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消失的古国之第十章于阗

第十章 于阗——迷雾中的美玉之邦

于阗就是和田。公元前3世纪,东土移民1万余人来到于阗河下游,不久阿育王宰辅耶舍也率领7000人越过大雪山北上来到这里,他们决定联合建国,这就是《大唐西域记》中的“瞿萨旦那国”。

这里正处于中国神话中神圣的昆仑山,它就在昆仑山北麓。这是古代中国内地与印度的中转站。从于阗越过昆仑山就是印度河。于阗王国是著名的歌舞之乡、瓜果之乡、美玉之邦,是驰名天下的“瑶玉之所在”。中国出产玉石的地方不少,但“凡玉,贵重者皆出于阗”。于阗还是古代丝绸之路上名扬中外的“绢都”,为丝绸贸易增光添彩。

于阗,曾经的西域乐园

于阗古国,清代时曾被称为和阗,也就是今天的和田,位于今天新疆塔里木盆地南部,是丝绸之路南道的大国,又被称为器萨巳那、涣那、屈丹、于适、豁丹等。于阗气候温和,土壤肥沃,农产品丰富,发源于昆仑山的玉龙喀什河和卡拉喀什河流经这个绿洲,河中盛产美玉,其中品质上乘者呈白色,润如羊脂,故名羊脂玉,桑蚕和丝织业也很发达。同时,这片绿洲是中国信仰佛教最早的地区之一,古代佛教文化非常发达。在古代东、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地位十分重要。

于阗国以农业、种植业为主,是西域诸国中最早获得中原养蚕技术的国家,手工纺织业非常发达。特产以玉石最有名,曾远销东西各国。

于阗国的早期居民主要是伊朗的西徐亚人、印度人和汉人。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于阗这个城邦之国就已经出现。当时,王国的都城就设在距和田西9公里的约特干。张骞出使西域,从大月氏回来时就是经过于阗返回的。西汉时,于阗王都设在酉城,人口达19300人,全国有3300多户,战士2400人。

西汉末,中原发生战乱,于阗国乘机向外扩张,称雄丝路南道,全国已经有32000户,83000人口,30000精兵。其国土东起罗布泊,南邻吐蕃,西南至葱岭,西北到疏勒。晋代,于阗国王被册封为“晋守传中大都附奉晋大侯亲晋于阗王”。公元445年,吐谷浑慕利延败退到于阗,曾杀死于阗王,占据了于阗国。公元648年,吐谷浑被唐太宗打败,于阗复国,正式隶属唐朝。公元674年,唐在其地设毗沙都督府,封于阗王尉迟伏阁雄为都督。

后来,于阗王尉迟屈密即位,将王子送到长安做质子,被授予相当于都督的毗沙将军衔位,于阗与唐朝正式确立君臣关系。公元938年,统治中原的后晋曾派张匡邺等人到于阗,册封于阗王李圣天“大宝于阗国王”。公元755,吐蕃杀入西域,于阗国又被攻陷,直到吐蕃势力的衰退,于阗才重新建国,在五代十国时期国势重新强盛。

宋朝建立、中原统一后,于阗与宋朝的交往更加密切,多次进贡玉石。于阗不仅与宋朝来往不绝,有着密切的隶属关系,而且与宋在西北地区的归义军节度使曹氏家族结为姻亲。当时曹议金的长女嫁给甘州回鹘首领,次女嫁给李圣天为皇后。在敦煌莫高窟中头戴冕旒、身着法服的“大朝大宝于阗国大圣大明天子”李圣天的巨幅画像后,即是“大朝大于阗国大政大明天册全封至孝皇帝天皇后曹氏”的画像。这位皇后贤惠能干,在于阗王室中有很高的地位。

遗憾的是,没过多久,于阗国与喀喇汗王朝发生战争,不久战败,于阗国就此消亡。

这个由尉迟氏建立的佛国,历经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到北宋仍有极强的辐射力,与中原王朝联系不断,朝贡不绝。其王朝经历了13个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命的下属王朝,国祚之长与生命力之惊人在整个世界史上也极为罕见。

于阗国这个绿洲文明,早期主要受印度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影响。当地铸造的钱币,正面印有汉文钱币的文字,在背面用佉卢文印着印度俗语。

自2世纪末佛教传入于阗后,于阗逐渐成为大乘佛教的中心。

根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使者宋云曾在于阗听到这样的传说:于阗国王原本不信仰佛教,后来,有个商人带领一位比丘毘庐旃前来,对国王说:“今天有一位异国沙门来到城南杏树下,愿王能信受供养。”国王因此受到比丘的感召而信仰佛教,并且建塔供养他。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也有类似的记载,并提到那位比丘名为毘(pí)庐遮那阿罗汉,来自迦湿弥罗。

于阗是我国佛教入传的必经之地,原本盛行小乘,然而到西元五世纪初,盛行大乘佛教,凡传入中国的经典,十之八九都要经过这里。早期来华的译经高僧,有于阗沙门只多密。他将《光赞般若经》传入中原;唐代时提云般若来中原,译出华严部和密教的经典各两部,另有《大乘法界无差别论》一卷;此外,还有实叉难陀译出《八十华严》等大乘经典。唐中宗时,有一位于阗王的质子在中原出家,取法名为智严,后来译出《出生无边门陀罗尼经》、《法华经》、《药王经》及《决定业障经》等四部经书。

