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國界醫生是全球最大的獨立醫療救援組織，旨在為世界各地戰爭、疫症及天災的受害者提供緊急醫療救援。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的婦產科醫生蔣勵也曾是其中一員。在阿富汗從事志願服務期間，她苦於醫療條件的匱乏，多次目睹新生兒的死亡，經歷遍了教科書上所能遇到的種種疑難症狀，個人健康狀況也嚴重受損。
儘管如此，蔣勵卻仍然認為這是正確的選擇，比在國內更容易實現自己的初衷。“你當了醫生以後，會有很多這種人性複雜的東西在裡頭。有些事情你覺得是非常簡單的醫療準則，卻因為和人的交往不得不做出退讓，這種事情太多了，太多了。”
自述BIQ 無國界醫生
採訪、撰文 / 張煒鋮
圖片來源 / 蔣勵 MSF
在國內，我遇不到這些情況
五年前，我第一次遇到新生兒就在我眼前死去的場景。我本以為他不會死，但他還是死了。
那是一個嚴重窒息的孩子。還在分娩過程中，助產士就感覺不對勁，趕緊叫我和兒科醫生過去，這時候小孩已經出現嚴重窒息了。等孩子出來，沒有別的辦法，只剩下給他做心肺復甦。
這是在阿富汗霍斯特地區最大的醫院，但我們沒有呼吸機，連新生兒用的暖箱都沒有。
這時候這孩子狀況其實已經挺不好的，但是因為頭一天我還剛復甦另外一個情況特別不好的，那孩子復甦也很成功，所以我當時就相信這孩子應該也跟頭一天那孩子一樣，復甦復甦就過來了。
可就是不行，他就老是那種嘆息樣的呼吸，就感覺有口痰堵著，他是在特別使勁想把它卡出來。我復甦了30多分鐘還是不行，這時候其實就可以放棄了，兒科醫生也開始撤了。但我就覺得不能接受，因為我在那之前、在國內我從來沒遇到過這種狀況。這個孩子就在我手裡，他眼看著就不行了，我從沒見過。我真是沒有辦法接受，就一直還不停的復甦，給這孩子捏氣囊，儘管這麼做可能也沒有什麼用，這個孩子客觀上已經沒有希望了。
最後是那個孩子的奶奶過來，她把我們的氣囊什麼的都拿掉，然後說，其實我也聽不太懂，但能感覺那意思就是你已經做了你所有能做的了，今天是安拉把這個孩子帶走了。這時候我才接受眼前的現實，這孩子我沒有救活。
這令我挺感慨的，我也常和別人說這件事，病人的家屬，照道理他應該是最難受的那一個，一般其實是醫生在安撫病人和他的家屬，但這時發現他們反過來安撫你，我覺得對於醫生來說這是一個特別震撼的事情。
▲阿富汗霍斯特婦產醫院裡，兒科護士和助產士正在為一名新生兒做檢查 © Andrea Bruce/No
在國內，作為一名婦產科醫生我遇不到這些情況，國內有專業的醫生團隊，有好的設備，要是孩子出了什麼問題有新生兒科的醫生來專門處理，辦法也很多，可在阿富汗，雖然孕產婦的死亡率經過我們的努力之後，她其實是可以有更大幅度的改善的，新生兒的死亡率仍然非常之高。
因為新生兒是非常脆弱的。有些早產的孩子、出來就嚴重窒息的孩子，有嚴重合並症的孩子，就算給他做了初步的復甦沒有問題，但是這孩子是需要更高級的這種生命支持的，當地根本做不到。對於這些孩子就一點辦法都沒有，或者就由他們的家人把孩子抱回去，那這孩子也就從此生死未卜了，我作為一個醫生，心裡真是挺難受的。
整本產科書上寫的都實踐完了
我在阿富汗的身份是無國界醫生，準確來說是無國界醫生組織在阿富汗霍斯特地區的醫療援助項目的醫生救援人員。整個項目醫療方面的大概有二十來人，包括我和另一個來自巴西的婦產科大夫，兩位麻醉師，五位左右的助產士，還有大概一手術室的護士。
