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冒牌抄表工
1949年12月1日，星期四。
這是一個寒氣很重的日子。那時江南地區的四季甚是分明，沒有“暖冬”之說，每年的陽曆12月初，照例北風凜冽，開始結冰。上海市邑廟區復興東路一戶石庫門宅第的女主人康太太早上起來，發現毛巾已經凍成了硬條條，於是就吩咐趙媽燒一壺開水。燒開水不是為自用，而是拎到旁邊弄堂口去澆那個業已凍住的公用自來水龍頭。這也是多年以來的老規矩了，只要結冰，康太太必定會有此善舉。
康太太已經在這裡住了十年了。她其實並不姓康，本名叫劉紫珠，蘇州人。十年前，她還是一個二十二歲的妙齡女子時，接受了一個名叫康亮清的資本家的示愛，在相識僅僅一個月後，就心甘情願地跟他來到上海，住進了這幢石庫門房子。康亮清比劉紫珠大了整整二十歲，而且有大小兩房老婆。他跟劉紫珠同居是瞞著家裡的，因此劉紫珠入住石庫門宅第之舉，屬於金屋藏嬌性質。不過當時鄰居都不知道這一點，所以一律喚她“康太太”。
抗戰勝利後，康亮清去吉隆坡繼承其叔父的遺產。遺囑規定他必須定居吉隆坡，因此他就舉家遷往海外，臨行前把這幢石庫門房子的房契交給了劉紫珠，還留下了若干黃金、現鈔，算是對劉紫珠的一個交代。鄰居們這才知道這對年齡懸殊的男女原來是這麼一層關係，但大家仍然按照習慣喚劉紫珠“康太太”。此後，劉紫珠和孃姨趙媽母女住在這幢石庫門房子裡過著平靜的生活。她有款子存在銀行拿利息，主僕幾人也住不了這麼些房子，就把一半房子出租給一家商行坐收租金，靠著利息和租金過得十分滋潤。
沒有料到的是，這份滋潤過到這天竟然到頭了！
康太太有個習慣，每年冬季結冰的第一天，要吃一頓餛飩。於是，趙媽燒了開水澆開了水龍頭後，就去菜場購買了一應原料。趙媽回來時，其女兒潔珍已經去上學了，她做好清潔工作後，就和主人一起包餛飩。餛飩剛剛包好，大門就被敲響了。趙媽去應門，門外傳來一個男子的聲音，說是電燈公司抄火表（舊時滬上將電錶稱為火表）的。把門開了一條縫一看，果然站著一個身穿電燈公司工作服的男人。此人肩挎帆布工包，戴著白紗手套，手裡拿著一個手電筒，頭上那頂工作帽的帽簷壓得很低，臉上還戴著一個大口罩。趙媽剛打開門，突然，從旁邊弄堂裡又飛快地溜出一個人來，跟著那抄表工一起進了天井。後面那位除了沒穿電燈公司工作服，其他裝束跟前面那位一樣，頭上戴一頂長舌簷的藍色帆布工作帽。趙媽不知這人是什麼路數，覺得奇怪，盯著兩人上下打量，正待開口詢問，太陽穴上已經捱了一拳，眼前一黑，失去了知覺。
康太太在廚房裡聽見動靜不對，便大聲問趙媽是誰來了，一邊問一邊往外走，在廚房門口和強盜撞個正著，還沒反應過來就被對方一把卡住脖頸，做聲不得，隨後被拖進客廳，和趙媽一起綁在八仙桌上，嘴裡塞上了抹布。接著，強盜把康太太的二十兩金條、八件黃金首飾、一百多枚銀洋、二百四十萬元現鈔（舊版人民幣，合新版人民幣二百四十元，下同）以及一個內有一千六百多萬元的存摺一掠而空。
兩個強盜返回客廳時，客廳裡的那口落地大座鐘正好敲響十下。按說此時他們應該離開現場了，康太太聽見一個帶上海西郊口音的強盜說“走吧”，但另一個操本地滬語的卻說：“不急，她們不是裹了餛飩嗎，我們吃碗餛飩再走。”於是，兩人就進了廚房，自己動手煮起了餛飩，每人吃了一碗。這下該走了吧？且慢！往下還有內容：其中一人竟然抄起了拖把，樓上樓下搞起了清潔衛生！康太太和趙媽不知這是毀滅痕跡之舉，看在眼裡頗為不解，尤其是趙媽，尋思這應該是她的工作職責，怎麼強盜倒搶在她前頭幹起來了？更令趙媽不解的是，她竟然還聽見了夏天時用噴筒打“滴滴涕”的聲響，不禁大惑：這是幹什麼？難道還要把過冬的蚊子、臭蟲什麼的都消滅掉？
強盜把他們留下的腳印全部擦拭掉後，這才離開，臨走時將拖把留在天井裡。一小時後，趙媽讀初一的女兒潔珍中午放學回來了。她用鑰匙打開大門走進客廳一看，不禁大驚，也顧不上動手替兩人鬆綁，立馬奔到門外狂呼“救命”，路人、鄰居聞聲而至，有人隨即奔往附近有電話機的商店向公安局報警。
當時的上海灘，治安情況甚為嚴峻，政治、刑事案件頻發，搶劫案尤甚。據史料記載，從1949年6月至當年年底，全市共發生搶劫案七百多件，平均每月一百件還不止，平均每天發生三四件，最多一天發生十六件！因此，當上海市公安局邑廟分局接到報案時，並未感到特別意外。但刑警趕到現場後還是吃驚不小。一是案值巨大；二是劫匪的作案手段、認定目標的準確、登門入室的伎倆、不留痕跡的謹慎、作案後吃了餛飩再走的從容，莫不顯示出其犯罪經驗的老到；三是劫匪竟然在客廳門上留下了一個拳頭大小的紅桃圖案。這個圖案，是用預先製作好的硬紙板模子按在門板上，然後用紅色廣告顏料液噴上去的——先前使趙媽大惑不解的像噴“滴滴涕”樣的聲響，就是在噴顏料液。
這種作案後在現場故意留下標記的做法，在刑事犯罪中比較少見。通常，此舉意味著這是一個窮兇極惡的犯罪團伙，今天這起案值巨大的搶劫案僅僅是他們準備進行的系列犯罪活動的開始。因此，邑廟分局對此非常重視，局領導當即決定組建專案組，同時向市公安局刑偵處報告了該案情況。
專案組由分局刑警隊的四名刑警組成，刑警隊副隊長辛強擔任組長。下午兩點，專案組舉行了首次案情分析會，在對案情進行了一番分析後，認為劫匪是一夥有前科的老手，從說話口音判斷，應該是上海當地人。然後制定偵查措施：對銀行、首飾店鋪進行緊急布控；向電燈公司調查工作服、工作包的情況；向現場鄰居調查，爭取找到目擊者。
會後，專案組立刻分頭行動。哪知就在這時，第二起搶劫案發生了！
第二起劫案的受害者是一對年逾七旬的夫婦，老頭兒姓張，老太姓鬱，都出生在上海。結婚後不久，兩人就去了印度尼西亞。1947年，他們把經營多年的農場交給兩個兒子，夫婦倆回到上海，在祖上傳下來的位於露香園的一套老洋房裡安度晚年。
這天午後，張老頭兒陪同鬱老太外出去看醫生，在回來的途中又去商店購買了一點兒熟菜，準備晚上下酒。在自家門口，他們遇到了一個與上午康太太見到的同樣裝束的男子，自稱是抄表工。當時，康太太宅第被劫的消息還沒傳開，老兩口哪裡想得到這是一個搶劫案的開頭，未存戒心，開了門就請對方入內了。
“抄表工”進門之後，從包裡掏出的不是手電筒，而是一把寒光閃閃的匕首。跟著，後面又進來了一個同夥。接下來的一幕跟康太太那裡如出一轍，夫婦倆被合綁在客廳裡的八仙桌上，用抹布堵住嘴巴，兩個劫匪樓上樓下每間屋子都一一搜檢，把這對夫婦的畢生積蓄洗劫一空。
搶劫後，照例是就地取材，用拖把消除留在地板上的腳印。臨走，強盜沒忘記使用噴筒在牆上留下一個紅桃圖案，順手還掠走了夫妻倆途中買的準備晚上下酒的熟菜。
這麼冷的天，這對老年夫婦被牢牢地綁在八仙桌上，嘴裡還堵著抹布，無法掙脫，一夜下來給凍死也難說。幸虧張老頭兒意識到了這一點，待強盜走後，立刻試著自我解救。繩子是強盜帶來的小指頭粗的白麻繩，綁得很緊很牢，當然是無法掙脫的，但張老頭兒另闢蹊徑，招呼妻子一齊用勁，用肩膀把桌子頂了起來，伸腳鉤過一把椅子撐住桌腿，然後重新蹲下，兩人反剪著雙手從桌子腿下把手褪了出來。
邑廟分局接到報案，這下真是吃驚不小，立刻派員前往現場勘查。刑警一看那個紅桃圖案，馬上意識到就是上午已經作過案的強盜所為。分局領導於是決定串案並偵，這時專案組四名刑警還在外面調查未歸呢。
下午五點多，專案組刑警聽說了張氏夫婦寓所發生的案件，顧不上吃晚飯，立刻前往現場瞭解情況。問下來，那兩個強盜的模樣跟上午康太太、趙媽所說的相同，作案手法一致。一番討論後，刑警們認為是同一夥劫匪用相同的手法作了相同的案子，所以，可以採取同樣的偵查措施。
那麼，下午調查下來的情況如何呢？
辛強和刑警何守傑負責走訪康太太住所附近的居民，他們在派出所民警的陪同下一共接觸了十二個鄰居，大概是因為寒流初至，人們緊閉門窗足不出戶，竟然沒有人目睹強盜進出現場。所以，他們這一路是白辛苦了一場。
再看另一路刑警龍野濱和小冷的調查情況——
新中國成立伊始，上海市的電力企業一共有五家：美商上海電力公司、法商上海電車電燈公司、華商電氣股份有限公司、商辦上海閘北水電股份有限公司和浦東電氣股份公司，全部是私企，其中“美商”、“法商”是分別由美國人、法國人投資的外資企業。邑廟區的電力是由華商電氣股份有限公司供應的，所以抄表工應該來自該公司，而康太太、趙媽兩人目睹的為首的那個強盜也確實穿著南市電燈廠（“華商”成立伊始的名稱）的抄表工工作服，所以，龍野濱、小冷兩人就去華商電氣股份有限公司調查。
“華商”創辦於民國初期，算得上是一家老牌企業了。不過，這家企業的運氣有點兒差：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期準備擴建，廠房已經造好，進口的新機器都已經到位，正待安裝運行時，日本人打過來了，電廠就給日本人沒收了。抗戰勝利後，電廠發還給“華商”，卻已是千瘡百孔。經營者再次投資，指望振興，可是不久蔣介石就發動了內戰。到1948年下半年，該公司甚至已經無法發電，只好向美商上海電力公司購買電力，然後用自己的電網向用戶供電。上海解放後，“華商”總算喘過一口氣來，在人民政府的幫助下迅速恢復了電力供應，但經濟狀況肯定是捉襟見肘不大樂觀的。
因為不樂觀，所以“華商”的經營方針講究開源節流，甚至對工作服的管理也非常嚴格。抄表班有工作服、工作包，是發到每個抄表工手裡的，可是每人只有一套，規定是不準帶回家的。每人的這套行頭掛在更衣室裡，上班後換上，出去抄表，到了下班時間就換下，穿上自己的衣服下班。那麼髒了怎麼辦呢？這個也有解決辦法：星期天不是休息嘛，週末下班前可以洗一下，晾到週一來上班時肯定幹了。刑警過去時，抄表班十七位成員個個穿著工作服。問下來，這天他們沒有出去抄表，都待在廠裡整理數據，準備報到財務室去結算電費。他們互相作證，上班後誰也沒有離開過，都穿著自己的工作服。
龍、冷兩人這下吃不準了。康太太和趙媽說得清清楚楚，強盜是穿著南市電燈廠的工作服、挎著南市電燈廠的工作包登門的。她們在這邊住了多年，雖然抄表工每月只登門一次，但平時上街經常看見抄表工騎著自行車穿街過巷，要說臉孔不一定認得清，但南市電燈廠的工作服肯定是認得準的。既然康太太和趙媽說強盜穿著南市電燈廠的工作服，那出處肯定在“華商”這邊。抄表班沒有，那就去倉庫打聽，倉庫裡肯定有尚未發放出去的工作服和工作包。