曹魏时,中国第一个汉族西行取经的僧人朱士行来到于阗,访求梵本大品《般若经》。魏晋至隋唐,于阗一直是中原佛教的源泉之一,如华严部经典,就大多是从于阗取得梵本,于阗僧人提云般若、实叉难陀等,都为汉译华严经典作出贡献。

公元4世纪末,法显曾到过于阗。他在行记中说于阗国是“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皆有众食。彼国人民垦居,家家门前皆起小塔,最大者可高二丈许,作四方僧房,供给客僧及余所须……”玄奘取经途中,也路过于阗,受到热情接待。当时,于阗国已大半是沙碛,但气候和畅,人民的性情也温恭有礼而崇尚佛法。玄奘来到于阗大约是在公元7世纪,当时于阗已经有上百所寺院,有近5000名僧侣,其中也有外国来此挂单修行的僧人。在公元3~4世纪时,印度西北部的印度俗语作为国王发布公告及行政用语。与此同时,古代于阗语就已经作为口头用语传播开来。到了公元4~6世纪,它发展成了书面用语,用这种语言写出了一些重要的佛教作品,如《金光明经》。

隋唐时期的于阗地区确实是西域的一个比较强大、文明程度较高、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地方政权。在西域伊斯兰化之前,这片绿洲都是丝绸之路南线上最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

与塔里木盆地北部流行的洞窟寺不同是,于阗的寺院主要是平地垒砌。寺院中心设瘁堵波,四周有院墙环绕,在院墙与瘁堵波之间形成右旋礼拜的回廊,在回廊内装饰壁画和塑像。在于阗佛教艺术中也明显地表现出了印度和波斯文化的影响。

还应该被提及的是,隋末唐初,于阗国相继产生过两位艺术大师,时称大小尉迟氏。大尉迟名叫尉迟跋质那,小尉迟名叫尉迟乙僧。他们将独具魅力的西域绘画新技法带到长安,不仅改变了中国绘画艺术的传统风格,而且对朝鲜半岛乃至日本美术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于阗”之名的含义

于阗是我国西部边陲一块蕴金藏玉,宜农宜牧的热土。清代褚延璋曾有一首律诗描写这一地区:“毗沙府号古于阗,葱岭千盘积翠连。大乘西来留法显,重源东下问张骞。渔人秋采河边玉,战马春耕陇上田。今日六城歌舞地,唐家风雨汉家烟。”

在张骞通西域以前,中原史书中还没有于阗这个名字出现。“于阗”一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扜弥,于阗。”

此后,《汉书》、《后汉书》、《魏书》、《梁书》、《周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本》等正史都记载了于阗古国,《法显传》、《洛阳伽兰记》、《续高僧传》也都对于阗做了记述。于阗在各种古书中也曾被称为五端、兀丹、斡端、忽炭、扩端,鄂端等,到清代时就成了和阗,1959年,“阗”字简化为“田”字,和阗就成了和田。历史上,唯独《大唐西域记》将于阗称作“瞿萨旦那”。

每个国家的名字都是有它的含义的,“于阗”这个名字也不应该例外。那么,“于阗”是什么意思呢?从唐代至今,1000多年来,人们对于阗含义的解释五花八门,莫衷一是。

有人认为,“于阗”这个名字是“地乳”的意思。这种观点来源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土蕃文献《于阗国授记》、《于阗教法史》等。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说“瞿萨旦那”就是地乳的意思。这个说法来源于古于阗国的一个传说:

相传,印度阿育王的太子遭到阿育王妃的陷害,双目被人挖出。阿育王迁怒于身边的大臣,就把他们全族驱逐到雪山以北。这些人在于阗西边自行推举酋长,尊立为王,与东边族人形成对立的局面。

后来东西双方发生战争,东方取胜。为了收拢西方的民众,他们就在于阗地方建国。然而,当时的国王年老无子,担心断绝后嗣,就到寺庙里向毘沙门天的神像祈祷,乞求神佛赐给他一个孩子。他虔诚的祈祷感动了毗沙门天神。神像额头裂开,现出一个婴儿。国王兴高采烈地捧着毗沙门天神赐予的孩子回到宫中,国人都来庆贺。谁知道,这个神佛赐予的孩子不吃人奶。国王担心孩子养不活,又到神庙中祈求养育之法。这时,神像前的地面突然鼓起来,形状就像妇女的乳房。孩子立即上前吸吮。就这样,靠着地上的乳房,孩子逐渐长大了。他的智慧和勇敢超过了先人,国内风范教化传播开来。东方皇太子的继位者因吃地乳长大,因此也被取名为地乳,国家也因此以地乳为名。

当然,这只是个传说。相似的传说在藏文史料《于阗国授记》中也有记载:达磨阿输迦之治世第十三年,于阗国王后生了个儿子。占卜者一番卜算,禀告国王说这个孩子长大后会杀害父亲,夺走王位。国王又惊又怒,下命扔掉这个孩子。于阗王后怕不扔掉孩子丈夫会动手将孩子杀掉,只好从命。奇怪的是,就在王子被抛弃的时候,地上生出一只乳房。王子得到大地乳汁的养育,才活了下来。因此,这个王子被叫做瞿萨旦那,意思就是“地乳”之义也。

