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美國不斷製造與我貿易摩擦，赤裸裸挑起貿易戰，其將我視為競爭對手並對我進行全面打壓的態勢已十分明顯。回顧歷史，美國曾多次針對競爭對手發難，尤其在20世紀60至90年代，對當時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進行猛烈打壓，這跟我們今天的處境和形勢有相似之處，因此梳理其在應對美國貿易制裁及全面打壓時的做法與結果，具有啟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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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應對美國貿易制裁的做法和成效
（一）日本應對美國貿易制裁多以妥協、服從為主
歷史上，美國和日本之間的貿易摩擦主要集中在20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之間，起初雙方的貿易摩擦多出現在紡織品、鋼鐵、電視電器等領域，但隨著日本完成產業結構調整，經濟實力大增，日美貿易摩擦也隨之擴大到汽車、半導體以及金融等領域。在此期間，美國一直咄咄逼人，主動進攻，日本多以妥協、服從或拖延來回應，但貿易摩擦愈演愈烈。日本被動應對過程中，出現宏觀經濟政策失誤導致經濟長期低迷的慘痛教訓。總結日本應對美國貿易戰的做法，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通過自主出口限制，緩解日美貿易摩擦。為化解日美貿易摩擦，日本政府採取的措施大都是與美國政府進行協商，通過談判達成協議，由日本對某些商品進行自主出口限制。這些協議包括“日美紡織品協議”、“日美鋼鐵產品協議”、“日美半導體協議”、“日美彩電協議”、“日美汽車及零部件協議”等。通過這種方式，減少了對美國出口，從而使貿易摩擦得到緩解。事實上，直至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日美貿易摩擦，大多以這種方式收場。
二是擴大對外投資，規避和轉移衝突。為繞過貿易壁壘，減少貿易摩擦，鞏固和提高日本產品的市場佔有率，日本開始大規模增加對歐美各國的直接投資。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日本對外投資的重心轉移到了美國。
三是由政策協調轉向制度協調，提高市場準入度。20世紀80年代以後，美國將減少貿易赤字的重點從限制日本產品的進入轉向打開日本市場，消除各種非關稅壁壘，削弱各種結構性障礙，讓更多的美國產品進入日本市場。為此，日美雙方經過協商，從1989年開始，先後達成了“日美結構問題協議”、“日美綜合經濟協議”、“日美規制緩和協議”等一系列協議，涉及開放市場、提高市場準入等競爭政策、透明度及其他政府慣例、促進規制緩和等內容。這樣，日美解決貿易摩擦的途徑由政策協調轉向制度協調。
四是實行出口多元化戰略。日美貿易摩擦的激化使日本在對外投資和出口中開始實施多元化的發展戰略，積極擴大與亞洲國家的經濟合作。日本為防止出口產品國際競爭力下降，將勞動力方面處於劣勢的生產工序轉移到東亞地區，把東亞地區作為日本出口產品的生產基地。1985年日本向東亞地區出口的比重為24%，1994增加到38.6%，超過美國，東亞地區成為日本最大的出口地區，大大減少了對美國市場的依賴。
五是重視發揮民間組織的作用。日本的行業協會，如經濟團體聯合會、日本貿易振興會等在獲取信息、提供外貿諮詢，以及協助政府和企業開拓並調整對外貿易關係，緩解對外貿易摩擦等方面發揮著管理與服務、監督與協調的職能。例如，在日美汽車貿易戰中，日本的行業協會就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為應對無序出口引發的美歐配額限制，當時由日本汽車行業商會出面，各汽車廠達成默契，給汽車生產和出口數量自動設限，有效地規避了風險。