倉庫管理員是一個三十來歲的男子，姓王，他原是在飯館裡跑堂的，飯館老闆據說跟國民黨“保密局”有點兒什麼關係，擔心共產黨坐了天下找其算賬，所以解放前夕就攜了家眷逃香港去了。老闆一跑，飯館就關了門，小王也就失業了。好在他跟“華商”的一個大股東沾點兒親戚關係，解放後“華商”振興需要新員工，就把他介紹過來當了倉庫管理員。當下，小王把他經手的賬目拿給刑警過目，還請刑警去庫裡查看了庫存的工作服、工作包，賬物數據果然相符無誤。往下，就只有龍、冷二君傻眼的份兒了。
專案組另外兩位聽了這個結果，也感到納悶兒。商量下來大家一致認為，這工作服、工作包肯定是存在的，一般說來也肯定是從“華商”那裡流出來的。這是一條重要線索，不能放棄，看來，還得盯著“華商”查！於是，辛強決定次日自己去“華商”再度調查，其餘三人則去第二起搶劫案的受害人和鄰居那裡查摸線索。
二、可疑對象老德
12月2日，那口著名的外灘海關大鐘剛剛敲響八點的時候，辛強已經趕到“華商”了。
那時的私營企業，是不設專門的保衛部門的，“華商”也是這樣，只有看守廠區幾道大門的門衛。電廠是雷打不動的三班制作業，一年到頭晝夜開工，所以各個車間、部門都時時有人待著，不用擔心安全問題。當然，這麼大一家公司，偶爾也會發生一些小偷小摸的事兒，一般由厂部派人下來調查處理，處理不了的，那就要報警了。昨天龍野濱、小冷兩人去時，是由厂部一個姓馬的高管出面接待的，現在辛強去，就直接找這位馬先生了。
馬先生對於民警的去而復返覺得不可思議，說，昨天不是已經來查過了嗎？辛強說，抱歉得很，這事兒不查出一個結果來，就得一直往下折騰。我們認為劫匪昨天作案時穿的那套行頭肯定是從你們“華商”流出來的，這樣吧，今天抄表班在廠裡嗎？我想找他們逐個單獨談談。
抄表班今天有九人在廠裡，其餘的都出去抄表了。辛強在馬先生的陪同下，先去更衣室轉了轉，打聽到那裡平時一向門窗緊閉，門是上著一把大鐵鎖的，鑰匙由班長掌管，別說外人了，就是抄表工要進去也得向班長要鑰匙。這就排除了有人偷偷摸摸混進去撈一套行頭出去作案的可能。辛強就開始找人一一談話，先從班長談起。據班長說，昨天上班前，全班十七人都已經到廠了，去更衣室換上工作服後，因為不出去抄表，就都去了辦公室。一直到下午刑警趕去調查，也沒有人離開過廠區。
這樣，一直談了七人，內容都是一樣的。辛強尋思看來得改變一下詢問方式了，抽了支香菸整理一下思路後，迎來了第八個。那是一個年過五旬的小老頭兒，姓周，早在民國初期“華商”的前身南市電燈廠創辦伊始，他就是抄表工了。辛強改變了談話方式，乾脆把昨天發生的那兩起案件的大致情況對周師傅說了說，然後請他站在刑警的角度想想強盜的那套行頭是從何處獲得的。
周師傅毫不遲疑地發表意見：“那肯定是從‘華商’搞到的嘛！”
“可是，現在調查下來，你們廠的抄表工行頭沒短缺，也沒流出去過呀！”
“抄表班肯定是沒有流出去過，那麼倉庫呢？”
“倉庫也查過了，肯定沒有流出去過。”辛強說著，遞上一支菸，順手給對方點上。
周師傅抽了兩口，沉思片刻，忽然一拍大腿：“對了！肯定是那套行頭了——瞎子的那套！”
辛強連忙請教：“瞎子是誰？‘那套行頭’又是怎麼回事？”
周師傅介紹說，“瞎子”當初是和他一起進南市電燈廠當抄表工的，比他大三歲，姓陳，名叫大根。他並非盲人，一雙眼睛亮燦燦的視力很好。但是，因為其母親天生雙目失明，所以人們都稱他“陳瞎子”，簡稱“瞎子”。打小大家就這麼稱呼他，所以陳大根也習慣了。陳大根嗜酒，更喜歡吃肥肉，可能就是因為這個原因，他不到四十歲就患上了高血壓，心臟也不大好，一遇到黃梅天的悶熱氣候，就老是手捂胸口說“不好過”。舊社會工人待遇很差，沒有什麼醫療保險之類，有病要看醫生就得自己掏錢，沒錢你就撐著，撐不動你就回家。陳大根就這樣強撐著，一年又一年，好不容易熬到了解放。但公司還是資本家的私營企業，人民政府成立伊始，百廢待興，還顧不上過問工人的福利。這樣，解放後不到一個月時，陳大根就出事了。
那是6月下旬，正是黃梅天。那天，陳大根一上班就說“心裡不好過”，班長說那老陳你就不要出去抄表了，留在廠裡填寫表格吧。陳大根初時是點了頭的，但坐了一會兒又說沒事了，還是去抄表吧，他分管的地段如果讓別人去抄表，還不熟悉哩。沒想到這一去就出事了！途中，陳大根老毛病發作，從自行車上摔了下來，頭破血流，當場昏迷。
當時，正好有一輛解放軍的軍車經過現場，立刻把陳大根抬上車送到小南門大威醫院搶救。那個醫生很有經驗，一量血壓就說這昏迷並非摔破了頭流血引起的，而是腦溢血，得馬上動手術。這樣，陳大根就進了手術室，他那身工作服以及那個帆布包包，當時就扔在一邊了。
搶救的時候，醫院給“華商”打了電話，公司於是派員前往醫院。陳大根這是工傷，公司得承擔一應費用。可是，儘管公司支付了一筆不小的費用，但還是沒能挽救陳大根的性命，三小時後他就去世了。
公司負責協助陳大根的家屬辦理一應後事。因為已經解放了，所以還得向家屬支付一筆撫卹金。家屬提出要讓陳大根的兒子進“華商”工作，公司以未有先例予以拒絕，於是雙方吵得不可開交。這樣一亂，陳大根那身抄表工行頭就沒人想起了，不知醫院方面是怎麼處理的。
周師傅最後總結道：“如果說‘華商’有一套抄表工行頭流失在外面，那肯定就是陳大根那一套了！”
辛強立馬前往小南門大威醫院瞭解當初陳大根入院的情況。時間隔得不算長，病人的情況又有點兒特殊，所以醫生、護士都還記得。可是，對於陳大根那套抄表工行頭的去向，大家卻都說沒有印象。只有一個護士記得當時病人被幾個解放軍抬進醫院時，滿頭滿臉都是鮮血，身上自然也是血跡斑斑，還以為是捱了打呢。
辛強是從山東解放區過來的南下幹部，以前當過武工隊員，後來還幹過一段時間的公安，參加過偵辦案子，頭腦活絡，當下轉換了一個角度詢問：“那麼，如果碰上這樣的病人或者傷員，通常應當如何處置呢？”
對方回答：“先檢查究竟傷在哪個位置，然後進行治療。如果是外傷，就縫合；傷得厲害的，比如車禍形成的，那就要上手術檯了。對了，你打聽的那個病人是上了手術檯的，那就得把衣服脫下來才能手術。”
“這就對了！那天你們肯定也是這樣處理的，這種活兒該當是哪個人乾的？”
那幾位經辛強這麼一點撥，思路變得清晰了，七嘴八舌地說那應當是勤雜工啊，於是護士長就尖著嗓子喊“老丁”。一個背脊略顯佝僂的中年男子匆匆過來，用蘇北口音詢問找他有什麼事。護士長說這位同志是公安局的，來問黃梅天時幾個解放軍送來的那個病人身上脫下的衣服是怎麼處理的。老丁說：“我是7月7日來上班的，那時黃梅天已經過去了，我沒有經手過這麼一個病人啊！”
老丁這麼一說，眾人不約而同都回憶起來了：“對了，那時手術室的勤雜工是老德！”
辛強說那就把老德叫來吧。可是，大家全都搖頭。怎麼呢？原來老德已經被醫院辭退了，因為據說此人手腳不清爽，醫生、護士上班時換下的衣服掛在辦公室裡，到下班時常常短缺鈔票，雖然不多，不過幾角，但心裡總是不爽，醫院於是就將其辭退了。
那麼，老德家住哪裡呢？
那幾位醫務人員面面相覷。這也可以理解，像大威醫院這樣的私營醫院，根本沒有“人事檔案”一說。招工辭工也是高度自由化的，比如現在所說的這個老德，是一年前上海尚未解放時由一個跟院長熟識的朋友介紹過來的，醫院的大部分醫務人員只是跟著別人喚其“老德”，此人究竟姓甚叫甚直到他被辭退時也說不上來。現在刑警要打聽他的住址，那就只好大眼瞪小眼了。
辛強於是就去找院長，可院長那天沒來上班。又去找財務室，老德領薪水財務總要做賬吧，做賬就得有姓名。財務室給了辛強一個意外驚喜，他們那裡不但有老德的姓名，還有年齡和家庭住址。這樣，辛強就知道這個已經被辭退的勤雜工大名叫柯俊德，家住上海市榆林區興隆街裕富坊。
下午，刑警何守傑、小冷兩人前往榆林公安分局瞭解柯俊德的基本情況。分局治安股查了查，說興隆街裕富坊有這個人，不過此人的情況如何不清楚，你們得向負責該保的民警瞭解。
讀者可能會感到突兀：不是已經解放半年了嗎，怎麼還有保甲制度呢？解放半年不錯，但是當時各區的區政府還沒組建，政權機構是“接管委員會”，基層組織機構還是按照以前留下的保甲制運行著。當然原來的保長甲長大部分已經調換了，由具有革命意識的群眾積極分子擔任。
刑警從管段民警那裡瞭解到的相關情況是：柯俊德，小名老德，二十六歲，出身小業主家庭，本人長期無業，品行不端，自幼混跡於江湖幫派給人家當小廝，十三歲開始結夥行惡，偷搶矇騙樣樣來得，多次被國民黨警察局拘留。抗戰勝利後，柯俊德因犯搶劫罪，被國民黨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三年，押解提籃橋監獄服刑，1948年11月中旬刑滿釋放。之後經親戚介紹在大威醫院做勤雜工，但不久就被醫院辭退了，目前無業。
老德雖然無業，但一天到晚基本上是不在家的，民警花了兩個多小時才打聽到他的下落，將其帶到了分局。這小子一看就是個老油子，見到刑警神色不變，笑嘻嘻地拱手作揖：“請教當面，不知何故找我老德？”
刑警不跟他囉唆，開門見山就問“華商”抄表工行頭之事。老德說有這事，那身行頭是我給病人脫下來的，看看血跡斑斑，就想扔掉。旁邊有人說還蠻新的哩，洗洗乾淨可以穿的，我就拿去浸在水裡了，還有那個帆布包。後來，病人死了，我就把那套衣服和包包洗乾淨拿回家了。然後又是作揖：“請問二位警察同志，難道這也犯法了？”
刑警說，犯不犯法先擱一邊，那套行頭現在在哪裡？老德說，一個禮拜後就被我賣掉了。我是拿到外白渡橋那邊的夜市上賣掉的，一套衣服連同帆布包包，一共賣了兩萬三千元。賣給誰了？呵呵，這我可說不清了，就是一個普通老百姓嘛。您二位也知道，外白渡橋的那個夜市黑咕隆咚的，只認鈔票不認人。
老德回答時的那副胸有成竹的鎮定使刑警產生了懷疑。繼續往下追查？碰上這樣一個老油子，盯著行頭是沒指望的，只有想別的辦法。於是就問：“昨天白天你在幹什麼？”
