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燾：那隻爬得最高的螃蟹
謝浮名一派浮言
有這麼一個段子：有人提著一桶螃蟹而不蓋上桶蓋，旁人問他：這麼做，螃蟹不會爬出來跑了麼？他回答道：螃蟹的性子是，大家都想爬出去，可是，見到哪一隻爬得高了，其他的螃蟹會死命拉住它。這樣，一隻也跑不了。
今天，我們來說螃蟹的故事，說說那隻爬得最高的“螃蟹”，他叫郭嵩燾。
十九世紀末，清王朝已經如破落人家的茅草房，到處飄風漏雨，稍有風吹草動，即搖搖欲墜。國內，太平天國之患雖然剪除，但各路捻匪縱橫馳騁，肆虐西北華北，危及京師；國外，強鄰虎視，不僅遊弋於黃海東海南海，佔香港，佔臺灣，還深入內地，和清王朝簽訂了無數的城下之盟。面對這個爛攤子，慈禧太后焦頭爛額，犯了偏頭風，天天在紫禁城內拍桌子罵大街。
偏偏，馬嘉理事件又出現了。
當時，在中國的南方，法國侵佔了越南，英國則攻陷了印度緬甸，都對兩廣雲貴虎視眈眈。其中，實力如日方升的英國的野心尤其膨脹得厲害，準備打通滇緬通道，將勢力滲透進雲貴四川。經與清政府商定，派一支勘測隊勘測緬甸到雲南的陸路交通。1874年，英國派遣了陸軍上校柏郎率領一支200人的武裝先遣隊，從緬甸向雲南出發，沿途繪製山川形勢圖，為修築鐵路做準備。
英國駐北京領事馬嘉理奉命前往擔任先遣隊的翻譯，在領取了清政府發給的特別通行證後，馬嘉理離開北京，前往雲南，迎接柏郎。
柏郎探測，馬嘉理迎接，都為清政府所允可，按正常的國際交往法則，地方政府和民眾，有義務提供相應的服務，不得阻攔、冒犯，甚至殺戮。而且，朝廷代表的是國家的意志，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因此，有了朝廷頒發的特別通行證，馬嘉理該暢通無阻。沒料到的是，這個英國領事，居然在雲南丟了命，還被梟首示眾，屍體拋棄於荒江。
消息傳來，清政府吃驚不小，立即下令雲南巡撫岑毓英查辦。
岑毓英這麼彙報：馬嘉理行至雲南乃蠻，碰上索討買路錢的“土人”，雙方發生衝突，馬嘉理以及隨從被“土人”所殺。
這是大得不得了的外交事件！通行證是清政府發放的，雲南巡撫岑毓英也早就接到了朝廷的通知，現在馬嘉理卻死於非命，首級還被懸掛在騰衝的城樓。這當然是蓄意挑釁。英國公使威妥瑪並相信馬嘉理之死會這麼簡單，因此勃然大怒，向清政府發出了最後通牒，提出派員調查、賠款等一系列要求，限中國政府在48小時內答覆。與此同時，英國駐華海軍司令賴德率艦隊北上，55000名英軍集結仰光待命，西方各國公使均接到了本國政府不得擅離職守的訓令。
山雨欲來風滿樓！在英國的高壓之下，清政府迫於無奈，答應徹查。
馬嘉理被戕，原本為雲南巡撫岑毓英一手策劃，他指示駐守邊防的騰越鎮左營都司李珍國，糾集地方武裝數千人，在殺死馬嘉理後，把柏郎上校率領的200人武裝力量趕回了緬甸。
毫無疑問，英國倚強凌弱，大舉侵略，是馬嘉理事件的根本原因，而岑毓英缺失契約精神，違抗朝廷旨意，無視柏郎一行為清朝廷所允可，馬嘉理手裡拿的是朝廷頒發的特別通行證，反而肆意妄為，一方面製造事端，一方面以瞞天過海的手段，遷延辦案，最後把責任推卸給“土人”，是英國問罪的導火索。
