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毛主席的三起三落,我們怎麼好意思叫苦!

42年前的9月9日,巨星隕落,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與世長辭。

作為新中國的締造者,在歷史課本以及影視劇中,我們看到的多是對他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外的生動描寫。

歷史課上好好聽講的朋友都知道,毛澤東是在1935年的遵義會議上被確立為黨的領導者的。但在遵義會議前的很長一段時間,他的發展並不如意,甚至可以說倒黴得不得了。

三落三起

第一落是剛上井岡山時。1928年3月,毛澤東因提出槍桿子裡面出政權,被批評為“槍桿子主義”,再加上秋收起義後沒有攻下大城市,調轉方向上了井岡山,被黨中央開除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但當時傳達中央決定的特派員,只記得要開除,卻把開除什麼給忘記了,結果誤傳為“開除黨籍”。

毛澤東帶著隊伍上了井岡山後,在十分艱難的情況下打了不少勝仗,把一個團發展為一個師兩個團,還在3個縣建立工農政權,結果卻突遭悶棍。他原本擔任的紅軍前敵委員會書記和黨代表,也因此當不成了。由於當時軍事幹部可以不是黨員,他於是擔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

這一落的時間是一個月。鬱悶了一個月後,見到中央文件,才知道開除黨籍是誤傳,政治局候補委員丟了,黨代表還是能當的。這時(1928年4月),朱德、陳毅帶部隊上井岡山會師。會師後成立了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朱德當軍長,毛澤東當黨代表、紅四軍軍委書記。這一落一起,毛澤東由師長變成了軍黨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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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落是下了井岡山後。1929年5月,毛澤東轉戰贛南、閩西開闢新的根據地,在一系列問題尤其是如何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上,與其他人發生分歧。結果,他被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還失去了前委書記的職務,被迫離開自己親手創建的紅四軍,去地方指導工作。這次打擊把毛澤東推向政治生涯的又一個低谷,積鬱成疾,病得很重,甚至被共產國際誤發了“訃告”。

這一落的時間是半年。到11月底,因為沒有毛澤東的領導,紅四軍亂哄哄地打了大敗仗,兵力損失近1/3。中央瞭解情況後做出指示,一定要把毛澤東請回來。毛澤東回來後,組織了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即著名的古田會議,通過決議,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並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這一落一起,立了一個黨管軍隊的大規矩,這是我軍最根本的領導制度,這個制度不斷完善並一直堅持至今。

第三落是在開始長征之前。這一落的特點是:時間最長,從1931年底到1935年初的遵義會議,歷時3年多;打擊最深,毛澤東幾乎所有職務都被撤掉;受苦最大,用毛主席後來回憶的話說:我們被孤立了,他們把我這個木菩薩浸到糞坑裡,再拿出來,搞得臭得很。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最驚心動魄,過程一波三折,終於在遵義會議掃除一切阻力,萬眾歸心。

這一落一起,使毛澤東從中央的邊緣領導成為核心領導。

連遭重擊

今天,我們重點講講發生在遵義會議前後的這一落一起。毛澤東從井岡山下山後,在贛南閩西一帶創建了革命根據地。從1930年冬到1931年秋,以弱小兵力戰勝強大敵人,在不到一年時間裡,連續打破蔣介石三次“圍剿”。

當時,以瑞金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已擴展到28個縣,250萬人口,總面積5萬多平方公里,比現在的臺灣省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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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取得如此不可思議的成就,應當給予充分肯定,好好表彰一番。但結果卻恰恰相反。

那個時候的中央領導權被王明、博古等人掌握。他們大搞教條主義,照搬俄國道路,先奪取中心城市,然後奪取全國政權。而毛澤東主張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而且他還“反對本本主義”,這就註定了他時運不濟、“華蓋”當頭。

一免軍職。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後不久,王明為加強對中央蘇區的控制,派中央代表團到瑞金。後者在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會上,指責毛為“極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狹隘的經驗主義”。

隨後在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紅一方面軍不再設總政委,自然解除了他總政委領導職務,從而體面地剝奪了他對紅軍的領導權。

二免黨職。1932年1月,在討論是否攻打贛州的問題上,毛澤東與大多數領導發生分歧。隨後,他又提出日本侵華引起階級關係變化,這樣的論斷與分析不符合中央“日本要進攻蘇聯”的判斷,中央局代理書記一職遂被免除。

三免工作。毛澤東雖然在周恩來的邀請下,助紅軍擺脫贛州之險,並出其不意地進入福建境內,一舉拿下龍巖、漳州,取得巨大勝利,周還讓他重新擔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但在是否攻打中心城市的問題上,他的反對意見仍很堅決。於是,中央決定再一次罷免毛澤東的總政委,並剝奪一切工作權利。