老德的臉色瞬間有些異樣，但隨即恢復如常，微笑著回答：“昨天？我去看望一個朋友了。他叫馬志遠，住在公平路聚福裡，門牌我就說不上來了，不過門頭是認識的。”
馬志遠是個跟老德年齡差不多的小夥子，家裡是開茶葉店的，按說日子應該過得還可以，也有條件供他上學，然後找一份比較體面的工作。可是，馬志遠卻結交了一班痞子，還學會了扒竊。他其實並非幹這一行的料，幹了數年還是技藝不精，1947年在“共舞臺”扒竊一個闊太太時當場失風。失主是個很有背景的女人，於是馬志遠就被國民黨警察局逮捕了，判了一年徒刑。他跟老德就是在提籃橋監獄坐同一間班房的獄友。
馬志遠在家，正坐在客堂裡捧著一杯熱茶看小說，他對於刑警的來訪似乎並不感到突然。這使何、冷兩人產生了疑問。趁他張羅著給刑警沏茶的當兒，具有十多年刑警經歷的何守傑（他是留用警員）跟到廚房門口，瞥見裡面桌上有一杯殘茶，心裡一動，假裝跟馬志遠說話，踅過去悄然一摸杯子，還是熱的，心裡就有數了——老德已經來過了，是來讓馬志遠作假證的！
馬志遠沒有發現何守傑的動作，在接下來回答問題時，一口咬定老德昨天確實在他家，而且待了一天。幹嗎呢？喝茶聊天唄！家裡是開茶葉店的，有人登門別的拿不出來招待，茶總要喝一杯的。馬志遠還要說下去，何守傑已經做了個手勢讓他打住。“你別往下說了，跟我們去分局走一趟吧！”說著還亮出了銬子。
馬志遠倒算是明白人，馬上主動要求“說清楚”。於是，老德半個多小時前匆匆趕來要求馬志遠替他作偽證的情節就被刑警所掌握。
何守傑、小冷立刻返回榆林分局，一面請治安股再次傳喚老德，一面給辛強打電話彙報情況。辛強當即下令：待老德過來後，立刻拘留。
三、夜劫“天年堂”
老德離開馬志遠家後，並未立刻回家，而是去一個親戚家串門，在那裡吃了晚飯才回來。這樣，他被榆林分局的治安民警帶到分局時，已經是晚上七點多鐘了。就地訊問，他還是一口咬定昨天是去馬志遠家串門了。何守傑、小冷也不跟他囉唆了，由榆林分局派了兩名民警陪同著前往其住所進行搜查，卻沒搜到昨天兩起搶劫案的贓物。
如此一番折騰，再請榆林分局派了輛小吉普把老德押到邑廟分局時，已經九點多鐘，專案組另外兩位刑警辛強、龍野濱早已等急了。
何守傑、小冷去吃晚飯的時候，辛強、龍野濱就開始了對老德的訊問。開始老德還是堅持剛才的說法，刑警把馬志遠的證言唸了一遍，老德終於傻眼了。原以為接下來這傢伙得舉手投降徹底交代了，哪知老德往下卻是垂頭不語，任憑刑警紅臉白臉輪流上場，就是咬緊了牙關不開口。這種嫌疑人，別說從警時間不長的辛強、龍野濱和小冷了，就是有著十幾年訊問經驗的老刑警何守傑也毫無辦法。
這個晚上，專案組就是在分局的訊問室裡度過的，每個人都說得口乾舌燥，直到晨曦初露，看看實在沒有希望讓老德開口，只好暫告一段落。將老德關押到看守所之後，四個人在分局對面的那個剛剛出攤的早點排檔上每人吃了碗陽春麵，就在辦公室裡攤開被褥，擠在一起倒頭便睡。
睡到上午八點多鐘，辛強就被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驚醒了。電話是主管刑偵的杜副局長打來的，讓辛強立刻去他辦公室。辛強匆匆趕去，正要主動彙報夜審老德的情況，杜副局長卻開口告知了一個消息：昨晚，與邑廟區相鄰的蓬萊區又發生了一起現場留有紅桃圖案的搶劫案件！
昨晚11時許，蓬萊區“天年堂國藥店”已經睡覺的兩名留店值守店員被一陣輕輕的叩門聲驚醒。這兩名店員一位姓柏，年近半百，是該店資格最老、業務最精的老藥工，另一個是該店的一名學徒小朱。中藥店有一條行規：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店堂裡必須晝夜有店員值班。因為顧客患病是不分時辰的，說發作就發作了，郎中診療開出方子後，病家立刻要抓藥，所以，中藥店二十四小時不能斷人。夜間值班的店員也是這樣，不管你白天內場外場（內場指在藥店附設的工場作坊製作中藥，外場則是指在店堂內接方配藥）忙得筋疲力盡，晚上腰痠背痛倒頭便睡，只要聽見有人敲門，就得立刻起來應門抓藥。當下，老柏聽見叩門聲後，立刻喚醒小朱讓他先去應門，自己則趕緊穿衣服起床。
使老柏感到奇怪的是，小朱去應門後竟然沒有聲響了，他匆匆穿好衣服便往店堂裡走，一邊輕聲喚道：“小朱，是誰啊？”
一道耀眼的手電光迎面射來，晃得老柏睜不開眼，跟著，一條頗有勁力的臂膊夾住了他的脖頸，耳畔一聲低喝：“不許出聲！”老柏覺得臉上一陣寒意，一把匕首在麵皮上輕輕滑過，頓時驚得手麻腳軟！
然後，我們業已熟悉的那套作案流程再次呈現：強盜把柏、朱兩人背對背合綁一處，嘴裡堵上抹布，雙雙拴在店堂的那張賬臺上。只是，這次強盜一共來了三個，一律帽簷低扣、口罩遮臉、戴著手套。
作案對象，看來強盜事先還是動過些腦筋的，而把“天年堂”作為作案對象，則說明他們對上海市區南側一帶中藥店鋪的資本情況、經營特點是有點兒瞭解的。舊時的中藥店，最值錢的是那些名貴藥材如羚羊角、麝香、犀牛角、犀牛黃、熊膽、人參、珍珠粉、猴棗之類，一般說來，中藥店購置這些名貴藥材的資金要佔到整個店鋪全部資金的一半。而如“天年堂”這樣的百年老字號，由於聲譽好，擁有相當數量的固定客戶，因此此類名貴中藥的備貨要比其他中藥店多一些，質量也好，當然也就值錢些。劫匪盯準了“天年堂”下手，看來是知道這個情況的。
老柏事後對刑警說，他當時暗忖店裡只有一些零錢，不值得強盜專門來搶，所以斷定他們是來搶劫名貴中藥的。“天年堂”有上千味中藥，而名貴中藥珍藏得很好，有的藏在店堂的賬臺暗鬥裡，有的藏於庫房角落的大堆草藥下面。強盜是外行，匆匆忙忙之間估計是無法找到的。他們找不到，就要來逼問，他打定主意決不透露秘密。沒想到，強盜根本沒問什麼，三人亮著手電，兩個奔後面庫房，一個就在店堂裡逐個抽斗查看，別說賬臺了，就是角落裡的垃圾筒也沒有放過。
去庫房的那兩個強盜也很有耐心，折騰了半個多鐘頭後，臉上掛著心滿意足的笑容拿著裝贓物的布袋出來了。店堂裡的那個強盜這時也已經結束了搜掠，把搜得的珍珠粉、人參等裝進那口布袋，低聲道：“裡面都查看到了？沒遺漏哪個角落吧？”
拎布袋的那個說：“都翻到了，有用的都拿了。還有一些虎骨，我說要拿，他說太沉了，不拿也罷。”
店堂裡的那個強盜點點頭：“虎骨就算了吧，不值多少錢的。”
舊時老虎多，也沒有“保護珍稀野生動物”之說，所以虎骨來源較多，中藥行業將其視為一般藥材。
三個強盜作案後，照例用噴筒在牆壁上留下了一個紅桃圖案，之後還不急著走，每人沏了一杯茶，喝了一會兒。然後解開小朱的綁繩，讓他拎著一桶水用拖把將庫房、店堂的地面都擦拭了一遍，再把小朱綁在門後的一張椅子上，嘴裡塞上抹布，這才離開。
小朱待強盜走遠後，試著動彈，發現椅子是可以挪動的。於是，就挪到門邊，用門後垂著的那個白天開門營業時用以鉤住門板的粗鐵絲鉤子把堵嘴的抹布鉤了出來，然後大叫“救命”。
蓬萊分局接到報案後，派出刑警前往勘查現場。刑警看到現場的紅桃圖案，不禁暗吃一驚。他們今天上午已經接到內部通報，知道前天邑廟區發生了兩起案值很大的搶劫案，現場都留下了紅桃圖案。沒想到劫匪將犯罪觸角伸到本區來了。
現場勘查的情況跟前天邑廟區那兩處現場差不多，劫匪沒有留下痕跡。與之前兩起劫案唯一的不同點是：這次，劫匪沒有用抄表工的名義出面，所以也沒有動用那套行頭。據學徒小朱說，他去開門時，門外來人說是來“贖藥”（江南地區對向中藥店買藥的說法）的。
蓬萊分局連夜向市局彙報了該案情況，不久，市局值班室來電傳達了領導指示：如果確認該搶劫案與前天邑廟區發生的那兩起劫案是同一夥劫匪所為的話，可以由市局協調兩區分局刑警組建聯合專案組串案偵查。同樣的通知，也給了邑廟分局值班領導。邑廟分局主管刑偵的杜副局長說那就組建聯合專案組一起偵查吧，得迅速偵破案件，否則這夥喪心病狂的強盜不知還要衝誰家下手呢！
第二天一早，邑廟、蓬萊兩個分局各指派四名刑警組成了一個聯合專案組。邑廟分局還是原先的四人，蓬萊分局的四名刑警是彭文瑞、蘇博、老柳和小李。組長由辛強擔任，彭文瑞是副組長。當天上午，聯合專案組就舉行了案情分析會，先聽彭文瑞介紹了昨晚“天年堂”搶劫案的情況，然後由辛強談了談之前發生的那兩起搶劫案的偵查情況。往下就是分析案情了，大家認為昨晚沒有啃下來的老德還是有嫌疑的，儘管他折進局子之後發生了“天年堂”搶劫案，但這並不能排除之前在他身上發現的疑點，其中最大的疑點就是他讓人給他作偽證，被戳穿後對案發那天的行蹤去向刻意隱瞞。因此，一會兒還得去提審老德。
接著再對昨晚的那起搶劫案進行分析：如果說之前那兩起劫案的現場留下的紅桃圖案能夠表明這夥劫匪很有可能是有著累累前科的老江湖，那麼此次他們衝“天年堂”下手就令人費解了。“上檔次”的老江湖是應該嚴格遵守道上規矩的，規矩中有一條是“四不搶”，即：郎中不搶，藥店不搶，郵差不搶，老弱病殘孕幼不搶。現在這夥強盜搶了“天年堂”，就是違反了道上規矩。如此看來，也許他們不是老江湖，而是一夥新冒出來的強盜。那個紅桃圖案，估計是為了轉移警方偵查視線而故意玩弄的障眼法。可是，他們那套作案手法怎麼又是那樣老練呢？
繼續往下分析：新出道的傢伙竟然具有這等老練的作案手段，那就不得不令人要把他們朝“內行”方面去考慮了。這種內行可以由兩個來源構成，一個是之前說過的具有累累前科的老江湖，還有一個就是之前幹過刑事偵查工作的舊軍警憲特人員了。目前專案組面對的這夥劫匪應該屬於後一種，刑警認為這夥劫匪中至少有一個以前是幹過刑偵工作的。
劫匪的另一個特點是對中藥行業比較熟悉，他們知道中藥店鋪裡的哪些中藥值錢，哪些不大值錢，還知道中藥店會把那些特別值錢的名貴中藥放置於何處。根據這種跡象可以推斷劫匪中可能有人曾經涉足過中藥行業，也許在中藥店鋪當過學徒什麼的；也有可能雖然沒幹過中藥方面的工作，但成長於經營中藥材的家庭，從小耳濡目染。
這個特點還可以由另一個推斷佐證：在搶劫、盜竊兩類犯罪裡，把中藥行業作為作案對象的情況極少。其中的原因，除了受江湖規矩制約之外，還有一個銷贓問題。即使下手劫得了名貴中藥，也是很難出手的。從藥店來，還得到藥店去，而哪家藥店遭了難，當地業界就都知曉了，甚至兩三天內可以通過中藥業公會向周邊省市發電報遍告同行，劫匪不但銷不了贓，而且很有可能會因此落網。而眼下這夥劫匪犯罪思路清晰，經驗豐富，心思縝密，他們在策劃對“天年堂”作案時，不會不考慮銷贓問題，如果贓物的出路沒有得到落實，估計他們是不會下手的。而據前述中藥行業的情況，劫匪的贓物只能銷往外地，而且是江蘇、浙江兩省之外的外地。
