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寶馬男被反殺一案刷爆了手機屏，民眾輿論幾乎是一邊倒，全是對死者的指責和劣跡斑斑的曝光，對電動車主全部是同情、法律上的援助以及輿論上的呼籲，全民探討電動車主是否屬於正當防衛。由於司法機關還沒有給此案定性，姑且不論電動車主致人死亡的合法性，但從這件事來看，民眾認為電動車主是沒有錯的，因為寶馬男尋釁滋事在先，而且手裡提著兇器追砍電動車主，如果不反制，自己隨時都有被殺的危險！所以反制是必須的，是否屬於防偽過當有待法律定性。
由此，我們想到了前幾年的“山東辱母案”，但法律最終定性為防衛過當，把於歡的無期徒刑改判為有期徒刑五年。這是法律的公正，輿論的勝利！但是，從道義上來看，於歡是無辜的。其母被羞辱，做兒子的拔刀而起，維護母親的尊嚴，是孝義的表現。如果當時於歡看到母親被羞辱而無動於衷，這還是為人子嗎？！這還是熱血男兒嗎？！關鍵還是報了案，當時不作為的警察沒有及時處理（不作為警察也受到應有的處罰），所以，於歡是忍無可忍，又毫無辦法的情況下，奮力反抗，結果出了人命，當然，這是法律所不允許。國家法律最終還是很公正的，辱於歡母者，被於歡刺死的死有餘辜，同黨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於歡之所以被定性為防衛過當，可能基於兩點：一是在主觀上被殺者沒有想傷害於歡母子的性命，當時沒有生命危險，只是極度侮辱其，逼其還錢，於歡的防衛後果明顯比不法侵害後果嚴重；二是於歡在憤怒之中連捅四人，防衛強度超過了受侵害的強度，造成了防衛過當行為。
而在寶馬男被反殺一案中，電動車主和寶馬男以前並無交集，只是在馬路上起了衝突，寶馬男便提刀去砍電動車主，對電動車主極可能有生命危險，如果不是寶馬男的刀掉了，死亡的就是電動車主。當時已經是你死我活的千鈞一髮時刻，在這個時候反制，導致寶馬男死亡，我個人認為屬於正當防衛，而構不成防衛過當，我想所有的民眾都有這種認為。這個專業問題由法律來裁定，但是，人心和道義卻是我們該關注的。
首先是人心。
“山東辱母案”在二審中為什麼會反轉？於歡從故意傷害罪的無期徒刑改判為防衛過當的五年有期徒刑，這說明了什麼？首先是法律的公正和嚴肅，不允許任何人褻瀆，再者，就是民心所向。當時一審判決結果出來後，在社會上引起一片譁然，紛紛發文討論判決是否公正，最終引起山東省高檢、高院的重視，才有二審的公正、嚴肅、嚴謹的判決。
在“寶馬男被反殺案”中，對電動車主來說，可謂是飛來橫禍。一個人好好地在馬路上行駛，莫名其妙被人追殺，處於保命，反制過程中殺了人，還有可能面臨牢獄之災。通過網絡資訊可以看到，電動車主是一個本分的人，家境也不好。而被反制殺死的寶馬男則是劣跡斑斑，因在街頭尋釁滋事，結果反而傷了性命。如果電動車主沒有反抗，就會被砍死，那麼，寶馬男也會因蓄意殺人而被槍斃，這樣的話，就兩條人命。電動車主把寶馬男殺了，就一條命而已，即便是防衛過當，總比兩條命好！常言道：路不平，有人踩，公道自在人心。寶馬男被殺，非但不被同情，惋惜，卻是招來全民痛罵。這就是民心！
再說道義。
於歡殺辱母者，是道義。在古代社會，殺父（母）之仇，不共戴天。為父母而殺人，是大孝。殺地痞流氓者，可稱義士。在道義上，於歡的行為無可厚非，然而現代是法制社會，除了法律，沒有任何人可以剝奪他人性命。於歡的行為得到廣大民眾的同情，但法律就是法律，不管處於任何原因都不可以。
在“寶馬男被反殺案”中，電動車主為了自救，反制過程之中殺了寶馬男，也是符合道義的。他和於歡一樣，都是殺的地痞流氓。一個為了母親的尊嚴，一個為了自己的性命。雖說主觀上為了自己，但客觀也達到了為民除害的效果。所以民眾在心裡感情上不能承受他們被法律制裁，就紛紛出面為他們鳴不平。
民眾是站在道義的角度上看待問題，而法律就是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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