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是一个中国学者和他的朋友谈话之后所说的话。这确是一句赞誉。“一席话”现已成为流行的词语，表示一个人曾经和朋友的一次愉快谈话。这种和朋友夜谈的无上快乐自然是很难得的，因为李笠曾说过，智者多数拙于言谈，善谈者多数不是智者。因此，在高山的寺庙中忽然发现了一位深解人生的高士，同时又是善谈的人，则其愉快不亚于天文学家发现一颗新星，或植物学家发现一种新植物了。
谈天这桩事只在一群富有闲适精神的人当中，写意、心平气和、幽默自然的时候方能得到。因为“说话”和“谈话”之间显然有分别。在谈话的时候所说的话，天南地北，较为琐碎，态度较为闲适，而没有办公事时那种煞有介事。商务信和交友之间的通信也有着相类的区别。我们可以和任何人都说话或谈公事，但不是和任何人都可以做一夕之谈的。
所以我们如若得到一个能真正谈天的朋友，则其愉快实不下于读一本名著，更不用说亲耳听见他的语音，亲眼看见他的动作的乐趣。这种快乐的谈天，我们有时得之于老友的重逢或回溯当年的谈话中，有时则在夜晚间火车的吸烟室中，或旅行时的旅社中。所谈的话，狐鬼、神怪、独裁、卖国，言谈微中，料及未来，也是常事。这种谈天，过后可以长在心头，一世不忘。
谈话当然以夜间为最好，因为白天的谈话总好似缺乏夜间的那种魔力。至于谈天的地点我觉得毫无关系。在十八世纪式的“沙龙”中，可以谈关于文学或是哲学的闲天，但在农家木桶的旁边也未尝不可以谈。或在风雨之夕的航船中，对河船上的灯光微映水波，而卧听船夫闲谈当地的一个女子怎样被选去做皇后娘娘的故事。这类谈天之所以悦人者，实在是所得的乐趣因地点时间和谈者而各不相同。如若在室内，读者或是两三人或是六七人，老陈微醉，老秦有些伤风鼻塞，都可以使这夕的谈天增添趣味。人生是限制于月不常圆，花不常好，良朋不能常聚之中的，所以我们做这类简单的乐趣，我想不至于为造物主所嫉吧？
依常例而言，好的谈天等于一篇好的通俗文章。两者之间的体裁和资料都相仿，如狐精、苍蝇、英人古怪的脾气、东西文化之不同、塞因河畔的书摊、风流的小裁缝、我们的统治者的适当题目。谈话和小品文最雷同之点是在其格调之闲适。无论题目是多么严重，多么重要，牵涉到祖国的惨变和动乱，或文明在疯狂政治思想的洪流中的毁灭，使人类失掉了自由，尊严，和甚至于幸福的目标，或甚至于牵涉到真理和正义的重要问题，均无不可。不过意见的发表总是出之以一种偶然的、闲适的和亲切的态度。
因为在文明当中，不论我们对强夺我们的自由怎样懊恼，我们至多只许用我们的舌头和笔尖，以轻描淡写的字句来表示感想。至于充分发挥真情感的激烈言论，只可以在少数几个知己朋友之间，私下发泄一下子。要做一次真正的谈天，必要条件是一间关上门的屋子，几个知己的朋友，旁边没有我们所不愿意看见的人，那时，方能悠闲地发表我们的意见。
这种真正的谈天有异于政治上的交换意见，正如一篇优美通俗的文章之有异于政治家的宣言。这类政治家的宣言虽表现着较为高尚的情感，例如：对于民主制度的意见，服务的愿望，穷人的福利问题，精忠报国，崇高的理想主义，酷爱和平，保证维持国交，绝不贪图权位金钱或名誉等动人听闻的说话，但其中终免不了带着些令人远而避之的气息，正如我们畏避一个打扮过分、胭脂水粉搽得太浓的妖娆女人一般。
反之，我们在听到一次真正有趣的谈天，或读到一篇优美的通俗文章时，便如面对着一个在河边洗衣的乡村少女，穿着极淡雅的布衣服，头发或者有一绺拖在前面，身上的纽扣有一粒未曾扣上，其天真烂漫的姿态自然令人见而生爱，这是就是西方女人特意穿着便服所想要模仿的动人姿态。凡是有趣谈天和优美的文章，都必然具有这种天然的动人之处。
所以，谈话的适当方式应是亲密的，毫无顾忌的。在座的人谈到出神时，都已忘记身处何地，忘掉他们穿什么衣服，怎样说话，一举一动都是任性为主。而所谈的，也是忽而东忽而西，想着便谈，并无一定限制。我们只有在知己相遇、愿意互相倾吐肺腑时，方能真正地谈天，而谈时人们也是随意坐卧，毫无拘束，有一人两脚高置桌上，一人坐在窗槛上，又一人则坐在地板上，由沙发上拿去一个垫子做坐垫，使三分之一的沙发空着。因为只有当你的手足都安放在极舒服的位置，全部身体感受到舒适时，我们的心方能安闲舒适，此即前人所谓：
眼前一笑皆知己，
举座全无碍目人。
这些都是真正谈天的必要条件，谈时不择题目，想到便谈，天南地北，越去越远，既无秩序，也无法定，随意所之，所以谈到兴尽之时，也就欢然而散。
只有在有闲的社会，才会产生谈话的艺术。这是很显明的；只有从谈话艺术中，优美通俗的文章方能产生，这是同样显明的。一般说起来，谈话艺术和优美通俗文章的艺术在人类文明进步史中产生的时间比较迟。因为人类的心灵必须先经过一种敏锐微妙技巧的发展，方能达此地步。而要发展这些，则又非生活有闲不可。文化本身的进步，实是有赖于空闲的合理利用，而谈话不过是其中的方式之一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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