根據以上分析，專案組決定採取五條措施：一是加強對嫌疑人老德的訊問；二是向全市各分局發內部協查通知，對解放後被辭退的原國民黨警察系統的舊警察作一個統計，將材料送交專案組；三是通過上海市中藥行業公會向本市以及外地發出緊急協查通知；四是立刻加強對火車站、長途汽車站和內河、海運碼頭的布控，嚴防劫匪轉移贓物；五是繼續對全市銀樓、銀行進行布控。
案情分析會結束時，已是午餐時間。眾刑警正吃午飯，看守所打來電話說老德要求提審。辛強說了聲“有戲”，三口兩口扒光飯菜，隨手一指也已吃完了的蓬萊分局刑警老柳：“你和我走一趟！”
兩人去了看守所，讓看守員把老德從監房裡提出來。老德一進提審室就說：“同志，你們昨天夜裡說的坦白從寬政策，肯定是有用的吧？”
“那當然，人民政府說話算話！你不必有什麼顧慮。說吧，12月1日那天你做了些什麼？”
老德臉色凝重：“同志啊，那天我做錯事兒了……哦，不！是做了犯法的事兒了……”
辛強尋思不做犯法的事兒也不會請你小子來這裡吃免費飯了。老柳面前攤開了一刀公安專用的二十六行紙，手持蘸水鋼筆，做好了筆走龍蛇的準備。哪知，老德所說的內容卻使刑警大失所望，他說12月1日那天他和提籃橋區的兩個朋友在南京路中央商場倒賣銀洋！
上海解放當日，市軍管會就發佈公告稱：自即日起，以人民幣為法定貨幣，人民幣與金圓券的兌換比例為一比十萬，在6月5日前，暫準金圓券在市面上流通。金圓券兌換人民幣進行得很順利，可人民幣在市場上卻無法推行下去，多年的惡性通貨膨脹，使得市民對紙幣失去了信心，投機商乘機炒作“黃白綠”——黃金、銀元和美鈔，其中銀元成為主炒對象。從5月底到6月初的十天裡，銀元價格暴漲了近兩倍。受此影響，上海的批發物價指數隨之上漲兩倍，大米和棉紗的價格漲了一倍。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貨公司開始用銀元標價，其他商店聞風而動，相繼仿效，拒用人民幣。
解放軍進了上海城，可是人民幣卻進不了南京路，這自然成了國際笑話。一開始，軍事管制委員會採取了拋售銀元的辦法，可是，十萬銀元拋出去，馬上被投機商吃進，如泥牛入海。坐鎮北京主管經濟的陳雲意識到，我們“在金融上所遇到的敵人，已不是軟弱的金圓券，而是強硬的銀元”。他判斷，如果用正常的拋售辦法對抗，勢必牽動全國的貨幣市場，造成全國遊資圍攻上海，不要說我方未必有那麼多的銀元可以攻防，即便足量拋售，局面也是大亂。所以，他與陳毅市長商量，決定採取斷然的軍事手段。
1949年6月8日，軍管會通過報紙、電臺進行陣前喊話，敦促投機商停止對銀元的炒賣，要求商家接受人民幣。10日上午，淞滬警備司令部司令員宋時輪親自出馬，帶領全副武裝的軍警包圍了設在漢口路422號的上海證券大樓，當場扣押一千三百多人，其中二百三十四人被逮捕，移送人民法院審判。這一行動之後，所有的銀元炒賣活動立刻停止。隨後，全國各地的證券交易場所全數遭到查封，“資本市場”從此退出了中國的經濟舞臺。對上海來說，則是民間的金融活動被徹底取締。當然，偷偷摸摸進行交易的不法分子還是有的，因為利潤比較可觀。不過，一旦被抓獲，那是要處理的，最輕也得蹲三個月班房。
現在，老德交代說12月1日那天他就在做這事兒，刑警大失所望。辛強和老柳當即前往提籃橋分局，通過分局治安股將老德所交代的那兩個同夥傳喚到案，訊問下來，老德的交代內容屬實。這樣，老德三人就給關押起來，後來分別被判處六個月到一年有期徒刑。專案組的這條線索也就斷了。
四、兩條線索
之後三天，專案組按照既定方針進行偵查工作，卻未能發現任何線索。而其時坊間紛紛傳說紅桃大盜搶劫案，因為沒有準確的消息來源，所以產生了幾個版本。這種現象，對於民眾自發防範具有一定的作用，但負面影響也是存在的，給專案組帶來不小的壓力。
第七天，12月7日，線索終於冒出來了，而且一下子報來了兩條。
一條是專案組成員、蓬萊分局刑警蘇博掌握的一個耳目“小癩痢”報來的。蓬萊區製造局路有一個姓姚的女子，反常露富。這個女子名叫姚瑾，是個三十來歲的寡婦，拖著兩個幼子靠在弄堂口擺攤出售日用百貨、文具、玩具度日。儘管那時沒有工商局的干涉，也沒有城管的一次次衝擊，但這樣一個小攤頭的盈利肯定有限，姚瑾一家三口過的日子其質量可想而知。可是，就在昨天，這個平時穿的衣服中三件有兩件打補丁的女人，不但換上了一件大紅織錦緞棉襖，竟然還戴上了戒指，而且一戴就是兩枚！
另一條線索是上海市中藥行業公會報來的。這個公會相當於如今的行業協會，該會接到警方的協查通知後，立刻通過各區的行業公會分會向各中藥店鋪傳達。曹家渡的“中興國藥行”並非直接向病家出售中藥的店鋪，而是專門向中藥店批發中藥材的商行。昨天下午藥行正要關門打烊時，有一個三十歲出頭的男子登門，要求面見老闆。“中興”的範老闆這天去蘇州辦事了，行裡的一應事務交由賬房劉先生代理。於是，劉先生就出面接待來人。對方說他手頭有點兒中藥，是外地朋友送給他的，他家裡沒開藥店，也不行醫，放著也是放著，想想倒不如出讓給藥行吧。劉先生頭天就已經聽範老闆交代了行業公會的協查通知內容，當下聽對方這麼一說，心裡一動，尋思難道這麼巧，強盜別處不去，偏偏選擇“中興國藥行”來銷贓了？劉先生不露聲色，說你有些什麼東西，可以拿出來瞧瞧。
來人便從懷裡掏出一個兩個拳頭大的白布包包，放到賬臺上打開。劉先生定睛一看，是一塊麝香、兩支野山參、十來枚猴棗。劉先生是賬房先生，擅長算賬，對於中藥的熟悉程度僅限於品名、產地、價格，若把藥材送到他老先生面前請他分辨一下這是川貝母還是浙貝母，他就傻眼了。不過，眼下有一個情況劉先生是分辨得清的：麝香產自西藏，野山參則出在東北或者高麗，猴棗應來自雲貴川。來人稱這三樣藥材是外地朋友送給他的，這就有問題。一般說來，朋友送這等名貴中藥的情況有是有，不過很少會把天南地北不同產地的中藥收羅來送人。所以，如果這三樣東西是真貨的話，那這人拿來的八成就是贓物了。
於是，劉先生就招呼一個老藥工來鑑別。老藥工把三樣藥材一一查看後，點頭道：“這都是真貨，質量還不錯的。”
那就談價錢吧。對方問貴號願意出多少價錢收購這三樣中藥。這是劉先生的強項，他只要一張口就能給出一個全市中藥行的權威都認同的合適價格，但是，此刻他心裡想的是如何報警。那麼為什麼不當場招呼行裡的員工聚攏過來將來人拿下呢？劉先生不想這樣做。生意人講究和氣生財，如果發生了這麼一段當場拿下的情節，公安局當然會給予表揚，但若生意場上的競爭對手據此做起文章來，那就夠“中興”喝一壺的了。那些帶著名貴中藥前來上海直接銷售給批發行的主顧必定心生畏懼，今後還敢主動登門送貨嗎？因此，劉先生不會做這種砸自己飯碗的事兒。他決定給對方一個低得難以接受的價格，迫使其斷了跟“中興”交易的念頭，然後指派一名學徒暗暗尾隨，看其住在何處，回來報告公安局就是了。
於是，劉先生就報出了一個價格，這個價格當然低於市場零售價、批發價，甚至比藥行的進貨價還低了20%。哪知對方根本不計較藥行開什麼價，只要能賣掉就是，當下不假思索一口答應了。這下，劉先生無咒可唸了，尋思那就收進來吧，反正這貨回頭要給公安局拿去的，讓失主付這筆錢就是了。於是，當下拍板成交。付錢的時候，佯稱賬臺這邊數額不夠，要去裡面取，趁機關照一個在後面做內場活兒的學徒小孫跟蹤來人。考慮到對方可能會乘車，劉先生還掏了些零錢給小孫。
小孫跟蹤的結果出乎劉先生的意料：那人離開“中興國藥行”後，倒是沒有乘車，步行十來分鐘直接去了曹家渡內河輪船碼頭。小孫算是比較機靈的，假裝湊近過去看售票窗口上方張貼著的輪船時刻表，見那人往窗口裡遞錢，嘴裡道：“一張青浦！”
青浦是距上海市區四十公里的一個縣城，當時屬於江蘇省管轄。兩地之間有長途汽車，也有輪船。輪船速度慢，從曹家渡碼頭出發，沿著蘇州河往西行駛，駛至青浦白鶴後拐入大盈江再往青浦縣城開，這樣繞來繞去需要十來個小時。因此兩地之間每天就只有一班輪船，早晨從青浦出發，傍晚到達上海；隨即上客，出發，一夜行駛後於次日清晨抵達青浦。
小孫當下就傻眼了，尋思這主兒要去青浦了，我還跟不跟呢？考慮下來，決定不跟。這個年方十六的少年做事比較靠譜兒，他擔心對方此舉不過是玩一招金蟬脫殼，於是就在候船室裡待著，看著對方上了船，並且等輪船開走後方才返回藥行。
劉先生聽了小孫所說的情況後，尋思這下沒戲唱了，我即使報告了公安局，輪船已經開走，大概也沒法追上去了。再說，這人不過是懷疑對象，公安局也不一定會抓捕。於是就決定不向公安局報告，而是向中藥行業公會報告。這事兒就是行業公會通知下來的，向他們報告也算合理。電話打到行業公會，那邊已經下班了，無人接聽，只好拖到今天上午。公會接到電話後，立刻報告了專案組。
專案組當下派出四名刑警分別對這兩條線索進行調查。
刑警何守傑、小李受命對第一條線索進行調查。兩人化裝成路人，先去了蓬萊區製造局路姚瑾的攤頭，果然見那寡婦穿著一件大紅織錦緞棉襖，左手中指、無名指各戴著一枚金戒指。姚瑾長得頗有幾分姿色，肌膚雪白，眉眼間透著一股妖嬈之氣，跟顧客說話時語調也是嬌滴滴的。
兩人轉身去了派出所，請管段民警把姚瑾傳喚過來。瞭解下來，姚瑾說衣服和戒指都是一位姓徐的先生送的。徐先生是閘北那邊的一個資本家，五十多歲的一個老頭兒，經營著一家工廠、一家小百貨批發商行。她原先是去南市那邊的批發市場進貨的，聽說徐先生的那家商行給的批發價更為優惠，於是就去閘北那裡進貨了。幾次進貨，就跟徐先生相識了。徐先生見她長相不錯，就動起了腦筋，請她吃飯、看戲，還到她家裡拜訪過。這樣，她就跟徐先生好上了。織錦緞棉襖還有另外幾件大人小孩的衣服和兩枚戒指，都是徐先生贈送的。徐先生還以商行的進貨價向她提供小百貨商品，不賺她一分錢。
姚瑾的說法是真是假？刑警需要調查。專案組接到何守傑的電話彙報後，立刻增派了兩名刑警趕過來，分三路同時進行調查：一路去姚瑾家查看是否藏匿著跟搶劫案相關的贓物；一路拿著姚瑾摘下的那兩枚戒指請受害人辨認；還有一路則去閘北找徐老闆瞭解。