“瞿萨旦那”这个词的读音,与梵文“Kusetana”非常相似,而在梵文中,“Ku”就是“地”,“Stana”就是指妇女的乳房,合起来也正是“地乳”的意思。

不过,追寻于阗的真正起源,据说是公元前3世纪,东土移民一万多人来到于阗河下游。不久,阿育王的宰辅耶舍也率领7000人越过大雪山,北上来到这里。经过争执,他们最后联合在一起,建立了于阗国。

而清代的汉文文献则认为,“于阗”的意思是“汉人”。有关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椿园的《西域闻见录》一书。椿园在这部书的《新疆纪略·和阗》一节中提出自己的观点,说:现在的和阗就是古代的于阗,而回族人把汉人叫做“赫探”。东汉曾在西域建立都护府,派任尚率领部分汉军驻扎在这里。后来,这些汉人就被遗留在这里,于阗人就是这些汉人的后裔,所以回族人将他们的国家称作赫探城。和阗应该就是赫探的音译。后来的清朝方志及史籍都沿袭了这个说法。但这种说法明显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在东汉的任尚担任西域都护,之前,西汉的《史记》中早已经记载了于阗这个名字。

另有人认为,于阗是“花园”的意思。汉文古籍《翻梵语》一书,将于阗译为“优地耶那”,并在后面解释说,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后堂”。“优地耶那”就是梵语的“Udyana”,真正的含意是“遐意的果园”或“花园”。有人因此认为,于阗其实就是花园,是于阗人对自己的绿洲之国的称呼。但“优地耶那”只见于《翻梵语》一书,未见于其他记载。这个说法难以让人信服。

有趣的是,不仅中国学者对“于阗”一词的含义在苦苦探寻,外国学者对其含义也非常感兴趣,提出了许多自己的看法。

外国学者瓦特在自己所写的《玄奘旅行记》一书中,认为玄奘所说的“瞿萨旦那”,实际上应该是“Godan”或“Gotnan”这样的词的演变。他提出,“Godan”或“Gotnan”最先在突厥语中出现,后来又出现在印度方言里,涵义是“放牛的牧场”或“放牛的地方”。同时,《于阗国悬记》记载:早在迦叶佛之时,佛法就盛行于此地。后来,人民渐渐怠惰而不信佛法,使得诸龙大怒,把全国各地化为湖水,直到佛陀出世,来到此地,命令舍利佛及多闻天让湖水枯竭,现出陆地。佛陀入灭后,称呼这里为 “Liyul”,并预言未来这里将会陆续建设城市。吐蕃语中,“Liyul”意为“Li之国”。而“Li”就是牦牛,于阗就应该是“牛之国”的意思。一些中国学者很赞同这种说法,认为玄奘所记栽的“瞿撒旦那”的原型不应该是“Kusetana”,而只有两个梵语复合词:Gosetana和Gostan。这两个词都没有“地乳”意思,第一个词的意思是“牛地”,第二个词的意思是“牛乳”。 两个词中的“Go”就是牛的意思,“setana”是地的意思,“stan”是乳的意思。学者们认为,玄奘舍弃这两个复合词的前一部分“Go”,将两词的后一部分拼凑在一起,完全是为了附合“地乳所育,因为国号”的荒诞传说。因此,他们认为瞿撒旦那的涵义是“牛地”。于阗当地的一些维吾尔人也称,“瞿萨旦那”是突厥语中的“Kotan”,意为“牲畜圈”。但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对这种说法表示了反对。他认为所谓的突厥语形式是虚构的,“Go”与“Setana”组合在一起仍然是“地乳”的意思。

俄国的布锡尔博士则认为,“于阗”是“玉城”的意思。日本的白鸟库吉非常赞成这种说法,还作了进一步的论证。他的解释是,于阗一词为吐蕃语。西藏语言中,玉石一词为“gyu”,而在古代是“于”的读音是“khu”或“gu”。所以,他认为“于”是玉石的意思。西藏语中城邑、村落称为“tong”,与“阗”读音很相近。因此,“于阗”的含义应该是玉城、玉都,而于阗地区自古盛产美玉,这种说法也比较能让人相信。

法国学者列维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玄奘所说的“瞿萨旦那”一词中的“瞿”,应该按汉族人的发音习惯还原成“qu”,而不应该还原成“ko”或“ku”。在印度语中,“qustan”的含意就是葡萄。所以,列维称,于阗是葡萄的意思。

直到现在,除了“于阗意为汉人”这个说法明显不正确,其他说法都看上去有理有据,让人难以选择。因此,直到现在,“于阗”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仍然是一个谜。

于阗,美玉的故乡

古代中国是一个崇玉尚玉之国,我们的先民们很早赋予了玉器以神秘、道德等含义,使其富有特殊的使命。中国玉器经过了漫长的玉石共存的发展过程,到了新石器时代便彻底与石器分离,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开启了中国玉文化的先河。先民们最早的用玉动机,是基于玉石本身美丽无比的材质。在原始美感的驱使下,将其制成装饰物,佩挂在身上。约在距今5000年左右,玉器便超脱出原始的美感和由此产生的装饰意义,走上了与原始宗教、图腾崇拜等相结合的道路。人们相信玉具有特殊的法力,可以沟通天上神祖和地上先民,并凭借玉器来呼唤神灵求得保护,祭祀天地。

