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健康，事關全面小康。
改革開放40年，解決群眾看病問題，一直是我省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著力點。
從基本醫保到大病保險，讓“小病拖、大病扛”的現象基本消除；從以藥補醫到醫藥分開，讓公立醫院開始迴歸公益；從“醫聯體”到“家庭醫生”，讓群眾看病就醫更加便捷……
不觸碰難點，不叫改革；不擊中痛點，難見效果。深化醫改，正在努力讓全省城鄉群眾走上“病有所醫”的健康之路。
擴量提質，建成覆蓋城鄉居民的醫療保障體系
近日，省醫療保險事業管理局副局長陳利群正在研究分析今年上半年我省城鄉居民醫保的相關數據。
5873.7萬城鄉居民參加醫療保險，參保率達95%以上；1月至6月，2826萬人次門診或住院看病，享受醫療保障達185億餘元……這些數據的取得，在一直與醫療衛生打交道的陳利群看來，頗為不易。
1989年，陳利群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承德縣一家鄉鎮衛生院工作。在與農村患者接觸的那段日子裡，他切身體會到了農民看病的艱難。
“那時很多群眾有了病看不起，‘小病拖、大病扛’現象非常普遍。”陳利群說，當時社會上流傳著“救護車一響，一年豬白養”“住一次院，一年白乾”的順口溜。
改革，就是要從老百姓反映強烈的問題入手。2003年，我省在曲周、遷安、棗強開展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試點。
“當時，農民一年只要交10元錢，看病費用就能按比例報銷。”時任承德縣衛生局局長的陳利群介紹，那時新農合工作由衛生部門負責，所以他對這項政策格外關注，“我們縣也積極爭取，2005年被確定為省裡第三批試點縣。”
2007年，陳利群調至省衛生廳，從事新農合相關工作。“當時，建立完善新農合制度，連續三年被省委、省政府列入十項民心工程。”陳利群說，新農合政策涉及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每項政策的出臺，他們都要經過多次調研、研討。“我們每月、每季度、每年都要製作新農合數據報表，每個報表下來，數據量就達上萬個。有一次，省裡臨時決定第二天要研討一項新農合新政策，為了提供準確參考，我們晚上挨個給各市打電話核實數據，一直忙到深夜。”
2008年，新農合制度在我省全面推行，4668萬農民參加新農合，參合率為86.29%。“有了醫保做保障，老百姓得了病不再‘等拖扛’。”陳利群說，僅2008年一年，全省就有1700多萬人次得到合作醫療補償，補償資金達到了37億元。
醫療保障，不能漏掉一個人。2008年，我省又全面啟動城鎮居民醫保，填補了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實施後出現的“空白地帶”。
2016年11月，陳利群的工作有了新變化。他和從事新農合工作的同事一起被整合到省醫保局。
“隨著改革的深入，兩種醫保制度城鄉分割的弊端逐步顯現。為取消城鄉居民醫保差別，2016年，我省將新農合與城鎮居民醫保合併，建立了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醫保制度，農民與城鎮居民享受同樣的醫保待遇。”陳利群笑著說，他的調離也佐證著，我省覆蓋城鄉居民的醫療保障體系初步形成。
“蛋糕”大了，保障更強。陳利群介紹，參保城鄉居民可報銷藥品從1346種左右擴大到2623種，也增加了一批定點醫院和定點藥店。
此外，我省在推進城鄉居民醫保的過程中，還針對“一場大病，一家返貧”現象，全面實施了大病保險制度，不斷建立完善提高對重大疾病的醫療保障水平。目前，大病保險已全面普及。
從2016年起，我省每年投入財政資金20億元，對全省農村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實行了“基本醫保+大病保險+醫療救助”三重醫療保障救助，有效解決了患大病群眾醫療費用過高、負擔過重的難題。
7月26日10時許，館陶縣北郭莊村村民師妍來到縣醫院結算窗口前，給1歲多的孩子辦出院手續。10天前，她的孩子被開水燙傷，到皮膚科住院治療。
藥費816元、手術費500元……看著出院結賬明細清單，師妍告訴記者：“平均一天的藥費還不到100塊錢。”
“你們要問我變化是咋來的，這得益於取消藥品加成政策的實施。”館陶縣醫院院長王磊介紹說，2012年以前，館陶縣醫院和全省其他公立醫院一樣，一直採用“以藥補醫”政策。
“政府為彌補對公立醫院投入不足等問題，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允許公立醫院在藥品進價基礎上加價銷售。”王磊說，“以藥補醫”政策在當時確實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後來逐步演化成一種逐利機制，多開藥、開貴藥的“大處方”加重了群眾看病的負擔。
2010年底，王磊從館陶縣衛生局調到縣醫院任院長。“當時，醫院的藥佔比達到55%。也就是說，老百姓住院，藥費佔了一大半。”王磊回憶說，從那時起，他就想改變這種不正常的現象。
沒想到，機會很快就來了。2012年，館陶縣醫院被列為我省縣級公立醫院綜合改革試點醫院。“儘管我們之前在降低藥佔比方面已經採取了一些措施，但當醫院真被確定為試點時，還是有相當一部分醫護人員有畏難情緒。”王磊說。