調查結果很快就出來了：姚瑾所言屬實。
再說對“中興國藥行”提供的那條線索的調查。負責該項調查的是刑警龍野濱和彭文瑞。兩人先去了曹家渡“中興國藥行”，查看了低價賣給藥行的那三樣中藥材。向劉先生了解來人的相貌體態，劉先生說那人是中高個子，相貌就說不清楚了，因為他的帽簷壓得很低，而且還戴著口罩，說話也是甕聲甕氣聽不大清楚。說的不是正宗的上海話，好像帶著點兒西郊口音。刑警聽著馬上跟康太太提供的情況聯繫起來，強盜中不是有一個說話也是西郊口音嗎？
那麼，那人拿來賣的這三樣中藥材是不是“天年堂國藥店”被劫的一部分藥材呢？刑警向“中興”的幾位老藥工請教：藥店是否辨認得清自己店裡的中藥材？老藥工都笑了，說可能性不大，除非重量相符。但是按照你們所說，“天年堂”被劫的贓物中這三樣中藥材不止眼前這些數量，那一般說來就無法分辨了。這樣，刑警就打消了把東西拿到“天年堂”去辨認的念頭。
那麼，往下該怎麼調查呢？彭文瑞、龍野濱兩人商量下來，決定去曹家渡輪船碼頭撞撞運氣。他們兩個之前誰也沒坐輪船去過郊區，辦案中也沒接觸過內河輪船，所以對於內河船運不甚瞭解。到輪船碼頭一打聽，得知了從上海到青浦之間輪船的運行情況，彭文瑞便有了一個想法：根據碼頭調度室的記錄，昨天那班輪船從抵達碼頭到離開不過相隔四十七分鐘，這點兒時間，只夠從曹家渡碼頭來回跑一趟“中興國藥行”。據劉先生說，那人在“中興”那裡至少待了半個小時。這樣，就可以推斷這主兒並非搭乘昨天這班輪船從青浦來上海的。他來上海如果也是坐輪船的話，應當是坐前天那趟。那麼，他就得在上海過夜。他有可能去親戚朋友家蹭一夜，也有可能入住附近的旅館。
刑警於是決定去附近的旅館打聽是否有這麼一個人來住宿。當時的曹家渡，因為有內河輪船碼頭以及蔬菜、水果批發市場和紡織品交易市場，所以一年四季來往客商很多，客商多，旅館也就多，曹家渡地區大大小小的旅館、客棧竟然有二十幾家。彭文瑞、龍野濱兩人一家家調查，一直到天黑時分才從一家類似家庭旅館規模的、門口只有“住宿”招牌的無字號小客店裡打聽到一條線索：前天傍晚，確有這麼一個旅客前來入住。
查看住宿登記簿，上面寫著那個旅客的來路——姓名：陸漢益；住址：青浦縣城廂鎮聚星街五十五號；來滬事由：採購；入住證明：戶口簿。
就這麼簡單，不過已經足夠了。
五、再次作案
去青浦調查的刑警是龍野濱和小冷，彭文瑞因是專案組副組長，就留在市區坐鎮。當時一個分局不過一輛吉普車，摩托車也不是每個分局都有的，所以龍、冷兩人是搭乘長途汽車去的。好在道路暢通，兩個小時就趕到了青浦縣城廂鎮。打聽聚星街五十五號，竟是“福誠至中藥店”。於是登門找老闆。老闆姓曹，是個五十來歲的小老頭兒。刑警問他你們這裡是否有一箇中高個頭兒、說話帶本地口音的男子。曹老闆說有的，是我們店裡的職工陸師傅，叫陸漢益。
“請問陸師傅昨天去哪裡了？”
“哦，我派他去上海辦點兒業務上的事，是大前天去的，昨天早上剛剛回到青浦，我讓他休息兩天，他回家去了。”
“他家住哪裡？”
“朱家角鎮上，離這邊城廂鎮有十六里路。”
刑警弄不懂了：“這個姓陸的戶口不是在藥店裡的嗎？怎麼家住朱家角？戶口為何不落在家裡而要落在店裡呢？”
曹老闆解釋：“陸漢益是抗戰勝利前一年從鄉下來青浦的，當時還沒有成家，戶口就落在我這裡了。後來結了婚，娘子是朱家角的一個寡婦。我問他戶口是否要遷到朱家角去，他說不遷了，還是留在這裡吧，畢竟是縣城啊。這樣，他的戶口就沒有動。”
“那麼，這次他去上海辦什麼事？”
“哦，我讓他送一筆款子給浦東洋涇他的一個親戚。前一陣我手頭有點兒緊，生意上頭寸軋不過來，四處商借也沒借到，最後還是通過他向他浦東的親戚借到的。當初借錢是通過他出面的，所以現在還錢也就叫他去走一趟了。”
刑警問曹老闆是否聽說過曹家渡的“中興國藥行”。曹老闆說，聽說過，不過從來沒跟他們打過交道，我們的貨都是從十六鋪的“雙得利”進的，成品中藥則從松江的“余天成”進。哎，同志你們問這個幹嗎？刑警嘆了口氣，說這事我們也感到莫名其妙，你們的這位陸師傅這次去上海還做了一樁事，他把一些名貴中藥材拿到“中興國藥行”賣掉了！其中有野山參、麝香，還有猴棗。
曹老闆怔了片刻，猛地回過神來，立馬往樓上奔。一陣翻箱倒櫃的聲響後，傳來他憤怒的咆哮，大罵陸漢益“殺千刀”。
情況大體上清楚了。陸漢益利用去上海辦事的機會，偷竊了店裡的這三樣名貴藥材廉價出售。這類藥材平時不經常使用，老闆也不會天天查看。等到哪天發現沒了，估計也已經沒法查清楚了。
當下，刑警和曹老闆立刻奔十六里地之外的朱家角鎮。陸漢益初時還想抵賴，但刑警沒跟他囉唆，掏出手銬銬上就走。到朱家角派出所訊問下來，陸漢益只得交代。曹老闆對上海刑警稱謝不迭，但小冷、龍野濱兩人卻高興不起來。
冷、龍二位搭乘朱家角赴上海的末班長途汽車風塵僕僕返回市區，到專案組駐地邑廟分局時，已經晚上九點了。專案組其他同志聽說是這麼一個結果，有的唉聲嘆氣，有的搖頭苦笑。
辛強說：“沒什麼，幹刑偵這一行的，誰都遇到過這種情況。同志們連日辛勞，一直沒有好好休息過，今晚乾脆好好睡一覺，明天上午開會研究下一步怎麼走。”
眾人贊同，於是大家各自休息。
這天晚上，就在專案組刑警睡覺的時候，沉寂了幾天的紅桃大盜重新露頭，再次在蓬萊區作下了一起搶劫大案！
該區的肇周路上有一幢小巧精緻的二層洋房，上下一共八間。樓前有一個小院子，栽種著一些花草；樓後有兩間平房，一間是堆放雜物的儲藏室，一間是廚房；四周圍著綠漆柵欄，大門也漆成綠色，據說以前門框上釘著一塊銅牌，上書“畢陽私邸，未許勿入”。這個畢陽就是小洋樓的主人，祖籍上海，出生於南洋的一個華僑富商家庭，1932年回國，考入震旦大學。畢業後在一家英國人開的洋行裡工作，很受英國老闆的賞識。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洋行關門，畢陽的飯碗沒了，於是就偷偷去了重慶。原是準備參加國民黨軍隊上前線打日本鬼子的，但到了那裡正好遇上“軍統”招收知識青年，像他這樣的大學畢業生當然被“軍統”視若寶貝，於是就進了“軍統”，被授予少尉軍銜。當時，戴笠還親自接見了畢陽，聊下來，得知畢陽精通英文，頭腦又靈活，於是說你也不必去一線做危險工作了，就留在局本部搞情報分析吧，憑你的素質，幾年下來，你就可以成為一名優秀的情報專家了。
以戴笠當時的地位，能夠對一個新加入“團體”的青年說這等話，那是相當重視了。不難想象，“軍統”肯定會把畢陽作為重點培養對象。正如戴笠所預料的，畢陽的素質確實不錯，加上自身的努力，以及不事張揚的性格，他跟所有特務不管是看門的小角色還是手握生殺大權的將校級大特務的關係都處得很是到位。兩年後，畢陽就當上了情報處新設的“日本對英美情報活動特別情報組”的副組長，陸軍上尉軍銜。到1945年元旦，在“軍統”的迎新聯歡會上，戴笠破格晉升畢陽為少校組長。
日本戰敗投降後，“軍統”的“日本對英美情報活動特別情報組”隨即解散。畢陽的老母、妻兒都在上海，一別四年，他就要求請假赴滬探親。報到戴笠那裡，戴笠說不是正要向上海派接收人員嗎，把畢陽列入名單吧。這樣，畢陽就以接收大員的身份榮歸上海。後來，戴笠飛機失事殞命，“軍統”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大權由毛人鳳執掌。由於畢陽的人緣好，不但沒受到排擠，反而還被毛人鳳提升為中校，在上海搞情報。
南京解放前夕，據說“軍統”原是準備讓畢陽潛伏下來的，因為他的對外身份一直是“商人”，外界沒有人知道他是“保密局”校級特務。這種情況是比較適宜潛伏的。但名單送到毛人鳳那裡後，他的名字被劃掉了，毛人鳳說這人精通國際情報，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從今後的工作出發，還是把他帶到臺灣去為好。這樣，畢陽就跟著毛人鳳去了臺灣。由於事發突然，他甚至連和家眷告別的機會都沒有，更別說把老母、妻兒帶上了。
上海解放後，華東局社會部根據獲得的情報，掌握了畢陽的真實情況，曾派員前往畢陽宅第去查看。畢陽的母親、妻子表示願意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跟畢陽劃清界限，並主動拿出家藏的黃金、銀洋、首飾、手錶等交給政府。社會部幹部根據政策，沒有接受，說這是你們的私人物品，不是畢陽搞反革命活動的經費，還是你們自己留著吧。至於這幢住宅，據我們瞭解，是畢陽1932年回國之前由其父親出資建造的，所以不能算是敵產，而是屬於你家的私產，政府也不會沒收，如果受到侵犯，政府還會給予保護。
畢陽的家眷對人民政府自是感激不盡，但這樣一來，鄰居都知道原來畢陽是“軍統”特務，逃到臺灣去了。以當時的政治氣氛，對畢家人就不免另眼看待了。畢家人原本跟外界接觸就不多，現在乾脆閉門不出。那塊掛在門口的銅牌當然早已拆除了，轎車贈送給了親戚，電話停機，原本家裡是僱傭著孃姨的，後來也辭退了。畢陽的老母親整天在家裡唸佛，妻子任丹蕊每天出門兩次，早上送九歲的兒子上學兼帶買菜，下午去學校接兒子。如此生活，外界有些風吹草動、小道消息，自然不可能傳入一家人的耳朵。因此，這幾天一直令附近一帶人們風聲鶴唳的紅桃大盜搶劫案，畢家三口竟然絲毫不知，自然也就談不上有什麼防範意識了。
12月8日午夜時分，已經入睡的畢宅女主人任丹蕊被一陣急促的門鈴聲驚醒。她頭腦裡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政府來人了，夜半登門，別是來抓人的吧？禁不住一陣驚慌。任丹蕊匆匆穿上衣服，三步並作兩步趕到樓下去應門。原以為來人是在大門口等著她去開門的，因為門鈴按鈕是裝在大門外的，哪知她剛剛打開屋門，臺階上已經站著三條黑影了。任丹蕊沒有思想準備，嚇了個激靈！
對方身穿深色中山裝，頭戴幹部帽，帽簷壓得有點兒低，臉上戴著口罩，手上戴著白紗手套，其中一個肩上挎著個軍用挎包。為首一個開腔道：“別害怕！你是……”
“我……我叫任丹蕊。”
