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羅含是一位名留青史的著名歷史人物
羅含，東晉耒陽人，著名哲學家、文學家、地理學家。曾任郡太守、郎中令、散騎常侍、廷尉、侍中、長沙相等。著有《更生論》、《湘中記》三卷。《更生論》是中國古代最早的哲學著作之一，也是魏晉以來玄學和清談的名篇。《湘中記》是一部地理散文著作，文筆優美，是記敘湘中山川名勝的早期代表作。對晉代以後山水文學、地誌文化的發展有著非常大的影響力。
羅含是中國歷史名人，是秦漢以來湖湘文化發育過程中重要代表人物。其能夠成為歷經東晉南朝隋唐五代的風流人物，重要的原因是他具有大智慧，有著卓越的執政能力和傑出的才華。劉義慶《幽明錄》卷二十八記敘羅含“桂陽羅君章，二十許，都未有意學問。嘗晝寢，夢得一鳥卵，五色雜光，不似人間物，因取吞之，於是漸有志向，遂更勤學，讀九經，以清才聞”。
晉江夏大守謝尚極其推崇他，稱羅含為“湘中琳琅”，而徵西將軍、權臣桓溫更是器重，謂之“江左之秀”。《晉書》列傳第九十二《文苑》有《羅含傳》：“太守謝尚與含為方外之好”，乃稱曰：“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轉州主簿。後桓溫臨州，又補徵西參軍。溫嘗使含詣尚，有所檢劾，含曰“公謂尚如何人?”溫曰“勝我也。”含曰：“豈有勝公而行非邪”，故一無所問，溫奇其意而不責焉。轉州別駕。(含)以解舍喧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伐木為材，織葦為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
溫嘗與僚屬宴會，含後至，溫問眾坐曰：“此何如人?”或曰：“可謂‘荊楚之材’”。溫曰：“此自‘江左之秀’，豈惟荊楚而已”。
羅含去世後，不少文人、墨客對其橫溢的才華、清正廉潔的人品進行讚揚。南北朝時，主持編撰過《昭明文選》的皇太子蕭統寫過“才過吞鳥之聲，德邁懷皎之智”。徐陵《無題》中撰聯：“南效奉乘，當求鄭默之才；西省文辭，應用羅含之學”。杜甫《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中雲：“庾信羅含俱有宅，春來秋去作誰家。短情若在從殘菊，喬木如存可假花”。劉禹錫《韓十八侍御見示岳陽樓別竇司直詩…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韻》雲：“茅嶺潛相應，橘洲傍可指。郭璞驗幽徑，羅含著前紀”。李商隱《菊》詩有：“陶令籬邊色，羅含宅裡香……”這些詩句，都把羅含作為當時傑出的文人庾信、陶淵明相提並證，說明羅含是文人士大夫心目中的楷模和典範。
後世的史籍和個人編撰的著作，對羅含的事蹟也多有記載。《隋書·經籍傳》載：“晉中散大夫《羅含集》三卷。”《舊唐書·經籍志》記：“羅含集三卷”。南北朝時劉義慶撰的《世說新語》，唐初歐陽詢編纂的《藝文類聚》，北宋李昉編纂的《太平御覽》，明朝心泰大師編撰的《佛法金湯編》，清乾隆年間編纂的《四庫全書》等都有表敘。
羅含文化的影響力，從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直達宋元明清。南唐皇帝、著名詞人李煜寫有《夜境》曰：“前朝已伴羅含醉，此夜應同陶令吟。半闕清詞照月影，一懷淡夢解秋心。”明代狀元、羅含後裔羅洪先致仕以後，從事族譜編修30多年。其在父親羅循的要求下，曾經到湖南耒陽尋根謁祖。今耒陽城區鹿岐峰上還留有羅洪先在此修道的遺蹟與傳說。羅洪先在《壽族叔(羅)鳳山七十》中寫道：“羅含有後重家聲，住向深山歲幾更，身謝儒冠緣肖子，庭分賓席少難兄。結廬不計頻移徑，種樹還因識養生。怪是菊花開獨晚，獨留尊酒縱閒情。”該詩存於《四庫全書》。後來，羅洪先為江西吉水富田大安重建羅氏祠堂上梁文中寫有一副名聯：“君章擅湘中之譽，早插琳琅；仲素續道南之傳，尚多逄掖。”羅洪先用此聯表達對祖先羅含、羅從彥(羅從彥字仲素，宋代理學家)的崇高敬意。清代乾隆皇帝對羅含的品德也作詩《晚酣霜》進行了褒揚：“屈平早成詞，羅含還有宅。晚節正酣霜，團團洞庭色。”
二、羅含墓葬地在大義鄉五雷仙的證據
