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三月八日，贵州《新黔日报》第三版内：
发行锑铅合造当十辅币，省政府布告暂以贵阳试办，大洋一元，兑换锑币四百枚。
报道称：
省府鉴于近年来奸商由外省贩运当五十、当一百铜元之入境行使，以致本省近来生活日高。前经省府委员会决议：暂以吾黔生产最多只锑铅合造当十辅币，以资调剂。
据修枪厂报告：
新铸锑币已造足五十万枚，特发交贵州银行，定期三月十六日于贵阳试为发行。每大洋一元，兑换锑币四百枚，惟发与钱业各商号，每次在一百吊以上者，以大洋一元兑换四百一十枚，以资鼓励。听民间自愿行使，不得故意拒绝收受涨跌法价，如违定即查究。
我国是世界上锑产量最大的国家，在民国时期，贵州地区又是主要的锑矿产地，用锑作为铸币材料，属近水楼台。但锑矿并不普遍，锑的物理性质又容易碎裂，也不适合铸造货币，除西德据说有铸锑币，但未见实物外，其它各国更无铸造锑币的记载。贵州当十锑币成为世界货币史上最早的，也是独一无二的的特殊品种。
贵州当十锑币直径20mm,厚2mm,重5g。正面风格类似民国时期两广地区银毫，钱文为“当十锑币 中华民国二十年 贵州省造”，背面为国民党党徽图案，边花设计为两个五角星，没有英文内容。
“省府鉴于近年来奸商由外省贩运当五十、当一百铜元之入境行使，以致本省近来生活日高。前经省府委员会决议：暂以吾黔生产最多只锑铅合造当十辅币，以资调剂。”是贵州锑币的铸造原因，也是军阀混战时期币制混乱的真实写照。
我们从锑币的钱文上可以明确看出，贵州锑币最早铸造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当时任贵州省政府主席的是毛光翔。
毛光翔，字群麟，生于1893年，桐梓县茅坝人。1911年，与表兄周西成相约从军，12月随黔军北伐。1914年，调任贵州陆军第十团二营排长。后随营入川参加护国战争，任连长。1920年任周西成营营附长。后随周西成旅入川，任四川讨贼军第五混成旅第一团团长，随周西成转战川南黔北，升旅长、师长。刘湘曾以川康边防督办名义委毛任"川南边防军总司令"。周西成被委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时，毛任副军长，并于1928年5月兼任贵州省军事厅厅长。1929年夏，桐梓系黔军失利，周西成战死，桐梓系丧失黔政。6月，毛光翔在王家烈等支持下，恢复桐梓系在贵州省统治权。1929年10月2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毛光翔为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
1931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直接提名王家烈为第二十五军代表出席会议，还特别召见王家烈，褒奖有加，赏其大批重炮枪械，坚定了王家烈取毛光翔而代之的决心，王家烈向当局许诺，吸收各方人士入掌黔政。正值毛光翔因惧王夺权，数次欲先夺其兵权，王家烈却藉以口实，于1932年2月重兵压筑贵阳，逼毛就范。国民政府配合行动，立即任命王家烈为二十五军军长。毛光翔迫于形势，放弃省政，以“自愿休息”名义让出省主席职位。
结合上面的资料我们已经可以对贵州锑币的铸造及流通问题有了一个清晰地认识：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毛光翔任贵州省政府主席时，开始铸造当十锑币，很可能因为铸造设备低劣，效率不高，再加上锑质特殊，价值不高，铸造的数量明显不足于市场的流通消耗，所以连续铸造两年之久，共计50万枚。
待到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贵州省主席已经由王家烈担任，王家烈便顺水推舟对锑币进行尝试性推广流通，而此时应该已不再增铸锑币。
贵州锑币稀少的原因可以归纳为：
* 首先50万枚的数量并不多，当时军阀混战，时局不稳，如今已超半个多世纪消耗自然不少；
* 锑币本身材质弊端，加上当时贵州造币设备落后，又受限于锑金属不耐高压冲铸，必须浅版浅模才能铸币，铸造次品率不会低，流通损耗也大；
* 另外我们也不能排除贵州锑币并未大量流通，也就是说可能只“定期三月十六日于贵阳试为发行”，随后不久便因种种原因停发；
* 再加上面值问题，钱文沿用传统当十形式，流通时又以四百枚换银币壹圆，有时壹圆银币可换四百一十枚锑币，说明锑币的信用不高，推广手段也不算高明，使用麻烦，即便有毛光翔主政时铸造好的成品，仅仅负责推行流通的王家烈也会因种种困难而不得不放弃这一品种，未能成功流通的成品通常也会被销毁。
锑币今天虽难得一见，但我们很有必要了解认识这个品种。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我国货币史有更系统全面的认识，也不至于在看到这一珍稀品种时，与之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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