“我們是市局的，有點兒急事找你。”那人一邊說著，一邊亮出了證件。
任丹蕊稍感放心，點點頭把來人往屋裡讓。請來人在客廳落座後，她正要去拿熱水瓶沏茶，被叫住了：“別忙活了！你家裡還住著誰？就是老太和孩子？好的，麻煩你去把他們叫起來，政府有話要對你們說。”
任丹蕊稍顯遲疑：“老人、孩子也要叫？”
“對，都叫過來。放心，不是壞事，是好事、喜事！”
任丹蕊聽了心裡一動，暗忖難道丈夫起義了？因為深信對方的市局身份，所以也不作他想，立刻遵命。
一家三口集中到客廳後，婆媳倆眼睜睜地望著對方三人，等著他們透露帶來了什麼好消息。先前亮證件的那人開口了，內容卻令婆媳倆莫名其妙：“家裡有繩子嗎？”
六十歲的畢母不知所措，無法作答。任丹蕊呢，遲疑地搖頭：“沒……沒有。”
“那就找件代用品吧。”那人朝旁邊一位打了個手勢，那位在底樓這邊轉了轉，進了原先孃姨住的那間屋裡，裡面傳出幾下像是撕開布匹的聲響，不一會兒，那人手裡拿著幾根撕開的被單返回客廳。
這時，三個不速之客終於露出了強盜的真面目，亮出了寒光閃閃的匕首，二話不說就將一家三口綁了起來，拴在桌腿上，嘴裡堵上了從衛生間拿來的毛巾。女主人任丹蕊是最後一個被堵上嘴的，堵上前她衣袋裡的鑰匙已經被搜出來了，讓她說出保險箱密碼。她稍一遲疑，匕首已經抵住了脖頸，嚇得她緊閉著眼睛乖乖說了出來。
強盜上樓進了女主人的臥室，打開了保險箱，將裡面的二十五兩黃金、二百多枚銀洋、十來件首飾、兩千多美元以及任丹蕊臨睡前摘下放在床頭櫃上的金錶悉數劫走。下樓後，發現客廳一角的那口玻璃櫥裡的餅乾聽、咖啡罐、奶粉瓶，於是就衝了奶咖，把前天任丹蕊剛剛買的兩斤餅乾吃光。接著，他們從衛生間拿出拖把，把樓上樓下凡是他們踏到過的地方都擦拭了一遍。最後，照例拿出噴筒，在牆上留下了一個紅桃圖案，這才離去。
可憐畢家三口給綁在客廳的那張餐桌上，無法掙脫，如果不是早晨六點送牛奶的工人按門鈴沒見反應，覺得不對頭，喚來了鄰居眾人一起推門入宅察看，沒準兒因凍餓而送掉性命也難說。
專案組聞訊趕到現場，一看情況，先讓保長、甲長把畢老太和孫子送醫院檢查，女主人還行，就留下向刑警敘述案發情況。刑警聽說對方出示了上海市公安局的證件，不禁暗吃一驚，尋思紅桃大盜還真了得，搞起了升級版，冒充電燈公司抄表工覺得不過癮，竟搖身一變做起了警察！於是就問那證件是什麼樣子的。任丹蕊說那人從口袋裡掏出一個紅色本本，捏住了封面的大半個位置，朝她一亮。她看見那個本本的下方印著一行金字：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
刑警老柳把自己的證件拿出來：“是這樣一個本本嗎？”
任丹蕊看了看，眨著眼睛：“好像比您這個本本稍稍小了一圈。”
幾個刑警就覺得奇怪了。當時上海市公安局的證件是全市統一的，封面都是市局落款，至於是哪個部門哪個分局的，是填寫在裡面貼照片的那頁上的，哪來的比真證小一圈的工作證？若說是劫匪偽造的吧，那為什麼不偽造尺寸相同的呢？
刑警何守傑忽然嘀咕了一聲：“這小子肯定是拿了本自行車執照來冒充了！”
這麼一說，其他刑警恍然大悟！上海解放後，新政權的各項工作逐漸開始進行，其中一項是發放自行車證照。車證也稱執照，一個硬封面，內有兩頁記載該車及車主情況和注意事項的紙張。車證封面下方印著的那行市局落款跟警察的工作證是一樣的，紅桃大盜靈機一動，竟然利用車證冒充起警察來了！
現場勘查如同專案組預料的一樣，沒有發現什麼痕跡。返回分局後，專案組舉行案情分析會，一致認為這是紅桃大盜所作的第四起搶劫案。這時，忽然接到北站分局的電話，說他們前天在站前廣場上抓到一名扒手，在其身上發現了羚羊角，問專案組是否要過來查問一下。
據辛強事後說，接到這個電話的一瞬間，他忽然產生了一種直覺：這是一條真正有價值的線索，這個扒手可能是打開紅桃大盜搶劫案迷宮之門的一把鑰匙！
六、可疑的舊警察
北站，即北火車站的簡稱。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後期，上海發往外埠、外埠抵達上海的火車發車點與抵達點都是北站，北站一年到頭的熙熙攘攘也就可想而知了。而這種熱鬧，正好給扒手提供了一個很有利的作案條件。
扒手羅三兒就是北站分局的反扒便衣在站前廣場上抓到的。當時，一個便衣發現羅三兒從候車室出來，轉了個圈，盯上了一個帶孩子的中年婦女。便衣憑經驗一看羅三兒的那雙眼睛，就知道這小子是吃這一行飯的，遂決定抓現行。不多時，當羅三兒下手作案時，被便衣逮個正著，銬上銬子就帶到不遠處的警務室。
進去之後，在羅三兒身上搜出贓款若干，還有一個長近一尺、寬高各為寸餘的小布包，問羅三兒是什麼，他搖頭不語。便衣以為羅三兒不老實，差點兒撩一巴掌上去。其實這小子確實不知道，這是他在候車室從一個候車的旅客那裡扒竊來的。原以為是什麼寶貝，不料民警把層層疊疊包在外面的布頭解開後，呈現在眼前的是一截動物犄角。幾個便衣民警不認識這是什麼東西，就放在一旁，然後清點贓款。羅三兒運氣還不錯，之前扒得的兩個錢包中的錢鈔加起來竟有上百萬元，這在當時算得上一筆像樣的款子了。於是，恭喜了！給羅三兒換個地方——送到看守所去了。
那筆贓款和像是動物犄角樣的贓物，就由便衣帶到分局辦公室去了。按規定，贓款、贓物都得上交治安股領導，領導登記後再上交分局秘書股（即後來的“辦公室”）。治安股領導由於工作繁忙，規定一週交兩次，每隔三天一次。今天是交贓款、贓物的日子，一干便衣都湧進了治安股長的辦公室。一個也來交戰利品的老民警無意間看見動物犄角，不禁一驚：“我的媽呀，羚羊角啊！這是中藥裡最為名貴的一味，價超黃金。這麼長一截，要值多少錢哩！”
這一驚呼，引起了治安股長的注意，當下一看贓物，馬上拿出了專案組的那份協查通知，看了看，指著上面的“羚羊角”說，前幾天開會時不是給大家念過這份通知的嗎，你們是怎麼聽的，發現了協查通知上載明的贓物也不立刻報告，一直拖到今天。說著，立刻按照協查通知上的電話號碼給專案組打電話。
專案組當即派員前往分局，把那截羚羊角取來。然而專案組一干刑警誰也沒接觸過這等名貴中藥材，是不是羚羊角也不敢保證。有人想起分局對面有一個在馬路邊上擺一副桌椅當街坐堂問診的郎中錢老頭兒，於是就派小冷、小李拿去請他辨識。錢郎中看了之後，說這確實是羚羊角，強調這是最珍貴的一種中藥材，然後就要說藥效。冷、李兩人對羚羊角的功效並無興趣，還沒聽完就謝過錢老頭兒興沖沖回來覆命了。
接下來，是要弄清楚這截東西是不是“天年堂”被劫的贓物之一。出於穩妥考慮，專案組沒把東西拿去請失主辨認，而是派員去“天年堂”詢問：被劫的羚羊角有多重？
像羚羊角這樣的名貴中藥材，一般都是使用粉劑的，藥店根據中醫開的方子上所註明的分量，當場用銼刀從角上銼下粉末，邊銼邊稱，讓消費者親眼看見這是真貨。所以，老闆只要一查賬目，就可以知道被劫的那支已經銼掉過數錢的羚羊角的精確重量。當下讓賬房先生核查後，說被劫的那支羚羊角重三兩一錢七分。小冷、小李回來一說，辛強就讓兩人拿上贓物前往附近的一所中學，借用化學實驗室的天平稱下來，果然是這個重量。於是確認這是贓物。
然後，就去訊問扒手羅三兒。羅三兒交代，這個布包是他去北站候車室行竊時，從一個旅客攜帶的挎包裡順手竊得的。那個旅客的挎包裡還有其他東西，對於扒手來說，最理想的當然是現鈔。他站在那人後面，悄悄扯開挎包的拉鍊，正要把手伸進去掏摸，那旅客卻是一個轉身。羅三兒就決定放棄這個對象，抽出賊手時順便竊取了這個條狀的布包。
那麼，那個旅客是怎麼一副模樣呢？這個，羅三兒就說不上來了，因為他根本沒和對方正面對視過。刑警正失望時，羅三兒又補充了一句：“我聽他曾問過別人去崑山在哪裡排隊。”刑警竊喜，這個線索比能夠說出對方是怎麼一副模樣還有價值啊！
專案組隨即舉行案情分析會，一部分刑警認為，從受害人康太太等人反映的一個劫匪帶有明顯的西郊本地腔來判斷，此人很有可能是崑山人，他在上海參與作案後，攜帶分得的贓物回崑山去了。這個觀點遭到了另一部分刑警的質疑，說如果是這樣，那麼昨天晚上發生的畢宅搶劫案又該如何解釋呢？持前一觀點的刑警反駁：也許是另外兩個劫匪把崑山那位打發回去後，另行物色了一個同夥呢？
兩個組長辛強、彭文瑞沒有參加爭論，他們交換了意見後，說羅三兒的那個作案對象，是目前獲得的最可靠最直接的一條線索，那傢伙既然有崑山口音，又上了去崑山的火車，我們還是有必要循著這條線索往下追查。不過，如何追查這個人倒是一個難題。因為羅三兒根本說不上他是怎麼一副模樣，幾起搶劫案中劫匪也都是壓低帽簷、戴著大口罩的。崑山是一個縣，不說這個縣的其他鄉鎮，就說縣城玉山鎮吧，也有四萬人口，要在這麼些人中追查一個沒有相貌特徵的男子，難度之大，可想而知。請同志們考慮一下，群策群力，看怎樣才能夠順利找到此人。
眾人拾柴火焰高，大家七嘴八舌一番議論下來，漸漸集中到了一點上：那個崑山人進了北站候車室，居然要打聽從哪個檢票口上開往崑山方向的列車，看來這主兒不過是難得來一趟上海的鄉下人，這種人參與紅桃大盜系列搶劫犯罪活動，充其量不過是一個跟班樣的小角色，是個從犯。而主犯呢，估計應該是長期生活在上海市區的人，這樣才有那份選擇搶劫目標的準確性以及在都市作案的從容、老練、狡猾。崑山那個從犯應當是上海市區的主犯邀過來參與作案的，如此看來，主犯跟崑山這個地方可能有著一份特殊關係。之前，從劫匪的作案手段判斷，曾懷疑過其中至少有一名劫匪可能有過從事刑事偵查工作的經歷，為此還請全市各分局提供了原國民黨警察局已被辭退的舊警察的情況。
於是，先查看各分局提供的資料，看看其中是否有崑山人。最後，發現解放後被辭退的舊警察中崑山籍的一共有四人，分別是新成分局、楊樹浦分局、盧家灣分局和蓬萊區分局的。蓬萊區分局的那位老宋，專案組來自該分局的刑警都認識。這人五十八歲，患有嚴重的肺結核，解放前半年就已經病休在家了。解放後組織上審查留用人員時，就把他劃了出去，因為此人一貫本分，沒有做過惡事，所以還給他發了一筆補助金。肺結核在當時屬於現今癌症那樣的絕症，這人現在是否在世也難說，即使在世也絕對當不成強盜，所以將其排除了。剩下的三個，專案組決定立刻進行外圍調查，先看是否有作案時間。
