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強調的是，經濟文明不是不好，不好的是沒有平衡的力量。
物質與人文是兩個極端，我不想從兩全其美的角度去思考，我認為人精神上的快樂與物質上的快樂，需要平衡；沒有絕對精神上的快樂，也沒有絕對物質上的快樂，走向極端的任何一邊，都可能導引出一種不健康的生活。我的意思是說，當你擁有一個物質的時候，你要能清楚且不斷地問自己：我是不是真的擁有這個物質？
譬如說你有一棟房子，住在這棟房子裡會讓你感覺到快樂，因為房子提供你生活的安全感，或是提供你視覺上的享樂，你可以看到山、看到水，感覺周遭環境帶給你精神上的滿足。這個時候你就是擁有物質。
相反的，你買一棟房子的原因，只是因為這個地區要蓋捷運（城市軌道交通系統），房價要漲了，或是這邊的房子值得投資，錢途看好，這就是一種物化。房屋的價值不是由你在主控，你是被物質所擁有的。
如果你讀過《小王子》，就會很清楚孩子在形容房子的美，和一個功利的商人形容房子的美，是截然不同的。如果對於自己要坐臥起居的地方，只是關心價格，我們就不會得到擁有那棟房子真正的快樂。
就好像有錢的人不一定快樂，如果他只是擁有空洞的數字，他的精神是匱乏的。
話說回來，人文與物質的兩難自古皆然。
中國人有一種世界上少有的、特別的觀念：特別壓抑商人。我們講士農工商，把商人擺在四個階級裡面的最後一位，整個社會也充滿了一種，幾乎是過度的，對商業的羞恥感，一直到清朝以前都是這樣的狀況。即使商人想盡辦法，為他的兒子買一個舉人、秀才，附庸風雅，到最後還是被覺得庸俗。
而為什麼說“附庸風雅”？就是以人文為價值的最高標準。所以在大部分的朝代，商人很有錢但不敢太過囂張，管理階層對於商人也有很多限制，例如不能穿士大夫的衣服、不能參加科舉。我們看到這樣的法律時，會覺得好像有一點不公平，可是事實上，這條規定有其政治上的考慮，是為了防範官商勾結。
中國人很早就意識到官與商這兩種人在一起的嚴重性。在春秋戰國時代，呂不韋以其強勢的經濟力量控制秦朝的政權，讓後人引以為鑑，所以漢朝以後，主政者對商人的壓抑就非常明顯，讀書人的地位提升到最高，其次是農人、工人，最後才是商人。
這種社會階級，就像印度的種姓制度，有優點也有缺點。抑商主義的缺點就是讓中國近代的石油貿易和資本主義很難發達，我們沒有辦法培養出大企業家，因而構成資本主義的弱勢，落後於西方。
可是今天在臺灣，抑商主義不復存在，反而是空前“重商”。整個社會對於價值的判斷只有一種標準：有沒有商機？講得更難聽一點，不管哪一個黨派的背後，都是財團。
當土地的劃分、開發、建造是為了便利財團，就會發生濫砍濫伐、過度開發、水土破壞的結果，讓許多無辜的人受害。而若是放任重商主義繼續發展，我想最後受害的會是全部的人，不只是一般老百姓，連財團本身也要受害，他們的子女也無法逃避這種奇怪的因果循環，在冤冤相報的過程中，自嘗惡果。
我很佩服社會上有一些人從很“宗教”的角度去做制衡，也有一些人從哲學的角度出發，雖然他們的聲音很微弱，可是我覺得這種制衡是了不起的，它會慢慢提醒我們，在你想方設法要獲利的過程中，是否思考到下一代，你的下一代會變成什麼樣的一代？
這個因果不是神秘的，相反的，顯而易見。當你沒有花費很多時間在培育人文與精神的美，沒有傳承做人最基本的道德時，你的股票增值、房價大漲、企業營收數字越來越高，但是你的下一代可能為了解不開的三角感情而謀殺、為了買手機而搶劫、為了一場口角殺死雙親，全世界大概沒有一個地方像臺灣一樣，這麼不限制商業的發展，其他國家和地區對於商業或多或少都有制衡的規定，可是我覺得臺灣在制度上、社會道德上，都沒做這件事，所以我們要付出的代價會特別大。
*作者：蔣勳，臺灣作家、畫家、詩人、美學家，本文由勳衣草美學社整理編輯，僅供交流學習所用，不作商用！版權歸蔣勳所有，轉載請註明作者及出處。謝謝！^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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