開弓沒有回頭箭。圍繞取消藥品加成這個核心，王磊在醫院開展了一場大討論——“如果靠藥品能看好病，要醫生幹什麼，要醫院幹什麼？”在此基礎上，他們每週至少召開一次治療效果分享會，由各科室提供實際病例，就用藥多少的治療效果進行對比分享。
2013年7月1日，館陶縣醫院取消所有藥品加成，正式拉開了醫院綜合改革的帷幕。
“取消藥品加成涉及各方利益的重新調整，事關醫療、醫保、醫藥‘三醫聯動’改革，是最難啃的一塊硬骨頭。”王磊坦言，每次醫院召開醫改會議，都能聽到各種抱怨。而且，一些骨幹醫生擔心收入受影響，辭職“另攀高枝”。
既要控費，更需發展。如何保證改革後醫護人員的待遇不下降，成了擺在醫院面前的一道難題。
“僅取消藥品加成，醫院一年就損失幾百萬。”王磊說，在確保老百姓基本醫療費用總體不增加的前提下，他們按照醫改方案，實施了補償機制改革、醫療服務價格改革、分配製度改革、支付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配套改革，保護和提高醫護人員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從2013年起，我省在總結館陶縣醫院等11個縣級醫院改革試點經驗的基礎上，逐步推行縣級公立醫院綜合改革。
老百姓滿意是衡量改革成效的唯一標準。王磊告訴記者，實行綜合改革以來，館陶縣醫院門診病人平均醫藥費用、住院病人人均費用增幅、藥佔比等大幅下降，公立醫院公益性日趨明顯。
由縣級到市級、省級，以取消藥品加成為突破口的公立醫院綜合改革，在全省逐漸形成共識。
2017年8月26日零時，石家莊、承德、秦皇島、廊坊和保定5個設區市所有城市公立醫院，同時啟動藥品零差率銷售，全部取消藥品加成（中藥飲片除外）。至此，我省公立醫院綜合改革實現全覆蓋。
“取消藥品加成後，我省公立醫院藥品價格平均降低12.7%，大型醫用設備檢查和檢驗類項目價格平均降低10%。”省醫改辦主任李殿軍介紹，2017年，城市公立醫院藥佔比為38.72%，與2016年相比下降了5.4個百分點。
資源下沉，構建合理就醫新格局
站在衛生院門診大廳，看著進出的病人和忙碌的醫生，鉅鹿縣張王疃鄉衛生院院長喬麗平感慨萬千：以前，鄉鎮衛生院破破爛爛，也沒有幾件像樣的醫療設備。別說病人來看病了，就是醫生也沒人願意留下來，技術水平高一點的幾乎都另謀出路了。
喬麗平介紹，改革開放初期，由於醫療資金、資源湧向大城市和大醫院，城鄉醫療衛生資源配置不均衡、不合理的問題日益突出。很多像他們這樣的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漸漸失去了吸引力，而三甲醫院卻人滿為患，這也進一步加劇了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問題。
沒有改革，就不可能有群眾家門口看病的便捷。
“2009年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啟動後，我們縣將更多的財力、物力投向基層，把更多的人才、技術引向基層。”鉅鹿縣衛生計生局副局長張敬旗介紹，他們先後投入2300萬元用於鄉鎮衛生院建設，併為其配備了價值2800萬元的醫療設備。
硬件建設上去了，“軟件”不能“軟”。鉅鹿縣通過開展雙萬名醫師支援農村衛生工程，制定城市醫生晉升職稱前到農村醫療衛生機構服務制度，組織城鄉醫療機構建立對口支援和協作關係等措施，全力提升基層服務能力。
縣級醫院是新一輪醫改的主戰場，也是推進分級診療、構建就醫新格局的重要一環。2016年，鉅鹿縣在全省率先推行“基層首診、雙向轉診、急慢分治、上下聯動”分級診療模式，探索建設了縣域醫共體。
“縣域醫共體以縣醫院為核心，打破區域壁壘，聯合所有鄉鎮衛生院，實行設備、人才、管理、資源、政策共享。”張敬旗介紹，群眾不用來縣醫院，就能享受到專家服務，這也進一步激發了基層醫療機構的活力。
“從往外走到培養人才留下來，再到大醫院專家沉下來，我們衛生院的好醫生越來越多。”喬麗平指著門診大廳牆上的出診醫生安排表說，這裡面既有他們自己的醫生，也有縣醫院的專家。
改革到底給鄉鎮衛生院帶來了哪些變化？喬麗平提供的一組數據很能說明問題：與兩年前相比，她所在的鄉衛生院床位使用率從不到10%提高到98%，業務量提高了112%。
“推進優質資源下沉，實行分級診療制度，是我省新一輪醫改的基本路徑。”省衛生計生委主任梁佔凱介紹，我省在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啟動伊始，就將加強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建設列為五項改革重點工作之一，全面部署，強力推進。目前，全省每個縣（市）都建有一所二級甲等縣級醫院，每個鄉鎮都建有一所政府辦衛生院，每個村都建有一所標準化衛生室。
為讓群眾在家門口看上京津專家，我省還借力京津冀協同發展，積極推進與京津醫療合作。
梁佔凱介紹，從2014年至今，我省已有300餘家二級以上醫療機構與京津大醫院建立了聯繫，合作項目達400餘個；京津冀互認臨床檢驗項目達33項，醫療機構達296家。醫用耗材聯合採購實行分類分批採購，首批共選定了六大類醫用耗材涉及179家企業的32202條產品。
隨著一系列改革政策措施的出臺和實施，在家門口看病正成為越來越多群眾的新選擇。當前，我省90%的患者首診選擇在當地醫院，“小病不出鄉，大病不出縣”的就醫新格局基本實現。
閱讀更多 河北衛生計生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