由于玉的神秘和儒家赋予它的种种道德观念,春秋战国时期,玉器在贵族阶层中已成为一种不可缺少的珍贵物品。《礼记·玉藻》称“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与玉比德焉。”玉已成为君子的化身和代表。

更为离奇的是,人们还相信玉能够辟邪、消灾,甚至替主人挡灾、治病。

玉在人们心中有如此之多的功效,难怪人们会对玉如此喜爱了。

于阗,自古就是玉的故乡,是中国玉石的重要产地。于阗的玉石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国的国石。

在于阗地区,有一个关于于阗玉的神话传说:

相传,古代于阗国的玉河畔,居住着技艺绝伦的老石匠和他的徒弟。在60岁生日那天,老石匠在玉河中拾到一块很大的羊脂玉,精心琢成一个漂亮的玉美人。看着自己雕出来的玉美人,老石匠情不自禁地说:“我要是有这样一个孩子该多好啊!”话刚说完,玉美人竟然真的变成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姑娘,认老石匠做父亲。老石匠非常高兴,给这个女儿取名为塔什古丽。

后来,老石匠去世了,塔什古丽与父亲的徒弟——小石匠相依为命,渐渐产生了爱情。可是,当地有一个恶霸,无意中见到了塔什古丽,立时对美貌的塔什古丽升起淫欲。他趁小石匠外出,抢走塔什古丽,逼迫塔什古丽成亲。塔什古丽坚决不从。恶霸强占不成,恼羞成怒,用刀砍塔什古丽。一刀下去,塔什古丽身上蹦出耀眼的火花,点燃了恶霸的家。恶霸和他的帮凶在大火中被烧死了。塔什古丽自己化成一股白烟,向玉石的故乡昆仑山飞去,一路上,她的身体里撒下了许多小石子,化为后人找玉的矿苗。

当地人在讲起这个传说时,还会以一句谚语做总结:“宁做高山上的白玉,勿做巴依堂上的地毯。”由此可见,于阗玉在人们的心中是高贵、春节的象征。

和阗玉,古称“昆山之玉”、“塞山之玉”或“钟山之玉”,清称“回部玉”,维吾尔族称“哈什”。它的出产地是号称“群玉之山”、“万山之祖”的昆仑山。《千字文》中也有“金生丽水,玉石昆仑”之说。于阗玉就夹生在海拔3500米至5000米高的昆仑山山岩中,经长期风化剥解为大小不等的碎块,崩落在山坡上。每年5~8月份,昆仑山上的雪水融化以及下雨产生流水,就会将这些碎料冲刷入河水之中。经过河水的冲刷以及河底砂石的磨砺,这些玉石就会被打磨成上等的于阗玉。

于阗玉是玉中上品,按类型可分为硬玉和软玉两种,以前者更为名贵。《游宦纪闻》说,于阗国出产的玉可分作五色,白如脂肪,黄如蒸粟,黑如点漆,红如鸡冠或胭脂。

和阗玉有7000多年的开发利用历史。早在新石器时代之前,昆仑山下的原始人就发现了和阗玉,制成生产用具及装饰物品。

自殷商时代起,和阗玉大举东进,成为宫庭权贵用玉主体,统治者视其为宝物,商代已形成规模开发。在殷墟的“妇好”墓中,曾出土了700多件玉饰随葬品中,绝大多数都出自于阗。

秦始皇开始,中国实行皇帝制,一直到清代,于阗玉成为帝王玉。皇宫的玉器多是于阗玉制成,特别是象征皇权的玉玺多用玉制作的,其中绝大多数是于阗玉。

到了隋唐时期,于阗仍然以玉产地著称于世。据《新唐书·西域传》记载,唐德宗继位后曾派使者到于阗国求玉,得到了一个玉枕、一个玉圭、五个玉佩、300个玉带挎以及其它玉器。公元823年,唐人韦端符曾亲眼见到了名将李靖后裔珍藏的于阗玉带。这条玉带,是李靖平定萧铣后唐高祖赐予的。玉带镶嵌着13块玉,7块方形,6块菱形,每块玉附缀一环,用来佩带物事。

公元940年,后晋的高居海出使于阗,描叙了于阗采玉的情形。他说:“于阗境内有一条玉河,流至牛头山后,分成白玉河、绿玉河、乌玉河三条支流。虽然发源于同一条河流,但是各条支流中出产的宝玉颜色却与支流的名字一样。每年五、六月份,河水暴涨,玉石就从昆仑山顺流而下。每年出产玉石的多少,就由水这时水势的大小决定。到了七、八月份,河水水势减缓,人们就可以的哦河里采玉了。因为河里玉石太多,采集过程并不艰难,当地人把采玉叫做捞玉,可见当时于阗玉的开采多么容易。当时于阗国国法规定,玉石的采集要由官府首先进行。如果官府没有去采玉,任何人都不许到河边去。因为玉石资源丰富,于阗国里的大小器物以及衣服上的某些零件都常常是用于阗玉做的。现在中国的玉,大多都是从于阗来的。”