羅含死後葬於何處?千百年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爭議頗大，有人說羅含葬於縣城西湖塘右邊小山嶺上，與杜甫墓相隔幾里，還有史書記載羅含葬於浙江。唐代《顏魯公集》卷五《湖州石柱記》記有：“晉侍中羅含墓，與潘尼墓、邱靈鞠墓等同在湖州烏程縣”。其實，這些都是以訛傳訛，無可信之依據。羅含致仕後回到家鄉耒陽，死後也葬於耒陽，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至於葬在哪個地方，根據歷朝歷代的史書典籍，地理方誌，名人記敘等，可以肯定，羅含去世後葬於縣城南40裡的大義鄉五雷仙。古代從縣城去大義要由耒水往南逆水二十多里至南陽肥江口，從肥江口上岸，再走通往永興縣的官道至大義，也大約二十餘里。這是一條古時耒陽縣城通往大義最便捷的一條道路。解放前大義百姓去縣城公幹和讀書，一直走這條道路。現在去大義經水東江、竹市、龍塘、夏塘、長衝等地，轉了一個大圈子，里程達八十華里，距離幾乎增加了一倍。
大義鄉堯隆、蘇銀樓和永興縣交界處，有一座高山叫五雷仙，又叫五雷山，海拔400餘米。登上山頂，放眼遠眺，四周山巒起伏，延綿著伸向遠方，隱隱形成一條帶子，宛如巨龍，有隆起有低落，在風水堪輿學上稱之為龍脈。五雷仙就是龍頭，風景極其獨特。年輕時期的羅含，遍遊湘南山川河谷，對五雷仙情有獨鍾。據元朝至治元年《辛酉三修譜序》羅氏通譜載：“含公生歲惠帝元康二年(292年)壬子，歿歲簡文帝鹹安二年壬申，享年八十。生時有異鳥飛鳴。後公無疾而終，識者謂與發祥之兆。朝廷以含公不附跋扈之桓溫，恤贈有加，命從祀文廟，為鄉賢首。其棺槨先厝西湖塘南蛇出洞形(地名)，後葬大義五雷仙頂之西隅。”
羅含過世後，曾在耒陽城西湖塘存柩三年，他七個兒子(其中一個兒子羅處端官為武功大夫)，十幾個孫子(其中一個孫子羅溶封為忠顯侯)，可謂顯赫之家。按照羅含遺囑，為其在大義五雷仙這個遠離城區，交通極不方便的地方修建墓地，困難可想而知。建好後還得留下家人和兵丁為羅含守墓，現在當地還有相公園、馬操場、擂鼓嶺、羅含洞等地名和遺址，其中最有說服力的是羅含洞這個地名，羅含生於大和圩，葬於大義，但一千七百多年來，以羅含名字命名的只有這個羅含洞。
五雷仙山頂下來五米處，有一塊葛色麻底石碑，長兩尺餘，寬一尺有多，年代久遠。碑上刻字，多數湮滅不清，仔細辨別，惟有“左三多陵”依希能識，有人說“左三多”即多福多壽多子孫。因晉代嚴禁在墓前立碑，此碑太小，不像是墓碑，也不是界碑，其奧秘尚需有識之士破解。
羅含葬於大義，史書也多有記載，宋《太平寰宇記》卷第百十五：耒陽縣羅含墓，在縣南四十里，碑文訛缺，其墓猶存。杜甫墓，在縣北二里。《太平寰宇記》是北宋時期一部中國地理志史，記述了宋朝的疆域版圖。宋太宗時成書，樂史撰，二百卷，是繼《元和郡縣誌》後又一部保存較完整的地理總志。《太平寰宇記》卷帙浩博，採摭繁富，考據精核，廣泛引用於歷代史書、地誌、文集、碑刻、詩賦，且多註明出處，保留了大量珍貴的史料。
南宋中期王象之編纂的地理志《輿地紀勝》卷五五述：“羅含墓在耒陽縣南四十里。”明代英宗寫書序，李賢、彭時纂修的《大明一統志》(成書於天順五年，即1461年)卷六十四記有：“羅含廟，在耒陽縣西南四里。羅含墓在耒陽縣南四十里，碑文訛缺。”清朝《湖廣通志》卷八十一陵墓誌也明確記載：“東漢處士羅訓墓，在耒陽縣樟皇嶺。晉中散大夫羅含墓，在耒陽縣南四十里。”
《湖廣通志》是清康熙年間第一部行省通志。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邁柱、湖北巡撫德齡、湖南巡撫趙宏恩奉詔纂輯，以湖南、湖北合為一書。作為方誌其內容非常豐富，保存了兩湖地區的歷史文獻，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欽定四庫全書》中記載：“羅含廟，在耒陽縣西南四里，羅含墓，在耒陽縣南四十里，碑文訛缺。”《欽定四庫全書》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紀昀等360多位高官、學者編撰，歷時13年成書，分經、史、子、集四部，共有3500多冊，7.9萬卷，約8億字。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最豐富最完備的集成之作，也是舉世罕見的無價之寶，書中竟也記載了羅含墓葬地在何處，從一個側面說明羅含作為封建士大夫的楷模，具有非常高的歷史地位的。
清光緒十一年(1885年)出版的《耒陽縣誌》更是明確了羅含墓的具體位置：“晉中散大夫羅含墓，在縣南四十里大義鄉五雷山”。