六名刑警分赴新成、楊樹浦、盧家灣三個分局，調查到晚上方才返回專案組駐地。調查結果是：楊樹浦分局、盧家灣分局的那兩個辭退舊警察都已找到了新的工作，一個在“春興米行”當夥計，一個在“正泰紗廠”看門，經查均無作案時間；新成分局的那個辭退舊警察名叫袁曉墨，沒有查到其下落，連住在哪裡都不清楚。
前往新成分局調查的刑警蘇博、老柳兩人於是就瞭解了袁曉墨的一些基本情況。袁曉墨，三十九歲，江蘇省崑山縣玉山鎮人氏，出身小攤販家庭，十六歲到上海法租界的煤球廠做學徒。當時做煤球的機器是靠手工搖的，體力消耗很大，但如果能堅持下來，那力氣就很是驚人了。袁曉墨將近三年做下來，眼看就要滿師的時候，他卻辭職不幹了。老闆當然不允許，你來學生意時是簽下過學藝契約的，言明不但要學三年，三年滿師後還得在老闆這邊繼續幹三年，稱為“學三年，幫三年”，你小子三年學徒期還沒滿就要離開，還真反了你了！老闆是青幫弟子，一向橫慣了，當下就要懲罰袁曉墨。可是他一打聽，卻又不得不打消了這個念頭。怎麼呢？原來法租界工部局巡捕房刑事部招收“包打聽”，袁曉墨偷偷去報名，那身力氣被人家看中了。巡捕房當然比煤球廠老闆要牛得多，當下告訴袁曉墨，你只管來報到上班，老闆敢動你一根汗毛，我們要他好看！就這樣，袁曉墨成了巡捕房刑事部的一名便衣。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上海淪陷，日本人接管了巡捕房。華捕中有些具有愛國思想的拒絕為日本侵略者效力，主動辭職。但袁曉墨沒有離開，賣力地替日本人辦案，還曾被借調到臭名昭著的汪偽特工總部“七十六號”去做過小三子（即嘍囉）。抗戰勝利後，袁曉墨一度失業，但兩個月後又經人介紹進了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新成分局當了一名刑警。
解放後，軍代表審查留用警察時，一看袁曉墨的簡歷，立馬將其姓名劃掉——在“七十六號”幹過，不找他算賬已經便宜他了。袁曉墨於是就失業了。他原本是有家室的，但後來離了婚，住在分局的宿舍裡，吃食堂，戶口也在分局的集體戶籍大本子上掛著。被辭退時，戶口當然要遷走，但袁曉墨沒有房子，於是就給了他一紙遷出證明，自己保存著，幾時有了固定住址隨時可以遷入。這種做法，當時上海灘稱為“袋袋戶口”（滬語中的“袋袋”意為口袋，“袋袋戶口”意即裝在口袋裡的戶口）。
專案組分析了袁曉墨的情況：曾在法租界巡捕房刑事部當過多年便衣，對南市一帶的情況肯定非常熟悉，這對於物色作案對象是一個很好的條件。另外，解放後無業，肯定對其生活有嚴重影響，由此產生犯罪的念頭也是可能的。這個對象，應作為重點嫌疑目標進行調查！
七、真相尚未大白
但是，怎樣在茫茫人海中找到這個袁曉墨呢？
刑警何守傑出了一個主意：袁曉墨出身崑山縣玉山鎮，那是一個江南小鎮，地處滬寧線旁邊，雖然說不上閉塞，但畢竟是小地方，長期以來形成的那種人與人之間的交往習慣有小地方的特色。這種特色，在上海周邊那些縣城的小鎮上都有體現。他有一個親戚住在松江泗涇鎮，記得抗戰勝利那年，有一次他陪父母前往那裡作客，親戚的鄰居聽說從上海來了一個警察（何守傑當時是國民黨警察），皆覺好奇，紛紛登門探訪，最後，連鎮上警署的幾個警官也聞訊而至，硬要拉他去飯館喝酒。由此猜想，袁曉墨在當舊警察時，肯定也要回鄉探親的，崑山那邊國民黨警察局的警察多半也會熱情招待袁曉墨。如果是這樣，崑山原國民黨警察局的舊警察中可能有人認識袁曉墨。當然，他們不大可能說得出解放後袁曉墨落腳何處，但他們有可能知曉這個來自上海的同行在崑山是否有親戚朋友，而被羅三兒選為作案對象的那個主兒，如果確是崑山的，那麼無疑是這些親戚朋友中的一個。
也就是說，何守傑提出了一個偵查新方向：既然無法迅速找到袁曉墨，那就用袁曉墨這條線索去追查那個要把贓物羚羊角從上海帶到崑山去的傢伙。
專案組眾人覺得這是一個好主意，決定立刻付諸實施。
中午，專案組長辛強即率四名刑警直奔北站，登上一列開往南京的列車，於午後一時多抵達崑山。一行五人直接去了崑山縣公安局。對方聽說是上海同行來調查案子，很是重視，一位姓陸的副局長出面接待，說局長去蘇州地委開會了，上海同志有什麼事情需要協力的，儘管開口。辛強於是說了事由，麻煩崑山同行協助調查一下相關情況。陸副局長說，我是從山東過來的，不熟悉崑山這邊解放前的情況，但刑警隊的兩位老警察大概說得清楚。
刑警隊的兩名留用警察都已四十多歲了。一位姓張，解放前曾多次協助中共地下黨、抗日遊擊隊收集情報、運輸物資，屬於值得信任的進步人士；另一位姓蔣，是革命烈屬，其嫡親弟弟抗戰時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太湖游擊隊偵察員，一次執行任務時不幸犧牲，解放後被追認為革命烈士。由於其父母早已去世，所以烈屬牌子就掛在老蔣門上了。
老張、老蔣聽專案組一說情由，笑著說這事你們還真料準了，崑山確實有一個叫袁曉墨的人，以前是住在太平橋那邊的。袁氏夫婦有一對子女，兒子就是袁曉墨，他上面有個姐姐，好像叫袁曉玉吧。袁曉墨十五六歲去上海謀生，次年他姐姐嫁給漁行橋畔的俞木匠。抗戰爆發前一年，袁氏夫婦坐船去鄉下途中，小木船被一條輪船撞翻沉沒，夫婦倆雙雙死亡。
那個袁曉墨，當學徒時沒有回來過，後來父母遭難回鄉奔喪時據說已經進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刑事部當了“包打聽”。當時，縣警察局的幾個頭頭就說袁家兒子進了巡捕房，看來以後前程要遠大了，就算是一個普通“包打聽”，對於我們以後到上海去辦案也會有幫助，所以要結交他，你們刑警隊先派人去弔唁吧。當時是老張和另一個刑警去的，可登門時袁曉墨已經接到上海發來的加急電報返滬了。
這次沒有見到，過了一陣到清明瞭，袁曉墨回鄉掃墓，縣局就把他請到飯館吃了一頓。後來，崑山這邊有案子需要到上海去辦的，也確實得到了袁曉墨的大力相助。日本人佔領上海後，因為袁曉墨那時也在替日本人當警察，還跟“七十六號”有交情，所以還是幫得上忙的。這個人，崑山縣局的老警察都曉得。
專案組刑警問：“袁曉墨在崑山除了姐姐，是否還有其他親戚？如果有，他回鄉時跟誰走動得比較多？”
張、蔣兩人都是土生土長的崑山本地人，當時的玉山鎮一共也就方圓幾里地的範圍，縣城的人們互相之間可能有不搭腔的，但基本上都是認識的。所以，是說得出袁曉墨的幾家親戚的，因為是幹刑警的，所以說得還很詳細，連袁曉墨姐夫家的幾位也順便說了說。再往下了解，發現被扒手羅三兒作為作案對象的那個羚羊角失主，好像就是住在五聖巷的袁曉墨姐夫的嫡親弟弟、綽號叫“申公豹”的那位。
於是，陸副局長就給玉山鎮派出所打了電話，讓負責五聖巷管段的民警立刻來縣局。民警小閔匆匆趕到後，介紹了“申公豹”的情況：這人姓俞名北昌，腦袋天生有點兒歪，所以小時候一起玩耍的夥伴聽了說書先生說的《封神榜》後，就把其中一個歪頭人物申公豹的名字移植給了他。一叫就叫出了名，一直延續至今，以至於本名倒不大為人所知了。俞北昌是個竹匠，一個出生於木匠家庭的人不做木匠倒幹起了竹匠，這是什麼原因誰也說不清楚。據說這是俞北昌自己的選擇，可他對於自己選擇的這一行卻又熱愛不起來，手藝學得不咋樣，工作態度也大有問題，三天打魚兩天曬網，還嗜酒嗜賭，據說去人家屋裡幹活時手腳也不大幹淨。在崑山這樣的小地方，名譽是很重要的，俞北昌的壞名聲一旦傳出去，大夥兒看他時的眼光就異樣了。再加上那些添油加醋的傳言，俞北昌二十八歲了還討不到老婆。
那麼，俞北昌跟袁曉墨是否有來往呢？
小閔說是否有來往我說不上來，因為俞北昌是匠人師傅，慣例是經常外出的，也不知他去了哪裡——他不是內控對象，所以也就沒留意他。
上海刑警商量下來，決定立刻傳喚俞北昌，同時對其住所進行搜查。但俞北昌卻不在家，問鄰居，誰也說不上來去了哪裡。於是決定開了鎖先入內搜查，然後坐等其回家。搜查下來，沒發現贓物，卻發現了羅三兒作案時接觸過的那個八成新的拉鍊挎包。
刑警一直等候到天黑，俞北昌方才一身酒氣地回家，當下就把他帶到了縣公安局。五個刑警擺開場面開審，俞北昌一看那陣勢就嚇得瑟瑟發抖，問什麼回答什麼，將作案情況一一交代——
一個月前，俞北昌隨兩個竹匠同行去與崑山接壤的青浦縣東側的徐涇那邊幹活。幹了十來天結束後，他想徐涇離上海市區不過三四十里地，我何不去上海曉墨哥那裡看看。他還不知袁曉墨解放後沒被新成分局留用，興沖沖趕去一問，門衛室說這個人已經離開了，去了哪裡我們不知道。俞北昌只好悻悻而歸，回到家裡，卻意外收到了袁曉墨的一封信。這封信已經寄達一個星期，因為俞北昌不在家，郵差就從門縫塞到屋裡了。俞北昌具有小學文化程度，一般文字大體上還識得下來。當下一看，袁曉墨叫他有空去上海玩玩，如果去的話，可以到江寧區中正北二路鏡子弄29號找他。如果最近不打算去上海找他，也請去封信告知一下。
俞北昌把這封信一連看了幾遍，從“如果最近不打算去上海，也請去封信告知一下”的內容中領悟出袁曉墨讓他去上海可能是有什麼事情，於是馬上動身。
俞北昌對袁曉墨這個拐彎抹角的親戚是很崇拜的，當警察已經很了不得了，而且人家是在大上海當警察的，那更是非同小可啊！崑山這邊警察局的那些頭頭腦腦對袁曉墨都是一副客客氣氣的恭敬樣，而崑山這邊的居民知道袁曉墨是大上海巡捕房的“包打聽”之後，對俞北昌也客氣多了。
11月23日，俞北昌去了上海，拿著那封信問了七八個人，總算找到了中正北二路鏡子弄。袁曉墨見到他很高興，把他介紹給同住的那個朋友史鼎驍。後來俞北昌知道，鏡子弄29號的房子是史鼎驍家的私房，而史鼎驍的家小在附近另有住房，這裡的房子就借給袁曉墨住了。史鼎驍出身中藥商世家，以前也幹過“包打聽”，跟袁曉墨是同事，兩人關係很鐵。後來，史鼎驍在執行任務時跟人打鬥受了傷，他覺得幹這一行有點兒危險，遂決定辭職。辭職後，史鼎驍幹過多種行當，近年在做木材掮客。
