和畿輔通志局編修恢復原稿，光緒七年（1881年）刊行，終為後世留下了彌足珍貴的著作。翰林院編修李文田作注《朔方備乘札記》，收入《煙畫東堂小品》及《靈鶼閣叢書》。
《朔方備乘》是研究中國西北史地學的作品，是中國近代上第一部論述中俄關系的代表鉅著，其論證縝密、自成一家，是一部具有很高學術價值的高質量史籍。
《朔方備乘》在中國近代史學史上的價值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針對沙俄的史地專著。《朔方備乘》是一部針對沙俄的侵華野心，為當時中國國防軍事服務而又不失學術水準的史地專著；二是探求夷情與促進團結。《朔方備乘》是一部重視探求“夷情”和民族團結的愛國主義著作；三是高質量歷史著作。《朔方備乘》是一部編撰獨特、博採眾長、論證縝密、自成一家的高質量史籍。
清代介紹和研究俄羅斯的著作有：林則徐的譯著《俄羅斯國總記》，張穆的《俄羅斯事補輯》、魏源的《俄羅斯國盟聘記》、俞正燮的《俄羅斯佐領考》、張鵬翩的《奉使俄羅斯行程錄》等，但這些著作，大多是就俄羅斯的某一方面進行了記述和研究，且錯訛之處很多。何秋濤在《朔方備乘》中對以上各著作進行了認真的考訂，在糾正書中訛誤的基礎上，對俄羅斯的地理、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進行了系統地考述和研究。
《朔方備乘》記載的重點，是中俄關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包括中俄貿易往來和文化的聯繫。對於中國政府堅決反抗沙俄侵略，在軍事上勝利之後又主動給俄方以通商等項的便利，予以明確記載，同時糾正了官修《一統志》等書中的重大錯誤。
何秋濤為什麼針對俄羅斯進行深度研究，他在《朔方備乘》凡例中曾談到了寫作意圖：“是書備用之處有八：一曰宣聖德以服遠人；二曰述武功以著韜略；三曰明曲直以示威信；四曰考險要以昭邊禁；五曰列中國鎮戍以固封圉；六曰詳遐方地理以備出奇；七曰徵前事以備法戒；八曰集夷務以燭情偽。”以上充分體現了何秋濤探究邊陲史地，圖謀強國禦侮的愛國情懷。
何秋濤還有《孟子編年考》、《王會篇箋釋》、《一鐙精舍甲部稿》、《篆隸源流》、《校正元太祖親征錄》、《蒙古遊牧記補證》、《延昌地形志》等著作。
《中國通史》給予何秋濤很高的評價。史學家白壽彝（《中國通史》作者）將何秋濤、張穆與林則徐、魏源相提並論，稱他們“都開創了新的研究風氣，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反映了時代變動在文化領域裡的脈搏，影響是相當大的。”
何秋濤雖然英年早逝，但他所著的《朔方備乘》成為當時清朝政府處理我國北方邊疆領土軍事、外交問題的重要依據，也為我國的邊疆史地學研究立下了汗馬功勞，更成為福建光澤乃至八閩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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