六是充分利用WTO貿易爭端解決機制。隨著1995年WTO多邊貿易體制的建立，在處理日美貿易摩擦問題上，日本更多地由過去單邊貿易解決方式，即通過自主出口限制措施轉變為多邊貿易談判的解決方式，即通過WTO貿易爭端解決機制。如“日美膠捲摩擦”，就充分利用了WTO的爭端解決機制。
（二）日本政府的應對方式雖在短期內起到緩解作用，但未能從根本上阻止美國打壓意圖，最終對日本的產業和經濟造成巨大傷害
從30年美日貿易摩擦的歷史表現來看，集中貿易談判在短期內對縮小美日貿易逆差確實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作用時長僅為1-3年。例如，在1976-1978年間集中進行的鋼鐵、彩電貿易談判，僅帶來1979年的美日貿易逆差縮小；在1979-1981年間集中進行的汽車貿易談判，帶來1981年的美日貿易逆差縮小；而1985年簽訂的廣場協議和80年代後半期進行的半導體貿易談判，則帶來了1988-1990年期間3年的貿易逆差縮小。總結起來即是：日本政府的妥協無法從根本上消除美日貿易逆差，僅能為日本爭取短暫緩解時間，緊接著又迎來美國新一輪更為強力的打壓。
在產業層面，日本受衝擊最為嚴重的是半導體產業。1986年初，日美兩國簽訂了為期5年的《日美半導體保證協定》。《協定》的主要內容包括：日本擴大外國半導體加入日本市場的機會；為了事先防範傾銷行為，日本政府要監控向美國以及第三國出口半導體的價格等條款。受美國干預的影響，20世紀90年代韓國和中國臺灣的半導體加工企業異軍突起，日本半導體產業腹背受敵，在世界市場的份額很快被兩者趕超。
在經濟領域，日本在貿易戰期間簽訂的《廣場協議》更是為日後經濟崩潰埋下了巨大隱患。該協議使日元迅速升值，一方面造成以出口為主的日本製造業、礦業等企業經營狀況普遍惡化；一方面吸引國外短期資金不斷流入日本，加劇了日本股票和房地產市場的泡沫，日本經濟最終因日本央行錯誤的貨幣政策而嚴重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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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歐共體應對美國貿易制裁的做法和成效
根據資料，美歐之間主要經歷了三次較大的貿易摩擦，但鑑於歐盟均採取了較為強硬的態度，以及歐美之間的同盟關係等，並未對歐盟產生巨大影響。以下是對這三次貿易戰的梳理：
一是20世紀70年代美歐主要在農產品及鋼鐵領域的貿易戰。隨著20世紀70年代經濟危機的爆發，歐洲與美國的貿易爭端開始出現，並迅速升級，主要集中在農產品與鋼鐵領域。
首先，美國指責歐共體對農產品採取了出口補貼等“不公平的貿易手段”，但歐共體態度強硬，並指出美國的“自由貿易”是選擇性的，在自身競爭力較強的糧食領域要求“自由貿易”，在競爭力較弱的細分領域則進行高額補貼。而在鋼鐵領域，美國鋼鐵公司、伯利恆鋼鐵公司等七家鋼鐵企業以聯邦德國等西歐十一國鋼鐵公司接受政府補貼，並以低於成本以下的價格向美國傾銷鋼材為由，在1982年提交了針對西歐十一國鋼鐵公司的“反傾銷”與“反補貼”訴訟，之後美歐在鋼鐵領域的貿易戰顯著升級。由於70年代正處於美蘇冷戰時期，美歐貿易戰並沒有發展到更深入全面的程度，貿易戰的結果相對緩和。
二是20世紀90年代初美歐公共採購領域貿易戰。出於遏制美國廠商在機電設備、通訊、能源、安全、運輸設備等公共採購領域佔領歐洲市場的動機，歐共體在1993年1月出臺了關於政府採購商品的法令，要求歐共體12個成員國在將進行政府採購時禁止採購歐共體生產部件不足50%的產品，同時要求在歐共體廠商生產的產品價格不高於外來商品3%的前提下，優先採購歐共體自身生產的產品。
針對這項規定，美國政府對歐共體實行政府採購領域的貿易制裁，禁止美國政府採購歐共體生產的產品及服務。 雙方不肯讓步，歐共體堅稱美國政府的制裁程度顯著高於歐共體對美國廠商的制裁程度，而美國則要求先制定貿易限制法令的歐共體率先退出制裁。儘管雙方均不肯退讓，但協商也在同步跟進。美歐雙方於1993年4月21日就機電設備市場的開放達成一致，儘管此後雙方在部分領域仍互相進行制裁，但保持了鬥而不破的狀態。