來阿富汗是我自己選擇的，在這之前我是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的婦產科醫生，2012年，我通過了無國界醫生組織的選拔和培訓，就等於我已經進入她們的一個人才庫裡了，有了新的援助任務，她們會給符合條件的醫生髮郵件，要是醫生也同意去就確認前往。2013年，我收到郵件，說阿富汗的霍斯特地區缺婦產科醫生，這個和我專業挺對口的，時間上也合適，這時我已經做好心理準備成為無國界醫生
▲在無國界醫生位於莫桑比克首都馬普托的艾滋病治療項目上，工作人員為一名兒童稱重 © Andre Fr
我接受了這個任務，4月份前往阿富汗，霍斯特地區交通不便，要搭救援組織的小飛機才能到達，這個任務的安全等級是最高，就是最危險的意思。
霍斯特是反對派武裝控制的區域，反政府的武裝和政府武裝之間經常有武裝衝突，一聽到爆炸或者槍擊，和我們一起工作的當地人就特別緊張，因為他們的家人和朋友說不定就遇難了。我們因為做的事是幫助當地婦女兒童，又是免費的，還相對比較安全。但我們的房子也經過了特意的加固，因為原來用的那種板材太薄了，根本經不起子彈打擊。
工作量也非常恐怖，因為當地新生兒、包括五歲以下兒童的死亡率也都很高，所以他們需要儘可能地多生，才可能保證自己最後有孩子活下來。甚至為了多生，就算孩子在宮內缺氧，胎心都變慢的時候，她們都不願意做剖腹產，她寧可這個孩子死了，也要去懷下一個。她做了這個剖腹產以後，沒有辦法很快地懷下一個。
整個醫院的婦產科大夫就我們兩位醫生，但分娩量是一個月1200到1300，之前人民醫院一個月大概是300，並且這裡病情複雜，急重症的情況非常的多。
我到那以後，和前一個婦產科大夫有幾天交接的時間，但是當她走了之後，我的搭檔還沒來，就我一個人在項目上，那會就特別焦慮，因為沒有任何其他人可以尋求幫助，只有依靠你自己，這幾天是對我體力和精神特別大的考驗，幹活的時候想的都是，撐著，撐著就完了。
好不容易她終於來了，壓力還是很大。我們兩個人輪流值班，每個人隔一天就要有一個24小時first on call，就是說有需要的時候第一時間找我，到第二天也不能歇著，得幫搭檔去產房去病房去處理那些該處理的病人，而且還得準備著做手術，因為那裡病人那麼多，經常她在做著手術，新的急診又來了，也會需要叫到我。只有沒有急診、沒有意外狀況的夜裡，才能睡一個整覺
▲無國界醫生蔣勵
所有教科書上最嚴重的合併症和併發症在那都可以經常見到，而且非常非常典型。我那個巴西的搭檔來了之後，她值第一個夜班，一晚上沒睡，第二天早上看見我和我說：“你知道嗎？我把整本產科書上寫的都實踐完了。”
在那裡我一直都是比較緊繃的狀態，情緒也比較淡漠，也不太願意和人社交，她們也組織一些活動，但我待一會就覺得累。有一些聯歡活動，大家都在玩，我就中途跑回去睡覺了。在那裡明明是我史上體重最低的時候，但照出來的照片都非常胖，因為身體和臉都腫了。
回國之後我通過體檢才發現，我得了甲減（甲狀腺功能減退症），這病的症狀就是疲勞、淡漠。我在阿富汗這些表現都與甲減有關，可我當時就覺得自己是累的，根本沒往這方面想。
再也不用聽見這個手機的聲音了
我是一個比較嚴肅的人，無論在哪種情況下也儘量保持冷靜。但是在阿富汗做手術，當她們給我遞的器械、或者是配血又沒有到，當這些東西都事關你這個病人他能不能活下去的時，我沒辦法冷靜，我真的很著急，會對著我的護士或者是手術檯下的人嚷嚷。
在國內我也有接觸重症的病人，但是因為整個醫療團隊非常的強，你知道你這個事交代下去了肯定能辦到，比如說要去配血，就一定能拿到血。
可在阿富汗血庫很小，要是產婦大出血，我們就得馬上就到村子裡頭去，用他們call for pray的大喇叭播，有孕婦需要血，讓他們來獻血。村子裡的人都覺得這說不定是我的姐妹或者什麼，大家就會趕緊都去排隊獻血，警察也會過來排隊獻血。但是你拿到的血也沒法做高級處理，將紅細胞啊血漿啊血小板分開，檢測過沒問題就把全血稍微處理一下，就趕緊得輸了。