案件查辦的結果，是中英《煙臺條約》的簽訂。內容大致有三：一、昭雪滇案，中國政府負責將兇犯正法。二、除向英國賠款外，清廷派一二品實授大臣前往英國道歉。三、允許英國人開闢印藏交通；開放宜昌、蕪湖、溫州、北海為通商口岸。
問題來了，誰去道歉？
如今派駐國外，擔任使節，是祖宗墳頭冒煙的大好事，風光無限。可是，這此去英國，是道歉的活兒，好比兩軍對壘，失敗的一方，派人舉著白旗去敵營認罪投降，倍兒丟面子，出十八輩子祖宗的醜，有哪個臉皮厚的願意幹？而且，從中國遠赴英國，迢迢七萬裡，這蠻夷之邦，只有耳聞，誰也沒有親見，誰知道是個什麼原始部落？這且不說它，光是海上怒濤，就要人的命。
有非常之事發生，必有非常之人出現。清王朝終於想起了斥退7年之久，一直屈居在湖南湘陰老家的郭嵩燾，急召入京，準備讓他來燉這一鍋爛肉。
郭嵩燾奉旨起復，徹查馬嘉理事件情由，認為岑毓英難辭其咎，建議將其交部議處，“以服英人之心”，然後才能赴英斡旋。不料此論一出，朝野震動，各方非難譏諷之聲，塞滿北京城。郭嵩燾只好請求掛冠還鄉。慈禧太后聞知，特意兩度召見，推心置腹：“我願知汝平昔公忠體國，此事實亦無人任得，汝須為國家任此艱苦。旁人說汝閒話，你不要管他，橫直皇上知道你的心思。”
既然有最高統治者的信任和恩寵，無法推託的郭嵩燾，也就應承了赴英道歉的差事。消息傳出，輿論譁然。
北京城裡，上至王公大臣，下至販夫走卒，大多恪守著“天朝上國”的狹隘觀念，以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英國只不過一個番邦蠻夷，化外之地，該對我中華上國俯首繫頸才是，豈能要挾我堂堂天朝，委派欽差大臣，遠涉重洋道歉？他們本來對郭嵩燾的洋務主張早就痛恨有加，這次竟自甘下流，拋棄父母之邦，遠赴蠻邦道歉，是可忍孰不可忍！
於是，聲討漢奸郭嵩燾的大字報貼滿了京城。別以為大字報是文革的發明，它是古已有之的東西，叫揭帖。
這一次所發揭帖裡，出現了一幅極盡羞辱之能事的“名聯”，罵人的技術含量，極高，轟動了北京城。聯語云：
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見容堯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在郭嵩燾的老家湖南，恰逢鄉試，全省的秀才齊聚長沙應考，聞訊之後，一聲呼嘯，要趕赴湘陰，搗毀郭家住宅。郭家一門老小，哭爹喊娘，膽戰心驚，魂飛魄散。
郭嵩燾倒是安詳得很，以為代表國家，斡旋海外，掙的是國家的利益和麵子，宣言：“謗毀遍天下，而吾心泰然，於悠悠之譭譽何有哉？”而且，他自信，放眼整個中國，沒有誰比他更懂得世界大勢，更能挽轉乾坤，“更有艱鉅，誰與任之！”
這樣，他毅然拜別祖國，登上輪船，投身於萬里波濤，遠赴英國去了。
事實證明，即便他在英國表現出了一箇中國人應有的尊嚴和氣節，贏得了蠻夷之邦的尊重，為國家掙來了面子，並悉心研究洋人的近代科技、治國方略，寫下洋洋數萬字的《使西紀程》，在國內出版，讓國人見識到我國的落後，不僅僅是堅船利炮，更是民主政體、思想觀念，但是，他依然擺脫不了被罷免的命運。
《使西紀程》甫一出版，即被群臣舉報，最終清政府下令搗毀。