三是21世紀初美歐鋼鐵貿易戰。根據“201調查”報告，美國總統布什裁定自2002年3月20日開始對大多數種類鋼材進口徵收為期3年最高達30%的關稅，並對厚鋼板實行進口限額，同時實行鋼材進口許可制度。受此影響，歐盟、日韓等國的鋼材出口量大減，各國也在之後出臺反制措施。其中歐盟在2002年3月27日通過了臨時鋼材保障措施，決定對進口鋼材徵收最高達26%的關稅，同時進行進口配額制度。直至2003年12月初布什總統發表聲明稱美國取消鋼材進口保護性關稅，此輪貿易戰才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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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
鑑於美國一直對歐盟保持貿易順差、歐盟內部發展不均，以及歐美在政治、軍事等方面的同盟關係等因素，美歐之間的貿易摩擦始終未升級至貿易戰級別，相較之下，美日之間的貿易戰以及美對日本的全面打壓更具啟示意義。
一是要明確一旦被美確立為首要競爭威脅，必定會遭到全面持續打壓。無論是二戰以後美蘇之間的冷戰博弈，還是20世紀60-90年代美國日本之間進行的多回合貿易戰都表明，一旦有某個國家和地區對美國霸主地位構成威脅，美國必定會不遺餘力地進行打壓。如在當年的日美貿易摩擦中，美國方面輿論先行，不遺餘力渲染來自對方的威脅，並從戰略上做出了打擊日本的周密安排。美國抑制日本經濟崛起的招數，可謂多管齊下，貿易審查、金融打擊、扶持對手等無所不用。
二是貿易摩擦僅僅是美國實施打壓的切入點，其最終目的是限制發展空間。 從美日貿易摩擦的過程來看，貿易摩擦只是表象，美國更注重的是產業利潤和產業技術制高點的爭奪。美國的意圖很明顯，那就是其佔優勢的戰略性產業不容挑戰，這些產業的標準、核心技術和市場必須由美國及其企業來掌握。而目前美國所公佈的對中國加徵關稅的清單直指中國高新技術行業，而非中美之間貿易差額較大的紡織服裝、玩具、機械製造等中低端技術出口。可以看出，美國對中國進行單邊貿易打擊的動機，已經不僅僅是特朗普上任以來一直宣揚的解決製造業失業率等問題，而是限制中國未來的發展空間。
三是一味退讓無益於解決衝突。由於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貿易對美國有嚴重的依賴，如1985年日本對美國出口佔日本全部對外出口比重約為37%。這種不對等的貿易關係使日本採取了妥協、退讓等措施，但並未換來真正的“和平”，反而加大了美國的制裁力度。2016年，我國對美國出口佔全部對外出口的比重約為18%，相比日本，我國也更有實力來應對各種挑戰，因此，我們可以更強調以對等方式，嚴正回應美國的單邊貿易行為。
四是需警惕美國在其他領域的打壓手段。 從日本教訓可以看出，日本簽署《廣場協議》，使日元被迫升值，不僅無法解決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反而加大日本國內宏觀經濟政策調整難度，最終導致日本經濟一蹶不振。目前美國對中國進行的貿易打壓還未將匯率作為武器，但長期看，開放經濟條件下匯率仍是解決貿易摩擦的一個選項。與當年日本的情況相似，美國單方面發起的貿易戰是美國政府遏制主要競爭對手發展採取的手段和藉口之一，不排除其後續還會發起金融戰、經濟戰和資源戰等，影響不可小視。
參考文獻：
1.《歐盟一體化與美歐貿易摩擦》，薛彥平
2.美國對日本貿易政策演變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姜偉
3.《美國、日本和歐盟貿易摩擦應對機制比較研究》，沈四寶
4.“日本威脅論”與美國的制裁》，程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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