當你自己感覺到這種東西超出了你的控制的時候，就很難去保持從容的態度。
▲2017年8月25日以來，超過70萬名羅興亞人因針對性的暴力而被迫從緬甸逃往孟加拉國，無國界醫生在難民營裡開設醫院，入院的很多兒童因不衛生的接生操作和生活環境患上傳染傳染病 © Pablo Tosco/Angular
那裡大多數女性都沒有條件來接受產檢，她們可能就知道自己懷孕了，連自己懷孕多長時間都不知道，然後等到覺得要生了，直接就在家生。等到她可能已經有各種合併症，比如說血壓高或者是血糖不好，或是她在生產過程當中已經發生難產，她才會送到醫院來，這時情況就很危急了。
為了保持聯繫，項目給醫生都發了一臺諾基亞老款手機，這手機最關鍵的好處就是待機時間超長、鈴聲又超大。每天晚上它一響，我就被它驚醒。打電話的一般都是在醫院值夜班的當地員工，她一找你肯定是著急的事，她們的英文本來就不太好，一著急就說得更爛了，恨不得當地的方言都出來，更加難懂。我趕緊就蹦起來，反正就穿上衣服趕緊去吧。最後結束任務，把那個手機交回去的時候，我想的都是，再也不用聽見這個手機的聲音了。
在廚房裡做飯是我最放鬆的時候，我做麵條，時間多了就烙個餅，那裡沒什麼食材，除了西葫蘆就是洋蔥土豆，我就只能做西葫蘆餡的餡餅。
孕產婦的死亡率經過我們的努力之後，可以有大幅度的改善，我在那運氣還挺好，沒有孕產婦的死亡病例。有那麼一兩次，我都覺得這個病人快不行了，完蛋了救不過來了，但那兒的女性還真的求生欲挺強的，就她大出血真的出到我覺得沒戲了，就要死了，但第二天再到病房，發現活過來了，真是奇蹟。
在國內做醫生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是已經在北大人民醫院工作兩年、考取主治醫師資格後，下定決心要去參加無國界醫生項目。其實我很早就知道無國界醫生，因為高中時看的TVB電視裡面有講，當時覺得這種事情還挺有意思的，也是自己想要做的。但這東西太遙遠了，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特別真實的存在。
後來是我進到婦產科以後，我的上級大夫屠錚大夫，她是中國內地第一個無國界醫生志願者。因為我身邊有人去了，就會覺得它是真實存在的，是可以企及的，這也成了我的念想。
成為主治醫師之後，每天的工作就一直是在做類似的事情，沒有再像學醫的那時候覺得每天都在成長，好像有一個瓶頸。我就覺得很沒有意思，生活過得沒有那麼有目標。我不能接受自己目標不是非常明確的狀態，所以那個時候就想，應該要去做無國界醫生了。
▲2012年，蔣勵（右）在北京參加無國界醫生前線人員的分享會，那時已對人道救援產生濃厚興趣 © MS
也有可能是因為我覺得一切都來得很容易。我學醫是一個非常偶然的選擇，我本來想要報復旦學金融，但是分數上不了，就覺得來北大醫學院臨床八年制專業也不錯，也很適合我。在我實習之前，我許諾打死都不去婦產科，覺得它特別累又特別髒。實習轉科轉到婦產科，帶實習的老師講得特別好，婦產科又有實踐的東西，同時對臨床思維還有一定的要求，覺得挺喜歡的，就背叛了之前自己的諾言。
我想，我在北京大學醫學院讀的八年制，這怎麼著在國內也是數一數二的好學校，即便我走了，我再回來，也不愁找工作。所謂體制內的東西我不是非常看中，我會覺得只要有本事，就能幹個工作，這就可以了。
2012年，我給屠大夫寫了一封信，開始了申請，她已經離開了人民醫院，把無國界醫生作為長期的事業。她給予了我非常正面的支持和鼓勵。後面我也順利通過了選拔。