高居海的记载,比较全面地记载了于阗玉石的分布、采集季节、采集方式等。从他的记述可以看出,当时,玉石采集是于阗国的重要产业,由官方垄断。只有官方组织采集之后,才允许个人采集。

直到宋代,朝廷使用的礼器及乘舆服御,仍然多是于阗玉。

现在,于阗玉作为玉中精品,在玉器市场上大受追捧。最好的于阗玉价格,已经比黄金还要贵得多。

中国第一僧与于阗的“缘”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唐玄奘是中国西去求取真经的最有名僧人。对历史有所了解的,则知道在玄奘之前,高僧法显就曾经西行。但很少有人知道,中国中原王朝第一位西行取经的僧人其实另有其人。他就是朱士行。

朱士行不仅是中国西去求经的第一人,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真正的本土僧人。他为佛法经由于阗传入中原作出了很大贡献。

自从张骞通西域以来,两汉时期,由古印度各地向西域和中原传播佛教和弘扬佛法的胡僧络绎不绝。可直到三国时,在朱士行之前,还没有一位中原僧人有过西行求法的行动。

朱士行是三国时期魏国颖川(今河南)人。他出身于士族家庭,天资聪颖,品行刚正,意志坚强,重视理想,不同流俗。曹魏嘉平年间,朱士行正值风华正茂之年。当时,玄学兴盛,朱士行受时代风气的熏染,也热衷于研究大乘佛学,开始对宣扬“诸法悉空”的佛教大乘般若学说发生兴趣。恰好此时印度梵僧昙柯迦罗来到洛阳,译出《僧只戒心》经文,主持按戒律授戒度僧。朱士行毅然剃度受戒,成为僧人。从传世的文献来看,他是有文字记载的受戒出家为僧的第一个中国人,与以前仅仅以剃发、披袈裟、离开俗家为僧却没受过戒的人不同。从这一点上,后人也将他奉为汉土真正的第一僧人。

正式出家后,朱士行以弘扬佛教为己任,致力于对佛教经典的研究。他认为,要使佛法在中士盛行,就要让佛学义理深入人心。当时,中原佛教的大乘佛经典籍是十卷本的《般若道行品经》,通称《道行经》。《道行经》是汉灵帝时一位天竺僧人宣读梵文,由东汉的佛经翻译者译写为汉语的。翻译者译写《道行经》时,把领会不了的内容自行略去,并在译文中多处使用音译。这样一来,《道行经》读起来意义不连贯,也解释不通。朱士行对此深感遗憾,于是发誓不惜身体、性命,也要去西域求取完整的《般若道行品经》。

魏甘露五年,朱士行经过一番准备,从长安向西域进发。一路上,他风餐露宿,历尽艰辛,穿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经玉门关进入西域,抵达西域佛国于阗,行程一万余里。

于阗地处佛教源头印度附近,佛教十分鼎盛,是中原僧人所向往的“小西天”。印度佛教即经此地传往内地。

朱士行到达于阗时,在于阗占主导地位的是小乘佛教,大乘佛教极受排斥,但也流传较广。朱士行留在于阗,一面参拜佛迹,一面搜寻大乘佛教独有的《般若经》原本,一面学习新接触到的佛学理论,并收徒讲学。

功夫不负苦心人,朱士行在于阗找到了《放光般若经》梵文原本,共有90多章,60多万字,并已有了相当高的阅读梵文的水平。他请人将《放光般若经》抄写了一份,想让弟子法饶等10人将经卷送回洛阳。

于阗小乘教派的僧人得知朱士行要将大乘佛法典籍送入中原后,立即对朱士行进行百般阻挠。他们始终认为小乘佛法经典才是正典,把大乘佛法经典称为婆罗门书,加以抵制。为阻止朱士行将《放光般若经》送回中原,小乘教派对于阗国王说:“汉朝来的僧人要把婆罗门书送回中原,干扰正典。国王您是这里的主人,若不禁止汉朝僧人的这种行为,大法将在中原断绝,使中原僧人走上邪路。这样,国王您就等于是对佛祖犯下大罪了。所以,您必须有所行动。”于阗国王认为这话有道理,立即令朱士行不得将《放光般若经》等大乘佛经带离国境。

面对小乘教派的阻挠,朱士行并不灰心。他长期不懈地努力争取,终于让弟子把《般若经》抄本送到了洛阳。那时,已是晋朝太康三年了。

这段历史还有另外一个离奇版本。据说,朱士行在受到于阗小乘教派阻挠后,感到非常痛心。他向于阗国王提出解决办法——焚经为证。朱士行说:经书若被焚毁则罢。若不能被火所焚,则证明是真经,应该允许带往中原。于阗国王点头允许了。