袁曉墨、史鼎驍倒也爽快，直截了當問俞北昌是否想發財，俞北昌的回答是肯定的。然後是第二個問題：你敢不敢冒險？俞北昌說如果是跟著你們二位大哥，那無論冒什麼樣的險我都敢。俞北昌的回答使那二位很滿意，於是袁曉墨就向其攤牌：共產黨佔領上海灘後，情況比較混亂，物資短缺、物價上漲不說，社會治安也很成問題。目前的上海灘就像一潭渾水，一些以前的小癟三紛紛渾水摸魚，竟然發了大財，還全身而退，逍遙法外。所以，我跟史兄合計，共產黨的警察連這些小癟三作的案都破不了，如果像我們這樣的破案老手去幹一票的話，那還不是三個手指捏田螺——篤定！所以，我們想趁亂幹一票，算算人手還缺一個，就想到了你北昌兄弟。你看怎樣？
俞北昌聽了，幾乎是不假思索地答道：“多謝二位哥哥！我願意跟你們幹！”
於是，三人就開始準備。計劃當然是袁曉墨、史鼎驍兩人制訂的。兩人對原法租界以及周邊地段很熟悉，於是決定到邑廟區、蓬萊區動手。目標是史鼎驍找的，他做木材掮客生意，在復興東路康太太宅第附近有一個交易點，他經常去那裡閒坐著等生意，無非就是喝茶抽菸聊天。來木材行的不但有全市各區的掮客、商人，還有附近的一些閒漢，專門候在交易點準備給木材商跑腿買買東西、送送急件、跑跑郵局什麼的掙幾個小錢，一起喝茶時就像茶館裡的茶客那樣閒磕牙瞎聊天。於是，史鼎驍就知曉了這附近有哪幾家是適宜下手的對象。他跟袁曉墨商議下來，選中了康太太和張老頭兒兩家。
在這之前，袁曉墨有一天晚上路過外白渡橋那邊的夜市，看見有人在出售一套“華商”的抄表工行頭，於是心裡一動，暗忖如果冒充電燈廠抄表工登門作案的話，是一個絕妙的創意，其勝算肯定是百分之百啊！於是，一番討價還價後，就從對方手裡買了下來。現在，這套行頭可以發揮作用了。
12月1日，袁曉墨帶著俞北昌連續作案兩起，獲贓頗豐。史鼎驍因最近經常出沒於附近的木材交易行，擔心被人認出來，所以沒有出面。袁曉墨、史鼎驍兩個不愧是幹刑偵出身的，作案得手後，當晚就把那套抄表工行頭燒燬滅跡了。那麼，他們不準備再作案了嗎？不是，接下來是對“天年堂國藥店”下手。不過，這已經不能使用偽裝電燈廠抄表工的伎倆了，就以病家名義夜晚敲門。“天年堂”在蓬萊區，史鼎驍不必擔心有人認識他，於是也直接參與作案了。
在“天年堂”作案得手後，三人縮在鏡子弄29號閉門不出。12月6日，袁曉墨對俞北昌說，明天你先回崑山去吧，離開那裡時間長了，容易引起別人的懷疑。遂給了俞北昌一些鈔票，說那些黃金、銀洋、首飾什麼的，現在還不能動，一動就要出問題，等過一陣風聲小了再賣掉；至於存摺，那更是不知要放多久哩，弄不好燒掉也說不定；這些藥材呢，目前也還不能動，你帶一部分回崑山好好藏著，明年黃梅天前要動一動的，否則放黴了就掉價了。
次日，俞北昌就帶著羚羊角等部分藥材贓物回崑山，沒想到在北站竟然被扒手扯開了挎包拉鍊偷走了放在最上面的那支羚羊角。俞北昌心疼不已，由於生怕袁曉墨責怪自己，所以想了又想沒敢寫信告訴袁曉墨。
那些帶回崑山的藥材贓物，俞北昌交代說他放進了一個老酒罈，壇口用油紙密封后，埋在他家屋後地裡了。訊問結束後，刑警連夜去起贓，果然挖了出來。
俞北昌交代完畢，刑警問後來紅桃大盜對畢宅作的那起案子你知道嗎？俞北昌說他不知道。
刑警搭乘夜班火車返回上海時，已是12月10日清晨五點多了。叫上留守的彭文瑞等三名刑警後，立馬奔鏡子弄抓獲了袁曉墨、史鼎驍，在其住處起獲了三案贓物，卻無畢宅劫案的任何贓物。訊問下來，袁曉墨、史鼎驍的口供與俞北昌相同。兩人對在作案後留下紅桃圖案也有一致說法：那是袁曉墨想出來的，是為了轉移偵查視線，把警方的思路往江湖大盜方面去引。用於噴畫紅桃圖案的那個噴筒、硬紙製作的桃形模具和紅色廣告顏料，已經被他們銷燬了。
對於同樣留有紅桃圖案的畢宅搶劫案，袁、史二人聽了竟是一臉的驚詫，都說不知道。刑警根據兩人交代的活動時間進行了調查，確認他們沒有作案時間。
這樣，原本以為偵查工作行將結束準備歡慶勝利的專案組諸君就大為吃驚了：如此說來，竟然還有一撥紅桃大盜？
八、紅桃大盜克隆版
專案組立刻調出案卷中保存著的四起搶劫案的現場照片，經仔細對比，發現前三起的紅桃圖案與第四起案件現場所留的圖案確有不同之處。這樣，情況就清楚了：確實有另一撥劫匪仿照袁曉墨犯罪團伙的作案手法實施搶劫犯罪，畢宅劫案是他們所作的第一起案件。
12月10日晚上，專案組再次舉行案情分析會。這個分析會有點兒特別，一上來不是直奔主題分析案情，而是回憶並檢討專案組調查畢宅搶劫案的全過程。從組長辛強到副組長彭文瑞乃至每個刑警，都詳細回憶了自己在偵查畢宅搶劫案時所做的工作，然後先由自己再讓別人對這部分工作進行評價，不談正確之處，而是專門尋找漏洞。
這個過程，用了整整兩個小時。大家發現在對待畢宅搶劫案上，專案組全體都犯了一個錯誤：由於劫匪在現場留下了那個初看跟前三起劫案相同的紅桃圖案，因此大家就想當然地認為這是同一個犯罪團伙所作的第四起案件。這個錯誤認識導致的直接後果是，因為大家頭腦裡都有了先入為主之念，所以在勘查現場和對受害人進行調查詢問時，做得就沒有前面三起案件那樣細緻、紮實。
組長辛強非常誠懇地檢討了這個過失，說完全是他這個專案組長的責任。檢討後，辛強說我們應該立即對此進行補救，請同志們說說看，我們應該採取怎樣的補救措施，以便儘快破獲畢宅劫案。
眾刑警一番討論後，作出了一個決定：重新走訪畢宅劫案的受害人，這回，連那個十歲兒童也要詢問到。三個受害人，配備六名刑警，兩個對一個，事先要列出詳細的詢問提綱，送交兩個組長審核通過後方可實施。
12月11日上午九點，六名刑警前往畢宅重新走訪受害人。這天是星期日，那個上次勘查現場時雖然在場但並未跟其談過話的畢家獨生子畢學勤正好在家，由刑警蘇博和小李向其瞭解情況。線索，就是從這個十歲兒童口中獲得的。
畢學勤當然不知道什麼是線索，再說憑劫匪的那份作案經驗、手法，也不可能當場暴露出明顯的漏洞。可是，不明顯的漏洞還是有的，而且恰恰被畢學勤留意到了。當然，一直到他說出來時，他也沒有意識到這是一條線索。
畢學勤對警察頗為崇拜，此刻一下子有兩個刑警跟他像老朋友一樣作聊天式的談話，他頓時興奮起來，問什麼回答什麼。刑警問他對那三個強盜的印象怎樣，他恨恨地說：“太壞！”
“怎麼個壞法呢？”
“他們把我的餅乾都吃光了，那是媽媽從南京路泰康公司買來的奶油夾心餅乾，可好吃呢！”
兩個刑警有點兒遺憾，因為他們沒有品嚐過這種餅乾。在那個年代，奶油夾心餅乾乃是近乎奢侈品的一種高級食品。蘇博笑笑，問：“強盜吃著說好吃嗎？”
“他們像餓狼一樣亂吃，一邊吃一邊說‘好吃’。其中有一個還說：‘一吃就知道這是泰康公司的產品，不過質量已經不如以前了。以前泰康的餅乾，放的白糖是臺灣糖，現在臺灣糖沒了，只好用福建糖，福建糖不如臺灣糖，我一吃就吃出來了。’”
這句話引起了刑警的注意。此刻，這就是一條線索：一個一吃就知道餅乾產自泰康公司，而且竟然還能分辨出餅乾裡放的白糖的產地，只有不知享用了多少奶油夾心餅乾的非凡顧客才具備這種能力。因此，刑警斷定說話的那主兒應該是泰康公司的老客戶！
這是重新對受害人進行調查所獲得的唯一線索，專案組當即決定對此一查到底。
刑警前往泰康公司瞭解客戶情況。該公司保留著自公司創辦以來所有固定客戶的名單，多年積累下來已經裝訂成厚厚幾冊。刑警出具了借條，把名冊拿回分局翻閱研究。名冊上的客戶有一個特點：三分之二以上的客戶都是階段性的，通常出現了一年左右之後就停止購買餅乾了，但兩三年後會再度出現，又購買一年左右……這種狀況在有的家庭會出現三四次，甚至更多。刑警分析，這是為孩子斷奶而買的。這樣的家庭，經濟條件可以說不錯，但還不至於到大人也購買此類高級餅乾作為每天必吃的點心的程度。所以，這些客戶是要首先排除的。
刑警認定一點，那個劫匪跟泰康公司的高級餅乾似乎應當有這麼一種關係：兒童時期就已經每天在享用泰康高級餅乾了，長大成人後延續下來。但是，目前已經斷檔了。要知道，這種高級餅乾上海灘的大部分市民一生也沒有品嚐過一塊，而此人卻把它作為每天必吃的點心，這樣一個有錢人，很難跟冒著性命危險白刀子進紅刀子出幹搶劫勾當的暴徒聯繫在一起。因此，那個劫匪最近肯定落魄了，不但吃不上泰康公司的高級餅乾，甚至連正常的一日三餐是否能夠保證也是個未知數。於是，專案組就按照這個思路從名冊中尋找嫌疑人。
如此查下來，符合條件的客戶有十二個。刑警就打電話請來了泰康公司的銷售經理，把十二個姓名寫給他，向他介紹了案情，請其談談看法。銷售經理說，叫我說，這多半是這個人了——潘量斛！
潘量斛，二十三歲，未婚，出身於惡霸家庭。其父潘恕一系惡霸，又是“一貫道”骨幹分子，抗戰後期還開了兩家商店，解放戰爭期間將自己經營的商店作為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秘密聯絡點。以上罪行，加上潘恕一長期欺壓勞動人民，欠人命四條，強姦婦女多名，因此，上海解放的第三天他就被軍管會逮捕，不到一個月就被處決了。潘恕一跟畢陽的情況不同，其家產全由剝削、掠奪而得，因此潘恕一被逮捕的當日其家產就被查封，清點後沒收，商店也被收歸國有，只給潘恕一的家屬留下了保障其基本生活的房子、用具、錢鈔。潘恕一出事後，其家人的生活一落千丈，自然不可能再吃泰康公司的高級餅乾了。
專案組當即決定，立刻傳喚潘量斛。潘家住在黃浦區，於是專案組全體出動，先跟黃浦分局取得聯繫，請分局予以協助。潘量斛被傳喚到案後，供認了策劃並組織搶劫畢宅的罪行，稱由於生活窘迫，圖謀橫財，聽說紅桃大盜系列劫案後，決定仿效，遂糾集兩個結拜弟兄汪橫、陶仰石一起作了該案，所獲贓物沒有動過，藏匿於汪橫家。當天，汪橫、陶仰石即被抓獲，在汪家抄出了畢宅劫案的全部贓物。刑警專門問了對方作案時出示的“市局派司”是怎麼回事，果然如同專案組的分析，是一本新領的自行車執照。
至此，紅桃大盜系列搶劫案圓滿告破。1950年春，上海市軍管會對該系列案作出判決：判處袁曉墨、潘量斛死刑，立即執行；其餘四人分別判處十年有期徒刑至無期徒刑。
--本文轉載自《逐木鳥》“塵封檔案”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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