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一为导演英达，左二站立的女性为主创人员林丛（曾客串多个小角色），左三为摄影师王小京。
化妆师处理葛优的光头。
1987年，刚刚研究生毕业的英达正在纽约某个电影剧组实习，在某天拍摄间隙，他偶然听到对面摄影棚十分热闹，数十位观众正依次往里走。当英达溜进去之后，观众们正观看一种现场的表演，同时哈哈大笑，一场戏结束，台上的工作人员则赶快拉幕、换景，演员纷纷到后台抢着换装。片场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这里在拍Sitcom。
“当时觉得这种形式太逗、太好玩了。”于是英达一有时间便去后台“偷师”，学习美国Sitcom班底是如何开创作会、如何写剧本、如何导戏的。当时中国还没有电视系列剧的概念，更没有什么人尝试喜剧创作，于是毕业回国后的英达便开始计划将Sitcom引入到中国，并与编剧王朔开始共同筹备剧本。当时，这类剧种在中国仍没有正式名字，王朔拍板决定，“直接把Situation Comedy翻译过来吧，就叫‘情景喜剧’。”
1993年，《我爱我家》在国内播出，作为中国第一部情景喜剧，瞬间掀起了一股喜剧风潮。随后英达趁热打铁，在1994年底成立了自己的影视公司，专门致力于情景喜剧的开发，不仅挖掘、培养了英宁、英壮、梁左、梁欢等诸多优秀的情景喜剧创作者，并接连推出了《候车大厅》《新七十二家房客》《西安虎家》《闲人马大姐》等家喻户晓的情景喜剧。后来知名的情景喜剧导演尚敬、林丛都或多或少受到了英氏情景喜剧的影响。
英氏情景喜剧传承了国外情景喜剧的绝大多数特点，以家庭、公共场所为视角，多聚焦于普通老百姓身边的故事。比如《我爱我家》中的傅明是一名退休老干部，严肃、一本正经，经常针砭时弊，充分展现了改革开放后，两代人的观念冲突；比如《闲人马大姐》的主人公马大姐是一位普通的退休女工，作为一个“闲人”就管起了“闲事”，帮助解决邻里纠纷、介绍对象等等，也闹出了不少的笑话，就像是观众身边的邻居，给观众内心带来温暖。
作为“中国情景喜剧之父”，英达曾这样定义情景喜剧：喜剧是观众一起欣赏的艺术，一个人坐在电视机前，喜剧就削弱了许多。所以把笑声搬到电视机里，这就是情景喜剧。——英达
依据国情改造美式喜剧
1992年，英达与王朔开始搭建《我爱我家》的剧本。当时《编辑部的故事》已经在国内获得了不俗的反响，英达想，如果能做得比它更“纯喜剧”，观众应该也会喜欢。但没多久王朔突然要离开，“我这儿不行了，你赶紧找梁左吧。”当时英达一下就懵了，因为在此之前梁左只写过相声。但王朔却打下包票，“他没问题，你和他合作试试。”没想到，梁左的“赶鸭子上架”，却造就了后来的《我爱我家》。
为了让梁左更加了解情景喜剧，英达把自己从美国背回来的盒带一盘盘拿给他看。梁左听不懂英文，英达便给他翻译。“同时我还要给他讲，这个地方是用了什么情景喜剧手法，但我们不能这么用，因为国内观众看不明白。”
其实早在创作之初，英达就已经按照自己家的情况，敲定《我爱我家》是讲述一个老父亲和大女儿、小儿子的家庭故事。但在儿女角色的安排上，梁左却和英达产生了分歧。梁左按照梁家的真实情况写，即大哥、二哥和妹妹，“女儿远不如儿媳妇有意思，因为儿媳妇跟公公会有话不敢说，但女儿逮什么说什么。”英达最终也认同了这个观点。情景喜剧讲的是百姓故事，必然要贴近真实生活。于是，杨立新饰演的大儿子与宋丹丹饰演的儿媳妇应运而生。
1993年的夏天，刚刚写完20集剧本的《我爱我家》便正式开机，中国第一部真正的情景喜剧由此诞生。开创者，必然也承受着比后者多万倍的压力。但英达坦言，他和梁左早已预估了这部剧成功的可能性，“我们明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但我们也有信心，因为中国缺喜剧。只要我们认真做，估计反响不会太差。”
观众都是“高知”，包袱容易响
《我爱我家》不仅延续了美式情景喜剧“家庭剧”的剧情特点、幽默的处理方式，连最初带观众录制的拍摄模式也一并继承。在《我爱我家》的摄影棚内，一半是道具布景，一半是观众席位，每次录制都要邀请数百名观众。
情景喜剧带观众，就像春晚现场直播表演小品一样，必须一条通过，观众笑了就是成功。“演员压力很大——现场观众笑了，他们的状态就好，但若包袱没响，演员接下来就会慌。”因此在每一集拍摄之前，英达都要带着演员们耗费至少三天时间排练，再留一天拍摄。这为剧组带来了不小的经费压力。英达透露，《我爱我家》的演员成本、拍摄周期、摄影棚和道具租赁价格等整体预算，都比其他室内剧高出三倍有余。
《我爱我家》前80集的大部分观众都是来自摄影棚附近几所学院的大学生。“教育水平比较高的人，对于我们剧中的典故、比喻等包袱点理解得比较快，更容易发笑。”后80集搬到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录制，观众就变成广院、二外、煤干院的师生。在录制贾圆圆“主力集”的时候，英达还特意邀请小学生来现场观看；当时晚报还将看《我爱我家》录制作为奖励，组织获奖的观众一同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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