在国王的命令下,人们在大殿前堆积木柴,点上火。朱士行站在火前发出誓言:“如果佛祖允许大乘深妙之法流传到中原,这些经书丢到火里就不会燃烧;如果得不到神佛的护佑,这也是命,说明我所信奉的大乘佛法不是正解!”说罢,他将经书投入火中。令人诧异的是,大火立即熄灭了,经书连一个字也没有烧坏,连经文封面的皮牒还跟原来一样,甚至更觉光鲜。众人见了既惊讶又敬佩,都说这是神佛的感应。于是,朱士行得以派弟子将经书送至洛阳。

这个传说为朱士行的功德蒙上了神话色彩,足见时人对朱士行的敬重。

完整的《般若经》抄本受到了中原佛教学者的热烈欢迎。经卷在洛阳存放三年后,又被送至陈留仓垣的水南寺,由于阗僧人无叉罗与居士竺叔兰等人共同翻译,成书90章,207621字。太安二年,著名佛教学者竺法寂来到仓垣,又与竺叔兰共同考校了译本,并加以修订润色,写成订本。

根据朱士行送来的抄本译出的《放光般若经》,与前此佛经翻译者所翻译的比较简略的《般若道行品经》相对,被称为大品《般若经》,佛经翻译者的译著称为小品《般若经》。“大品”译出后,立即风行于中原佛学界,僧人、居士争相传诵。当时,中山郡有个名僧,特地派人到仓垣用丝绢抄写经文。抄本被送回中山郡的时候,中山王和当地僧人打着幢幡,出城40里迎接,可谓盛况空前。一时间,学者如帛法祚、支孝龙、竺法蕴、康僧渊、竺法汰、于法开等人,或者加以注疏,或者从事讲说,都采用《放光般若经》来弘扬般若学说。

将经书送回中原的朱士行,本人并未再回中原,而是选择继续留在于阗。 他在于阗继续苦读佛经,弘扬大乘佛法,直至80高龄时死于异域。《放光般若经》在中士引起的轰动与狂热,朱士行根本没有看见。在他脑海中,没有名利观,只求佛法不被误解,只希望人人都信仰佛法。这也许就是普渡众生的大慈悲心了。

朱士行坚毅的精神、高尚的品格和深厚的佛学功底使他受到了于阗僧俗的崇敬。人们按照印度佛教对待高僧遗体的习俗,将朱士行的遗体火化。据说,火化之后,朱士行的遗体仍完好无损。人们都十分惊奇,就向神佛求告说:“朱士行如果真的已经成佛,就应当被火焚化。”话音刚落,朱士行的遗体就碎散了。人们无不称奇,更加敬重朱士行,收敛起朱士行的遗骨,盖起一座佛塔以专门供奉。

朱士行死后,他的****离开于阗,到了中原,将朱士行的事迹向人们传扬。后来,朱士行被记入《高僧传》,成为中国佛教中的重要人物。

朱士行为求“真经”,远赴西域大漠,在于阗国取经弘法,对中原佛教的兴盛以及大乘佛教在于阗的兴盛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对弘扬佛法的一片痴心,足可以感天动地,不愧为是中国第一僧。

于阗国与喀喇汗王朝的宗教战争

在古代西域三十六国中,于阗是个有名的信奉佛教的国家。

与龟兹国一样,于阗是丝绸之路佛教东渐的要道;但与龟兹国小乘佛教占统治地位不同的是,于阗国是大乘佛教的理论中心。

据《于阗授国记》记载:公元70年左右。来自克什米尔的高僧毗罗折那就来到了于阗弘法。于阗王尉迟胜继位后,还下旨立佛教为国教。当时,每年农历四月初一,于阗国就要举行行像仪式,也就是带有礼佛意味的狂欢大游行。那一天,于阗国都中的街道洒扫一新,城门高悬帏幕,张灯结彩。国王偕王后参加巡礼,举国出动,万人空巷。最受王室尊崇的瞿摩大寺赶着高三丈左右的象车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像车庄严神圣如同行宫,以僧幡盖顶,悬挂七宝,佛像立其中,一派金碧辉煌。象车距城门百步时,于阗国王要摘下王冠,穿着崭新的衣服,赤着双足,手持华香走出城门迎接佛像,焚香散花礼佛;佛像入城时,王后与宫女要在城楼抛撒花朵,一片五彩缤纷。14座伽兰各行像一天。行像完毕后国王与王后才起驾回宫。在1500年前的于阗佛国,佛教徒们欢庆自己的节日时其气势之宏伟,场面之壮观,持续时间之长,都是非常罕见的。因此,说于阗是当时佛教的圣地之一并不为过。

公元9世纪末到13世纪初,新疆塔里木盆地西部及帕米尔高原以西以北地区,出现了一个以喀什噶尔为都城 ,由葱岭西回鹘联合其他民族建立起来的突厥地方政权,《宋史》称之为“黑韩”,《金史》称之为“哈喇汗”。这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喀喇汗王朝,又叫黑汗王朝。当时,喀喇汗人大多信奉佛教。

公元893年,喀喇汗王朝遭到了以“圣战”名义入侵的萨曼王朝的沉重打击,决定主动改信伊斯兰教,以使萨曼王朝没有继续侵略的口实。经过萨克图以及其子穆萨·阿尔斯兰汗两代喀喇汗王的努力下,喀喇汗王朝20万突厥游牧民皈依伊斯兰教。