要是沒有參加無國界醫生項目，我現在可能就這樣日復一日下去，應該會遇到一些事情讓你懷疑自己所尊重的價值，但是也有的時候會感受到患者的善意或者做成一些事情之後的滿足感，這兩種力量會一直糾結在一塊兒。十年、二十年後的生活都看得見，做得再好，無非就像科室主任那樣，我明確地知道那個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非常尊重、非常佩服我國內的同事們，在這樣一個醫療環境下他們還能每天兢兢業業地工作，拿著非常少的錢，幹著非常大的工作量，忍受來自各方的壓力。我沒有辦法在這種環境下做得像他們一樣好，所以我才會跑出去當無國界醫生，讓我自己更有滿足感
▲在伊拉克，無國界醫生的兒科護士為當地的助產士和婦產科護士做新生兒復甦的培訓 © MSF/Louis
一個心裡非常柔軟的人是扛不過去的
我養過一隻貓叫糖蒜，它是一隻完美的貓。但是它非常可憐，它做了一個手術，本來已經拆線了，兩週以後突然心衰肺水腫去世了。它當時出現呼吸急促、打蔫的情況，我們都以為它是在絕育之後可能比較懶，就沒有在意。我和我先生後來查了文獻，發現雖然人術後的心衰肺水腫發作是很快的，可貓是可以遲發的，是我們當時忽略了這些問題。
糖蒜是我們的第一隻貓，可它一歲就去世了。後來我們又養了兩隻貓，就都以糖蒜命名。一隻叫糖小蒜，另一隻叫糖蒜瓣。
但我覺得作為醫生，心腸該硬的時候是要硬一點。如果心裡始終是一個非常柔軟的人，是扛不過去的。我不能放任自己去想這些事情，不能去想這些病人很可憐，這些孩子很可憐。當然他們很可憐，但你一去想，會影響你的判斷，也會影響你的心情，長期這樣，就不利於你去做這種工作。
有的時候可以柔軟一點，比如說給這些病人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便利。病患之間純粹的那種信任也總是讓我很感動。
我在阿富汗遇到過一個懷了雙胞胎的產婦，當她第一個孩子生下來之後，第二個孩子的位置就變成橫位的生不下來了，助產士急著把我叫到分娩室，讓我給她快速地做了一個內道轉，把這個橫位的孩子給他變成縱產式，這樣才能把他引出來，出來之後又對這孩子進行了新生兒的復甦，才挽救了這第二個新生兒的生命。
孩子的奶奶特別感激我們，第二天我查房的時候，她就去集市上買了一塊布料，特別給我們送過來。對於我來說，當別人認可了你的工作，就覺得還挺開心的。另外一個對於她們來說，買一塊布料其實是要花費挺多錢的，我還挺感動的。別人對你的這種認可和對你的這種感激，我覺得每個醫生都會記住
▲無國界醫生在阿富汗首都喀布爾地區醫院裡工作，支援衛生部提供門診和住院治療，尤其關注母嬰健康和急診服
在阿富汗的時候，我就開始有學習公共衛生專業的想法。我發現醫生的力量是有限的，救一個病人實打實的是一個，但這個地區如果能夠有好的醫療衛生體系，有一些公共衛生相關的政策，讓這個病人至少接受幾次產檢，那他之後發生危險的機率就會下降，這能夠影響一大批人，任務結束之後我就申請了霍普金斯大學的公共衛生碩士。
阿富汗那種環境，比起國內更容易實現自己的初衷。當地的人基本都無條件地信任醫生，就像中國五六十年代的時候，相對干擾也比較少，就可以更專心於醫療。我作為醫生，一直的初衷我就是能夠幫助到我的病人。
只不過在國內的話，這個初衷不一定能實現，或者因為種種因素會被曲解。
當學生的時候，學的都是純醫療的純理論的東西，但是你當了醫生以後，會有很多這種人性複雜的東西在裡頭。有些事情你覺得是非常簡單的醫療準則，卻因為和人的交往不得不做出退讓，這種事情太多了，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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