明代詩人周文時曾寫有一首詩《登五雷仙》：“五雷登望俯群山，勢倚東南碧落間。靈孕嶽生傳姓氏，玉埋羅相表鄉關。因懷清淑何年轉，不惜馳驅絕頂攀。忽聽半天雷雨過，坐淹殘日詠而還”。這首詩指出了羅含就是葬在五雷仙。
周文時是明朝時期耒陽人，貢生出身，喜遊歷，好寫詩。其對耒陽當地的山川名勝寫了很多詩，如《侯憩仙閣》詩：“忠烈武侯公，籌兵憩此中。旗旌思舊幟，中扇緬遺蹤。天浩蠻煙淨，山藏廟貌崇。我緣尋勝剎，精氣若為通。”遊東江三順祠時寫有《水東靈祠詩》：“大將徵蠻百萬師，烏江血戰記當時。英雄老去月沉海，忠烈神來風滿祠。衡嶽秋聲悲鼓角，湘潭雲影動旌旗。遙思往事瞻遺像，細掃蒼苔認古碑”。
三、關於魏晉風骨與曹魏禁碑令
魏晉時期在中國歷史上，雖說是一個非常短暫的時期，但是，又是一個特殊的時代，三國時代，多少英雄人物，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牆櫓灰飛煙滅，令人蕩氣迴腸。玄學也盛行於魏晉時期。玄學對士大夫的影響，主要是引導士大夫由經國大業轉向華美山水，就如袁行霈所說：“玄學把儒家倡導的‘名教’與老莊提倡的‘自然’結合在一起，引導士大夫從山水中尋找人生的哲理和趣味”。文人士大夫吃“五石散”以求狂放不羈；有錢人石崇和王愷鬥富反映上流社會的奢侈風氣，陶淵明淡薄名利的陶然。他們崇尚自然，遊樂山水，放達灑脫，追求天地人的和諧統一，皆有著高尚的情操和超然的胸懷。像“竹林七賢”之首的稽康，名滿天下，他卻視名利如浮雲，天天和朋友打鐵飲酒，不亦樂乎。
權臣司馬昭身邊的紅人鍾會去拜訪他，他也視而不見，愛理不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他經歷張角起義和軍閥混戰，能切身感受到戰亂對老百姓帶來的深重災難，發出了：“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感嘆。在東漢末年，曹操為抑制東漢以來奢侈浮華的厚葬風氣。就禁立私碑，所以兩晉時期，墓前石碑幾乎絕跡，但墓穴中埋入墓誌卻是這個時期的特色。這是古代葬制的又一變局。《宋書·禮志二》中提到禁碑始於曹操：“漢以後，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物。建安十年(205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
曹操主張薄葬，還有一個原因是，在歷年的征戰中，他設置了“摸金校尉”、“破丘中郎將”，率領部隊從事盜墓，獲取金銀財寶，充作軍費。他死後自己的陵墓也不留任何痕跡，史上有曹操墓七十二疑冢之說。
西晉取代曹魏之後，晉武帝在咸寧四年(278年)下詔重申碑禁。《宋書·禮志二》雲：“此石獸碑表，即私褒美，興長虛偽，傷財害人，莫大於此，一禁斷之。其犯者，雖會赦令，皆當毀壞。”魏晉南朝380年餘年間，禁碑成為通行的制度，那個時期的私人墓葬，幾乎看不到墓碑。
羅含距今，一千七百多年過去了，“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羅含墓地，早已埋滅在芳草之中，默默無聞。狀元公羅洪先有詩云：“秋風江上易生悲，寂寞寒流去欲遲，漢室幾人憐賈傅，楚狂今日吊湘累。長沙地近家誰識，漁父歌殘舟自移。縱為天涯多往事，至今斑竹尚低垂。”羅洪先內心發出感慨：“長沙地近家誰識”!羅含曾育有七子，其孫忠顯侯羅溶有二子遷江西吉水廬陵，唐節度使羅崱就是羅溶後人。
其為廬陵羅氏始祖，至今已有後裔400餘萬。自晉以來，羅含後代名人輩出，唐羅隱、羅崱、羅士信、羅珦、羅讓、羅紹威；宋羅從彥、羅點、羅紼、羅季溫、羅開禮；明代羅復仁、羅倫、羅僑、羅大紘、羅明祖；清代羅澤南、羅典、羅豐祿等等，俱開宗立派，人丁興旺，後人布遍各地。當今之世，重視和傳承傳統文化亦是時代需要。羅氏後人、耒陽羅含文化研究會會長、正源學校校長羅湘雲君，組織同仁，彈精竭慮，不忘初心，順應潮流，共襄盛舉，修復羅含之墓。為弘揚羅含高尚的人品與道德修養提供一個良好的教育基地，讓羅含精神重新煥發出光芒。(作者 周少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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