阿尔斯兰汗实现本国伊斯兰化,巩固了统治地位后,也像萨曼王朝一样开始了对外扩张。他将信奉佛教的于阗国定为征服的目标。

于阗当时执政的是李氏家族,世代笃信佛教,对喀喇汗王朝强迫佛教徒改信伊斯兰教的做法非常不满,当喀什噶尔的佛教徒发动反抗强制改宗的暴动时,于阗对于受迫害和暴动失败的佛教徒给予了收留和庇护。这让喀喇汗王朝有了发动“圣战”的借口。

大约在公元962年,喀喇汗王朝发动了旨在征服于阗的“圣战”。

在这次战争中,为了取得宋王朝和沙州政权的支持,李氏王朝的使者不断往来于开封、敦煌和于阗之间,于阗国的3位王子也分赴沙州和开封,请求支援。宋朝因内部事务纷扰,没能从军事上对于阗国给予援助,只派了一个157人的佛教僧侣使团前往,以表示支持。幸好,于阗得到了高昌和吐蕃的全力支持与援助,占据了明显优势。经过历时八年的战争,于阗军队占领了喀喇汗王朝国都喀什噶尔,当地居民纷纷归顺,阿尔斯兰汗战败后逃往中亚,他的宝物、妻子、大象、良马等都成了于阗军队的战利品。

占领喀什噶尔后,于阗王一边安抚百姓,树立傀儡政权,一边遣使向宋朝报告获胜消息,并送上所缴获的部分战利品。

但好景不长,喀什噶尔很快又被喀喇汗王朝夺回。于阗与喀喇汗王朝再次陷入旷日持久的拉锯战状态。

战争中,喀喇汗王朝的博格拉汗因为在于阗不能打开局面,便开始向西扩张,率领军队翻越葱岭攻打中亚的萨曼尼王朝。趁喀喇汗军的西征,于阗军队从背后发动了进攻。博格拉汗不得不挥师东返,仓促应战。结果,博格拉汗竟然在战争中战死。于阗军队乘机一鼓作气,出人意料地再度攻占了喀什噶尔。

博格拉汗的侄子玉素甫·喀迪尔汗得到消息后,立即在撒马尔罕宣布即位。他招募了来自巴格达、波斯、印度及中亚的雇佣军,号称14万之众,很快收复了喀什噶尔,并继续向于阗展开猛攻。

于阗军队多处设防,顽强抵抗,但都被雇佣军相继击破。最终,雇佣军兵临于阗城下。无奈之下,于阗王决定投降,全国改信伊斯兰教。于阗将军乔克和努克拒绝改变信仰,率领一部分同样信仰坚定的军民向昆仑山退去。喀拉汗王朝的雇佣军不战而胜,顺利占领了于阗。

战争并没有就此结束。乔克和努克在昆仑山中与追击而来的喀喇汗雇佣军进行了殊死的搏斗。雇佣军来自远方,不熟悉昆仑山中的地形,常常不知方向,屡屡受到乔克和努克的袭击,伤亡惨重,士气空前低落。

在策勒一带的南部山区,双方又一次遭遇。战斗前,雇佣军为了鼓舞士气,举行了一次大型礼拜。于阗军队利用敌人做礼拜的机会突然发起攻击,雇佣军在做礼拜时没有带武器,又来不及备马,结果陷入一片混乱,四散奔逃。就这样,这批外国雇佣军被乔克和努克率领的军队彻底歼灭。这一次惨败,直接导致喀喇汗王朝在于阗的胜利化为泡影,不得不立即撤军。

几年后,喀喇汗王朝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再度恢复了实力,相继向萨曼尼王朝和于阗国发起新一轮的进攻。

喀喇汗王朝对萨曼尼王朝的战争最终以失败结束,但在于阗的战争取得了胜利,于阗国都再次被占领,喀喇汗王朝征服了于阗全境。

这一次战败,给于阗佛教带来了毁灭性打击。于阗的佛教寺院被焚烧,佛像雕塑泥胎被毁坏,经卷文书散失殆尽,佛教僧侣大多被杀死,少数逃到了西藏和青海。于阗国从此被喀喇汗王朝兼并,不复存在了。

吞并了于阗国之后,喀喇汗王朝王朝从于阗人那里知道了宋王朝的富庶、强大,深知于阗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源远流长,于阗受汉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所以,在占领于阗后,立即从于阗向宋朝派去了进人贡使团。喀喇汗王朝的文字记载因此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史书中。

从此,于阗国开始了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的新纪元。佛教在那里香火断绝,钟鼓噤声。隆盛1000多年的于阗佛教,终于在11世纪彻底降落了。

斯坦因盗于阗

有这样一个人,一些人说他是伟大的考古学家、探险家,一些人却说他是无耻的强盗,文明的破坏者。这个人在中国人的眼中尤其罪大恶极,因为他用包括盗取、骗取的非法手段掠走了属于中国的大量文物,严重破坏了极具历史价值的文物。他就是“盗宝特使”——斯坦因。

斯坦因原本是匈牙利人,于1862年出生于布达佩斯一个犹太家庭,4l岁时正式取得英国国籍。他一生中最崇拜的两个人都与中国有关:一个是中国唐朝的高僧玄奘,一个是欧洲的旅行家马可波罗。从青年时代起,斯坦因就热衷于探险,为此而终身未娶。

出于对玄奘和马可波罗的崇拜,斯坦因对中国的历史,尤其是中国西域非常了解。这为他潜入中国盗宝奠定了基础。

1900年10月13日,斯坦因到达和田,制定了考察于阗古国的详细行动计划。他对《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于阗古国非常感兴趣,一直想知道这个繁荣昌盛、国运久长的文明古国的都城究竟在哪里?

