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發展鄉村旅遊時，民風淳樸，一旦發展起鄉村旅遊，生活富裕了，村民們倒是變得“刁蠻”起來。
村委會、新鄉賢以及鄉建志願者通過各種途徑試圖引導村民們實現鄉風文明，但往往收效甚微。
—— “鄉風文明、生活富裕”是我們鄉村振興總體目標的重要部分。但在實踐中，生活富裕容易，不少地方通過發展鄉村旅遊，的確走上了致富之路。
但生活富裕的同時又能實現鄉風文明，這樣的案例就屈指可數。
這就是今天我們想討論的問題：鄉村振興中的民風問題，如何才能真正解決？
商品經濟衝擊下的鄉村，傳統先賢模式失效了
歷史上，鄉村文明秩序、鄉村民風的維持，傳統鄉賢是一股舉足輕重的力量。他們在農村地區具有不可撼動的道德權威和文化權威。
不過必須指出的是，傳統鄉賢這種精神信仰的權威地位，是根植於單純而封閉的農耕社會之中。和西方商品經濟突出個人主義不同，農耕社會的生產關係更講究“群體合作”，個體必須依靠“組織”才能生存。
當下的鄉村秩序，早已被商品化的市場經濟沖垮。農村的主要生產結構和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也逐漸脫離傳統農耕範疇。
同時隨著城鄉二元結構的不斷瓦解，單純而封閉的農耕社會屬性已被完全打破，以年輕人為主流的鄉村價值觀開始不斷多元化。
這時，傳統鄉賢的道德權威地位開始不斷下降。再依靠傳統的道德中心化模式維持鄉村秩序，已經難以為繼，更不能在破碎中建立新秩序。
且不說外出打工青年，就連留守在村裡的村民，也都不願多聽那些傳統鄉賢們“囉嗦”。這些曾經一言九鼎長輩們的“苦口婆心”，更多時候被當做“迂腐”和“老頑固”。他們的一萬句，有時候還比不上馬雲的一句話對年輕人更有影響。
所以，市場經濟洪流下的鄉村民風建設，必須與時代同步，必須“接地氣”。我們不能再妄想復辟一百年前的鄉賢模式，而要在市場經濟中尋找新途徑。
鄉風文明，不需要道德權威，而需要市場化規則
當然，在商品化的市場經濟中建立鄉村新秩序，同樣需要有“人”來發揮作用，那就是新鄉賢。
但新鄉賢的價值，不再是傳統鄉賢的中心化道德權威，而是建立一套符合市場化規則和人性規律的運營模式，將村民利益與鄉村發展融為一體，使鄉風文明成為一種村民自發的內在驅動，而非道德綁架。
比如，山東中郝裕村的新鄉賢——趙勝建，他帶領全村發展鄉村旅遊，所有村民的固定資產和經營資產都可以入股村裡的旅遊公司，統一經營、統一分紅。
同時，村民的道德行為、民風表現等都納入分紅的考核體系，打分決定年終分紅。
這個模式下，全村不僅實現“路不拾遺夜不閉戶”，諸如鄰里吵架、婆媳罵街等現象近乎消失。村民為了接待遊客，自覺把庭院收拾得乾乾淨淨，把門口街道打掃的一塵不染，真正實現了“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作為反例，很多地方的村委會、新鄉賢、鄉建志願者通過刷標語、大評選、文藝活動等各種方式宣傳鄉風文明，但收效甚微。
就像一位村民所言：又沒有外人來我家，幹嘛要每天把大門口清理得一塵不染？有那功夫，還不如去打牌來得爽。
換個場景，如果村民們都要接待遊客呢？可能壓根不用村委會規勸，他們會拼了命比拼誰家更乾淨。
由此可見，基於市場浪潮下的鄉村秩序建設，還必須用市場化的途徑去解決。
產生“刁民”的鄉村振興，都是偽振興
中郝峪模式也回答了文章最初的問題：為什麼很多地方發展鄉村旅遊，越發展民風越差？
其根本原因，就是鄉村旅遊發展模式，與村民的切身利益完全割裂。讓村民拋開自身利益談無私貢獻，離開生存談道德，都是違揹人性的做法，即使短暫可行，也難以持久。
如果把村民趕出村外，村子封閉起來收門票；如果個別人盡享鄉村紅利，讓村民只充當清潔工服務員；如果村領導壟斷優勢資源和村民們競爭經營……，到最後，被迫打擦邊球賺點零花錢的村民被罵為“刁民”，究竟誰之過？
所以，鄉村民風的淳樸與否，與鄉村旅遊發展程度並沒有必然聯繫，而與發展模式緊密相關。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大抵如此。
總之，只實現表面富裕繁榮，而丟掉“民風淳樸”的鄉村振興，都是曇花一現的偽振興。不僅毀掉了城裡人對鄉村的嚮往，也背離了鄉村人的初衷。
而要在市場化土壤下實現“鄉風文明”，必須“跳出鄉風談鄉風”，用市場化的手段去市場化帶來的問題。
作者：徐一刀（休閒莊園頂層設計研究院/首席架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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