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军
在正面战场参战的各路部队中，川军可以说是最穷的，士兵大多身着单衣、草鞋，背着大刀、斗笠、背包，五六个人才有一支枪，就是这样的“老套筒”，有的枪的枪机还要用绳子拴着以防丢失，枪管的膛线几乎被磨光。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南方沿海城市正处于改革开放开始阶段，劳动力短缺，四川省很多青壮年离乡背井，来到南方打工。他们吃苦耐劳、踏实肯干，被当地人戏称为“川军”。那时候很多年轻人也是从这里第一次听闻“川军”这个名词。其实早在抗战时期，“川军”一词就已经赫赫有名。说到“川军”，人们均充满钦佩、敬重，因为这个名词代表着牺牲、悲壮和骄傲。
1937年抗战爆发,四川结束了地方军阀混战，成立了统一的省政府。刘湘就任省政府主席，这一年刚刚经历了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哀鸿遍野。。素有“天府之国”的四川，在那场灾难中几成人间炼狱，百姓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尽管如此，四川人民并没有忘记国土正在被日本人蹂躏。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四川已经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卢沟桥事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刚爆发，四川的《新民报》在第一时间印发了号外，并在第一时间把这些号外传遍了整个成都市。十来岁的报童，甚至光着脚板把这些号外送到了距离成都20多里的乡下。四川的民众开始觉醒，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抗议，而这一切离“卢沟桥事变”仅有一天的时间。四川的军人们也团结起来，而在这之前他们相互之间争斗了整整20，就在“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三天，这些军人们众志成城，所有川军将领都只有一个意思：宁死不做亡国奴。刘湘更是对自己的老对手李家钰赞不绝口，原因只有一个，李家钰早已致电南京，请缨抗战，并作诗一首：：“男儿仗剑出四川，不灭倭寇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
7月9日，川康整军会议匆匆闭幕，10日，刘湘通电请缨出川抗战，13日再次通电，主张全国总动员，与日本拼死一决。
8月7日，成都凤凰山机场，刘湘带领川军将领赶往南京开国防会议，在机场外，一万多人前来送行，他们的代表把“川人抗战请愿书”递到了刘湘手中。刘湘感慨万千，这是他第一次接受这么多群众的送行。从那以后，刘湘“倾全川之力，支持抗战”的决心更加坚定。8月7日下午，在国民政府国防部会议室里，刘湘作为地方代表第三个在会议上发言，他没有高昂的语言、华丽的辞藻，只是用了几个数字说明了四川抗战的决心：“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与会各地的将领颇多，只有刘湘一人拿出了实实在在的东西，因为这也是几千万四川父老的共同心声。
1937年9月，成都少城公园，第一批出川抗战的“川军”就要出征了。成都数万名群众赶来为他们送行。唐式遵，这个在军阀混战时以消极作战而闻名的将领，在出征的将台上吟出了“不灭倭奴誓不还”的诗句。当年他无意参与国内军阀混战而被人遗忘，今日，他为了民族大义，与数万四川父老做“易水之别”，不仅如此，他还毁家纾难以示抗战决心。接着，中下级军官、妇女甚至连10来岁的儿童也上台致词。没有人哭泣，也没有人留念，有的只是将士与民众的澎湃热血。在这第一批出川的几十万将士当中，多数人都给自己的家人留下了遗嘱。
1937年寒冬，西充，一个位于川北偏远的小镇，在这里唯一的广场上，随处可见前来报到参军的青年。短短一天时间，有800多人报名参加了“义勇壮丁队”并奔赴抗日前线。8年抗战下来，这800多人没有一个能衣锦还乡，全部为抗日献身。
同样是在这个寒冬，在四川安县曲山镇，一个叫王建堂的青年带着父亲给的“死”字旗来到了报名处。白色的“死”字旗，用黑色的墨迹写着“伤时拭血，死后裹身”的誓言。一面“死”字旗激励的不只是王建堂一个人，它激励着每一个在抗日战场上的川军士兵；一面“死”字旗，表示的不只是王建堂一家人的决心，它更是千万个四川家庭抗战儿女的坚定决心。
