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发展乡村旅游时，民风淳朴，一旦发展起乡村旅游，生活富裕了，村民们倒是变得“刁蛮”起来。
村委会、新乡贤以及乡建志愿者通过各种途径试图引导村民们实现乡风文明，但往往收效甚微。
—— “乡风文明、生活富裕”是我们乡村振兴总体目标的重要部分。但在实践中，生活富裕容易，不少地方通过发展乡村旅游，的确走上了致富之路。
但生活富裕的同时又能实现乡风文明，这样的案例就屈指可数。
这就是今天我们想讨论的问题：乡村振兴中的民风问题，如何才能真正解决？
商品经济冲击下的乡村，传统先贤模式失效了
历史上，乡村文明秩序、乡村民风的维持，传统乡贤是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他们在农村地区具有不可撼动的道德权威和文化权威。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传统乡贤这种精神信仰的权威地位，是根植于单纯而封闭的农耕社会之中。和西方商品经济突出个人主义不同，农耕社会的生产关系更讲究“群体合作”，个体必须依靠“组织”才能生存。
当下的乡村秩序，早已被商品化的市场经济冲垮。农村的主要生产结构和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也逐渐脱离传统农耕范畴。
同时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不断瓦解，单纯而封闭的农耕社会属性已被完全打破，以年轻人为主流的乡村价值观开始不断多元化。
这时，传统乡贤的道德权威地位开始不断下降。再依靠传统的道德中心化模式维持乡村秩序，已经难以为继，更不能在破碎中建立新秩序。
且不说外出打工青年，就连留守在村里的村民，也都不愿多听那些传统乡贤们“啰嗦”。这些曾经一言九鼎长辈们的“苦口婆心”，更多时候被当做“迂腐”和“老顽固”。他们的一万句，有时候还比不上马云的一句话对年轻人更有影响。
所以，市场经济洪流下的乡村民风建设，必须与时代同步，必须“接地气”。我们不能再妄想复辟一百年前的乡贤模式，而要在市场经济中寻找新途径。
乡风文明，不需要道德权威，而需要市场化规则
当然，在商品化的市场经济中建立乡村新秩序，同样需要有“人”来发挥作用，那就是新乡贤。
但新乡贤的价值，不再是传统乡贤的中心化道德权威，而是建立一套符合市场化规则和人性规律的运营模式，将村民利益与乡村发展融为一体，使乡风文明成为一种村民自发的内在驱动，而非道德绑架。
比如，山东中郝裕村的新乡贤——赵胜建，他带领全村发展乡村旅游，所有村民的固定资产和经营资产都可以入股村里的旅游公司，统一经营、统一分红。
同时，村民的道德行为、民风表现等都纳入分红的考核体系，打分决定年终分红。
这个模式下，全村不仅实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诸如邻里吵架、婆媳骂街等现象近乎消失。村民为了接待游客，自觉把庭院收拾得干干净净，把门口街道打扫的一尘不染，真正实现了“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作为反例，很多地方的村委会、新乡贤、乡建志愿者通过刷标语、大评选、文艺活动等各种方式宣传乡风文明，但收效甚微。
就像一位村民所言：又没有外人来我家，干嘛要每天把大门口清理得一尘不染？有那功夫，还不如去打牌来得爽。
换个场景，如果村民们都要接待游客呢？可能压根不用村委会规劝，他们会拼了命比拼谁家更干净。
由此可见，基于市场浪潮下的乡村秩序建设，还必须用市场化的途径去解决。
产生“刁民”的乡村振兴，都是伪振兴
中郝峪模式也回答了文章最初的问题：为什么很多地方发展乡村旅游，越发展民风越差？
其根本原因，就是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与村民的切身利益完全割裂。让村民抛开自身利益谈无私贡献，离开生存谈道德，都是违背人性的做法，即使短暂可行，也难以持久。
如果把村民赶出村外，村子封闭起来收门票；如果个别人尽享乡村红利，让村民只充当清洁工服务员；如果村领导垄断优势资源和村民们竞争经营……，到最后，被迫打擦边球赚点零花钱的村民被骂为“刁民”，究竟谁之过？
所以，乡村民风的淳朴与否，与乡村旅游发展程度并没有必然联系，而与发展模式紧密相关。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大抵如此。
总之，只实现表面富裕繁荣，而丢掉“民风淳朴”的乡村振兴，都是昙花一现的伪振兴。不仅毁掉了城里人对乡村的向往，也背离了乡村人的初衷。
而要在市场化土壤下实现“乡风文明”，必须“跳出乡风谈乡风”，用市场化的手段去市场化带来的问题。
作者：徐一刀（休闲庄园顶层设计研究院/首席架构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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