四肅影響。不僅包括鄧小平在內的走毛澤東路線的同志受到批判撤職,而且毛的親屬亦遭到牽累打擊。後因共產國際干涉,毛澤東才得以繼續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但主要工作是號召植樹、檢查春耕等“閒差”。

五患重病。毛澤東被從領導崗位上撤下來後,無實職工作,又患了病,直到長征開始時還只能躺在擔架上。

抓住轉機

在由博古、共產國際代表李德和周恩來組成的中央最高“三人團”的指揮下,紅軍第五次反“圍剿”遭到慘敗,不得不開始艱難的戰略轉移。

在這個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毛澤東並沒有消極對待,而是通過一系列鬥爭,最後在遵義成功崛起。

首先是爭取了兩個人物。一個是王稼祥,一個是張聞天。他們兩個都是從蘇聯留學回來的,開始都反對毛澤東,但後來都成了毛澤東的堅定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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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為張聞天,右為王稼祥

王稼祥是軍委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打贛州失敗後開始轉變思想。他從幾次反“圍剿”的勝利和打贛州的教訓中,感到毛澤東的指揮是正確的。後來他因傷到後方住院與毛澤東在一起,相互之間越來越近,逐漸成為毛澤東最堅定的擁戴者。

張聞天是博古之後排位第二的政治局常委,後被排擠到政府當“總理”,離毛澤東的住處很近。於是,他能夠經常與毛澤東接觸交流,感到共鳴點越來越多,並逐漸接受毛澤東的正確主張。

二是提出了兩個要求。一個是在長征開始時要求與王稼祥、張聞天一起行軍。他們三個天天在一塊兒,討論紅軍為什麼會遭到如此嚴重的失敗,最後形成完全一致意見,不能再讓博古、李德指揮下去了。

另一個是在湘江戰役後要求討論失敗的原因。湘江是長征突破的第三道封鎖線,蔣介石採取“半渡而擊”的戰法,使紅軍損失過半,全軍上下對博古、李德一腔怒火。毛澤東尖銳地提出:“要討論失敗原因!”周恩來同意毛澤東的意見,但當時蔣介石尾追甚急,許諾稍微安頓後開會。

三是鬥爭了三個回合。第一回合:通道會議,改變了行軍方向。到湖南通道後,周恩來主持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會議否定了李德往北與賀龍會合的提議,通過了毛澤東往西到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的提議。

第二回合:黎平會議,改變了戰略方針。到貴州黎平後,毛澤東主張在遵義地區建立根據地,王稼祥、張聞天、周恩來都支持毛澤東,並以中央政治局決定的形式明確為戰略方針。

第三回合,否定了“三人團”的軍事指揮權。李德在貴州甕安縣的猴場,又提出他的老主張。政治局會議再一次否定了他,同時做了一個很重要的決定,就是作戰方針“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報告”,實際上否定了最高“三人團”的指揮權。

這三個回合的準備,為遵義會議毛澤東的崛起,提供了比較堅實的準備和基礎。

成功崛起

1935年1月7日紅軍佔領遵義,從15日開始在“柏公館”召開遵義會議。會上圍繞總結五次反“圍剿”以來的情況。

毛澤東發言時指出,其他問題暫不爭論,要著重解決軍事路線問題。他講了近兩個小時,非常深刻透徹。陳雲後來回憶說,毛主席講得非常有道理,非常系統,他的發言一下子把大家折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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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講完后王稼祥接著發言。他除批判博古、李德的錯誤外,主要講了三條:一是完全贊同毛澤東的發言;二是紅軍應由毛澤東這樣富有實際經驗的人來指揮;三是取消李德、博古的軍事指揮權,解散“三人團”。提議把軍隊指揮權交給毛澤東。

張聞天在王稼祥後站出來支持,李富春、聶榮臻、彭德懷、劉伯承等發言都很激烈。劉伯承說:“沒有本錢打什麼洋仗,毛主席是有什麼本錢打什麼仗。”朱德雖然說話不多,但份量很重:“丟掉了根據地,犧牲了多少人命!如果繼續這樣的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周恩來也全力推舉由毛澤東領導紅軍。

當時朱德是軍委主席,是中央領導下的軍隊一號人物,周恩來是政治局常委第三號、“三人團”成員、軍委副主席,他們的態度是至關重要的,他們的表態實際上等於大局已定。

會議最後決定改組中央領導機構,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團”。遵義會議結束時,博古雖然沒有交出總負責的權力,但毛澤東實際上已經成為紅軍的最高指揮者,也成了全黨全軍的領導核心。

我們今天回望這段歷史,並不只是為了辯明歷史是非,更重要的是為了從歷史中汲取經驗教訓和智慧啟迪。

遵義會議之前,包括之後的一段時間,毛主席在事業人生逆境中,如何正確面對,如何走出逆境,如何從曲折中走向偉大成功,為我們現實的奮鬥提供了極為有益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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