1940年冬天，在重庆，在成都，在四川各地，都发起了为前线战士“献金”、“献寒衣”运动。仅一个冬天，在重庆募集的抗战公债就达到千万美元之巨。这还不算在各地开展“春季劳军”的竞赛活动中募集到的上千万资金和物资。整个抗战期间，四川各界不停开展“献金”活动，甚至有乞丐把自己刚讨来的钱扔进了抗战的募集箱。四川人民不仅在精神上支持抗战，更是用自己的行动去证明一切。
川军出征
1941年9月，在四川农村的田埂上，随处可见农民们推着四川独有的“鸡公车”去送抗战公粮。这一年四川春旱夏涝，许多农民家里连自己的口粮都所剩无几。但是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没有一个四川农民欠缴过“抗战公粮”，农民用最朴实的话说出了自己的决心：“军队在前方打仗，吃不饱就没有办法拿命去拼”，“我们吃观音土也要交齐公粮”。四川一省之地，在1941年到1945年，光稻谷就交了8828.6万石，整个抗战时期，四川募集的军粮占全国的三分之一，是全国之最。这个“全国之最”是几千万四川军民从口中省出来的，为了供应粮食到前线，四川大部分人都改为了一天两餐。
除此之外，四川还有300多万的民众，义务服劳役默默地为后方修建各种各样的军事设施。8年抗战里，四川为中国做的贡献是巨大的。当时全国的工业、机关、高校都撤往了四川，随之撤来的还有几千万的人口，四川这片土地同样无私地养育了他们。从重庆开始成为陪都的那一天开始，日军就开始了对四川进行无情的轰炸，对重庆的轰炸更是惨绝人寰，但是四川人民就是在这样的轰炸中，仍然意志鉴定，屹立不倒，倾尽所有，无私支援全国抗战。
1937年8月，川军各部遵照军委会的命令，组成第二路预备军，总司令刘湘、副总司令邓锡侯，下辖两个纵队。
自9月7日起，从川北和川东开赴前线。10月，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负责督师抗战。川军被编成两个集团军：邓锡候为第22集团军总司令，孙震为副司令，下辖第41军、第45军、第47军（由李家钰的新6师扩编）；刘湘自任第23集团军总司令，副司令为唐式遵，下辖第21军、第23军。从川北出川的22集团军被调往山西，划入第二战区。由川东出川的23集团军到达汉口后，被划归第一战区，拱卫南京外围。
川军出川抗战士气高昂，但是他们的装备却简陋至极。在正面战场参战的各路军队中，川军可以说是最穷的，他们大多身着单衣、草鞋，背着大刀、斗笠、背包，五六个人才有一支枪，就是这样的“老套筒”，有的枪的枪机还要用绳子拴着以防丢失，枪管的膛线几乎被磨光。外界对川军的口碑也一直不好，因为川军很多人都有“袍哥”背景。在四川，“袍哥”相当于青红帮组织，也近似于土匪，很多川军在抗战以前也少不了做些打家劫舍的非法勾当，所以外界一直称川军为“烂丘八”。但就是这样一支穿着草鞋单衣，被称为“烂丘八”的部队，却在抗日战场上屡建奇功，并且组织严明，深受赞扬。
出川后，他们一天要走100多里，晚上宿营还要打草鞋。直到到了湖南辰溪才坐上了船。他们只用了24天就走完了这段原本50多天的路程。到达长沙后换乘火车马不停蹄驰援淞沪战场。
川军12日到达上海，13日马上投入战斗，并在顿悟寺重创日军。第20军134师402旅804团团长向文彬40多年后回忆：“当时战场上遗尸遍野，受伤者还在血泊中展转呻吟，我们便踏着先烈的血迹，勇往直前……只听到杀声震天，冲锋号凄厉急鸣，两军交锋，刀光剑桥影，这真是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血战啊……”
这位向文彬，是川军用于临危受命、誓死保卫祖国的突出代表；也就是他，在淞沪战场上，3个小时内被蒋介石由中校升上校，再由上校升少将。
1937年9月，刚刚从四川徒步跋涉而来的川军第47军翻越秦岭，抵达陕西西安。时值深秋，川军将士的身上却仍然穿着草鞋单衣。抵达火车站的川军将士，还没来得喘息，便被通知要他们乘火车前往山西抗日前线。川军士兵就这样穿着单衣草鞋，背着“老套筒”迎来了他们出川的第一场硬仗。山西长治，这片土地也许永远不会忘记47军178师的将士。在这里，日军大量的飞机和坦克，向178师镇守的东阳关扫荡。而川军将士手里的，是经常卡壳的步枪、迫击炮。就是凭着这样的装备，川军将士和日军激战了两天。子弹打光了，他们就用砖块、破枪、拳脚和敌人肉搏。虽然装备上有着这么大的差距，但造成了日军上千人的伤亡。当然，川军也付出了更惨重的代价，守城的司令李克源、副司令李克渊、参谋长李浩东均身负重伤。未能退出城的数千名将军战士与敌拼杀至死。死去的川军将士大多没留下姓名。长治的百姓自发地为他们建起了庙宇，供奉起了他们的神位。