三年後，貴為駐英公使、駐法公使IDE郭嵩燾遭朝廷罷黜，黯然回國，“歸從巴黎，有謗百車”。5月，回到故鄉長沙時，等待他的是貼滿全城的大字報，一致罵他為“無恥漢奸”。
晚年蝸居湖南鄉下的郭嵩燾，一方面見黜於朝廷，一方面為鄉里所不容，淒涼境況，可以想見。
1891年7月18日，郭嵩燾在一片“漢奸”的唾罵聲中黯然辭世。死後，按慣例，已故的朝廷高官應有諡號，清王朝硬是不賜予；該宣付國史館的傳記，清王朝硬是不準寫。郭嵩燾去世後九年，義和團來了，整個北中國被一種狂熱的國粹情緒所籠罩。這時，有人記起了郭嵩燾，向朝廷高喊：“請戮郭嵩燾、丁日昌之屍以謝天下。”
中國社會形態的轉型之劇烈，莫過兩個時期：由封建而郡縣，由帝制而共和。
前一時期，從秦孝公商鞅變法開始，整個社會劇烈動盪，狼奔豕突，持續了將近150年，直到秦始皇君臨天下，政治制度、社會文化以至人們的思維方式，才算逐漸統一，此後二千餘年，這一特有的中國模式便一成不變地延續下來，毛澤東所謂的“千古猶行秦法政”，指的就是這個。
回想這150年的驚天鉅變，新老兩大陣營的對壘，不僅僅限於政治制度，更包括思想形態、文化形態以至日常生活方式，規模之宏大、手段之殘酷、叫人心驚肉跳。
而發端於鴉片戰爭的第二次大轉型，將中國置於了整個地球而不是東亞大陸這一背景，規模更宏大，時間一直延續到現在，還沒有停止的跡象。如果歷史出了偏差，政治、文化、思想走火入魔，那麼，這變化過程，還會無限期地延長。這得看我們中國人是否幸運了。
這一次的轉型，我們必須感謝那些先知先覺的“漢奸”們，他們冒犯了人們的憤怒唾罵，頂著“賣國賊”的頭銜，將西方文明的火炬盜取了過來，從而讓東亞大地上的沉睡在黑暗裡的億萬民眾看到了亮光。
人們常說林則徐是“睜眼看世界第一人”，但他的“看”，烙印著天朝上國的官僚士大夫的深深的優越感，對西方文明表現出天生的鄙夷，以為西方所長，不過堅船利炮而已，至於典章制度，中華上國獨步天下，遠非蠻夷所能比擬。這和宋之於蒙古，明之於滿清的看法並無二致。郭嵩燾則完全不一樣，他已經遠遠地走在了時代前面，仰望西方文明的燦爛星空，民主平等，自由博愛等字眼閃閃發光，三權分立的政治架構疏朗高效，各種哲學、文化、經濟思想劇烈碰撞，整個社會如同乘坐在高速運行的列車上，一路呼嘯，向前推進。回望沉睡在於黑暗中的中華大地，渾渾噩噩，苟延殘喘，如同垂死掙扎的病入膏肓者，他肯定一陣陣心悸，但他並不死心，要將西方文明的火炬傳遞到黑暗中的東亞大地，寄望這將傾大廈能在西方文明的薰陶下轉危為安。
然而，歷史不屬於先知先覺者，時代註定了郭嵩燾坎坷的一生、淒涼的晚景以及死後的被唾罵。
一個遠遠地走在時代前面的人，把他的觸鬚抵達到了傳統士大夫所能抵達的極限，其先進的思想、言論，當然不能為人所能理解、容忍、接受，於是，它做了那隻爬得最高的螃蟹，最終被同類拉下去了。
有兩句詩，是郭嵩燾晚年寫的。一句表現他的落寞，道是：學問半通官半顯，一生懷抱幾曾開！一句則充盈著無比的自信，道是：流傳萬代千齡後，定識人間有此人。
要想識得人間此人，郭嵩燾先生還得等等，在這個網上到處指人為“漢奸”的時代，懷抱是不可能“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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