为了揭开谜底,斯坦因再次阅读了《大唐西域记》中关于于阗国的记述,还对照阅读了法国汉学家雷慕沙所写的《和阗城史》。这两本书都在记述于阗国都时提到了玉石的出产。

斯坦因判断,于阗古国王都既然和玉石产地有关,那就应该到盛产白玉的河岸冲积平原上去寻找它。他决定到发现了楼兰古国的斯文·赫定收集到很多古物的约特干村去。

在对约特干村附近的昆仑山区进行测量的过程中,斯坦因发现了玉龙喀什河和喀拉喀什河在山口造成的巨大冲积扇。他忽然产生了一个设想:是不是因为被1000多年来因洪水不断发作冲刷出来的砂石掩埋了,盛极一时的于阗古国都才一直不能被人找到?

在约特干村民先辈的讲述中,约特干原本是一个可以跑马的平坦地面,没有渠水,也没有沼泽。约特干有两种含义:一是“约尔特汗”的谐音。“约尔特”是故园、故乡的意思,“汗”的意思是王。两个词连起来,就是王者之乡的意思;约特干的另一种解释为“被子”,为什么叫被子呢?“被子”下面盖着什么?是不是逝去的于阗古城?

在另一个名叫查尔巴什的村子,村民们挖了一条引水渠。引水渠中的水冲出的深沟与一条叫做喀舍的深沟会合,在哈勒彻东边一个洼地形成了一片小小的沼泽。在那里,当地村民发现了不少混杂在古代陶器碎片中的小金片。斯坦因就从约特干买到了一只出自哈勒彻洼地的小金猴。

见到、听说到的一切,使对寻觅古物有特殊敏感的斯坦因豁然开朗。他判断出,这些小金片来自于庙宇中包裹佛像的金箔。碎裂后的金叶和其他遗物与泥土混杂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厚达3.9~4.2米的特定“文化层”。而河水将它们带到了哈勒彻洼地。河流不仅将大量古代陶器和碎片带了出来。斯坦因在洼地中还发现了大量和阗古币,连同购买到的加在一起,仅汉代五铢钱就有470枚,还有200多枚首次被发现的汉佉二体钱。

汉佉二体钱又叫和阗马钱,是公元175~200年间制造的。钱表面的文字有汉文与佉卢文两种,分小钱、大钱两种。小钱上的汉文为“六铢钱”或“元,六铢钱”;大钱上的汉文为“贝符,重二十四铢铜钱”或“元,重二十四铢钱”。大钱、小钱上都刻有于“大王,众王之王,都尉之王秋仁之”。现在,世界各国收藏的汉佉二体钱一共只有共352枚,斯坦因一人就获得了256枚,珍藏在大英博物馆,而中国仅持有1枚。

看着这些珍贵的古钱,斯坦因兴奋异常。他认定,这些文物无疑就是来自于被掩埋了的于阗国都,而这个国都就在现在的约特干地下。

斯坦因决定以约特干为起点,搜索于阗古国所有记载《大唐西域记》的寺院。

斯坦因寻找的是《大唐西域记》中提到的娑摩若寺。根据记载,这座寺庙历时80年,历经3代国王才得以完成,内部结构非常精巧,雕文刻镂,用金银覆盖其上,众宝合成。按古籍的介绍,娑摩若寺应该在于阗都城西南五六里远之处,是于阗佛国十分重要的译经场所。

按古籍介绍的方位,斯坦因来到距遗址向西约一公里的小村庄艾斯肯特。在一片被尊为圣地的坟地附近,他找到了一个受当地村民世代敬仰的无名土岗。斯坦因认为,这可能就是娑摩若寺留下的最后痕迹。

除此之外,斯坦因又在约特干西南方向10里外的一个被称为“康巴尔爷爷圣陵”的地方找到了玄奘记述过的地迦缚那寺。传说,地迦缚那寺是被曾流放龟兹后来归国的于阗大臣捐献住宅而建的寺院,因供奉地迦婆缚那菩萨而得名,后来被穆斯林定为神圣的阿力帕夏侍从的墓地。现在,昔日繁荣的地迦缚那寺已经风光不再,变成了一个正方形地垅环绕的土墓。

满怀成功的喜悦和,带着掠夺的文物,斯坦因返回和阗。他已经成为第一个揭开古于阗国都约特干神秘面纱的探险家。他掠夺到的汉佉二体钱,后来在国际学术界造成了巨大的轰动,也造就了他在国际上的赫赫声誉。但是,他私挖滥采,不惜破坏遗址搜敛文物的行为,说明了他虽然披着探险家、考古学家的外衣,实际上确实一个贪婪的盗贼!他盗走了古于阗的珍贵文物,让它们至今远离故土,在异域飘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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