这支英勇之师的指挥官正是李家钰。
李家钰，1892年出生，四川蒲江人，他是第一个向蒋介石请缨出战的川军将领，也是唯一一个把自己的所有部队都带出来抗战的川军将领。出川以后，1939年，李家钰升任第36集团军总司令。他的部队从1937年起在山西境内作战两年多，击毙日军上万人。也是他的部队，在1944年主动为其他部队殿后，掩护国军其他主力撤退，而这一仗却使李家钰的一个主力团损失殆尽，他本人也因为在途中中了日军第1军69师团一部的埋伏，于5月21日不幸牺牲。李家钰成了在战场牺牲的川军最高将领，也是抗战中继张自忠之后牺牲的第二位国军集团军总司令。，6月22日，国民政府追授他为陆军上将，并颁布对他的褒奖令。之后，他的遗体国葬出殡式在成都举行，遗体被安葬在成都红牌楼。
1937年11月底，在南京保卫战中，因下属临阵脱逃而致使广德失守，奉命驻守的川军第145师师长饶国华痛心疾首，为收复失地，亲领仅有的一营官兵反攻，最终敌众我寡，在十字铺据点被日军包围。
日军不断派人诱降饶国华。饶国华丝毫不为所动，对仅有的官兵说道：我们要牢记当时的誓言，绝不能在敌人面前屈膝示弱，给中国人丢脸呀！
12月1日凌晨2时许，在郎溪县十字铺据点，饶国华举枪自尽，时间了自己当初的誓言。
1938年3月，山东滕县，川军师长王铭章率领的川军第122师在这里阻击日军的大部队。同样是装备上的巨大落差，同样是川军将士的死战不退，而且在这个时候第122师已是孤军作战，支援部队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到达。面对这样的情况，王铭章只是告诉部属“牺牲原为军人天职，现在唯有牺牲一切来完成任务”。第122师用血肉之躯守住了滕县整整4天，为国军部署台儿庄战役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李宗仁事后感慨：“若无滕县之死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藤县战役非常惨烈，除少数几个人突围逃出以外，包括师长王铭章在内的第122师的大多数官兵，全部牺牲在了滕县。李家钰、王铭章他们都是牺牲在抗战的战场上，而川军的领袖刘湘，却因为疾病原因，在川军出川后不久，就病死在了后方医院中。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闻知他的死讯，异常惋惜，毛泽东发出了“国家失一栋梁，川军失一主帅”的唁电。从刘湘，李家钰、王铭章到普普通通的川军士兵，他们为了民族大义决心离开故乡，也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他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誓言。
8年时间，四川350多万军人出川抗战，每五六个国军士兵当中就有一个是四川人，为此在国军中有“无川不成军”的美名，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国各正面战场，参加过几乎所有的大型会战：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随枣会战、前后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豫西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粤湘桂边区会战、豫西北会战……整个抗战期间，川军共有64万多人阵亡，其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均居全国之首。64万四川儿男把尸骨留在了异乡。他们的牺牲，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战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川军”无愧是中华抗战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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