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者的最大敌人就是他们过往的成功。成功是一种负担，使你背上了包袱，害怕失败，使你患得患失，丧失了进取的胆略；成功使你养成了思维定势，原来取得了成功，以为继续这样还会成功，以至思想僵化，不善于捕捉时代潮流的信息，不善于求变；成功还会使你懒惰，使你丧失斗志，使你变得越来越平庸。
创业诚然是一件大事，它是属于阳刚的，必得经过辛苦奋斗才能得到。但其实一个人只要有坚强的毅力，全力以赴，必然可以达到预期的成果。至于守成，那就不同了，它的重要性是属于阴柔的。明了守成道理的人，时时刻刻战战兢兢，经常处在“忧患慎重”之中。这种忧患慎重要小心翼翼，很有耐性地持续下去。虽然一时不会看到显著的成果，但是却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稍有松懈。
成功困难，但要保持成功更困难。“勿忘初志”，这不仅是对成功者而言的，也是对我们每一个曾有着美好梦想的人而言的。要取得成功，难的不是一时的努力，而是如何将这种努力持之以恒。
我开始为自己感到悲哀。我真的堕落了，内心的灵气已被世俗的生活所淘空，轻捷的灵魂被污浊之气所笼罩已再也不能轻捷地飘起。现在好像神经已麻木，不知道爱好什么，不知道有什么欢娱，好像对一切都无所谓。上帝啊，这与死又有什么区别呢？司马迁说：“哀莫大于心死。”心没有死，但灵魂却已像一潭死水，荡不起半点微澜。
我要怎样才能振作，才能不再安于现状，才能重新寻找到奋进的精神呢？
人是不能没有一些野性的，没有了野性，也就没有了不羁和奔放，也就失去了生命的活力和创造力，也就是失去了生命的力量，那么，生命又算什么呢？想着那些仅为三餐而搏命的拉客仔，内心真是感到惭愧。他们的生存本能是强大过我啊，他们的野性是强大过我啊。我明白了，我所缺乏的就是野性！
什么是伟大的灵魂？什么是伟大的精神？简而言之，从最基本来看，不就是生存意志，不就是要拓展生命力吗？活着就要发展，就要创造，就要像电影“异形”中的怪物，要将自己延伸向全世界！这是人的本能，这是人的生命意志。利益和享乐只是生命的奴隶，是生命力的战利品。
一个民族不仅要崇尚文明，在这同时，也不能消亡了野性
野性就是侵略、就是扩张的本能；野性就是不安于现状，不循规蹈矩，奋力张扬自己的个性；野性就是喜欢梦想，就是奋发向上的雄心。这并不仅仅是我缺乏的，这也是我们大多数中国人所缺乏的。
一位著名的美藉华人教育家，参观了中国的模范幼儿园。参观完后，他说真想哭。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上课时，个个把手背在后面，像被捆起来一样，一动不动地认真听教师讲课。纯真烂漫的孩子被当成机器一样训练，这不是扼杀人性吗？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自然循规蹈矩，像小绵羊一样，但我们又怎么能寄望这样的孩子长大后能有所作为、有创造力呢？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需要有野性，需要充满向上的精神，需要有强盛生命力的人。而我们大家在这种教育下成长，我们的野性已被磨灭殆尽，难道不需要一种新的精神来召唤吗？野性，不驯服，不同俗于社会，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也是我们向上走的力量源泉。
我们的思想僵化，人性被深深地束缚了。于是大家都一个样，小学毕业进中学，中学毕业努力上大学，大学毕业后找工作，然后结婚、生子，养育子女，最终衰老，循规蹈矩一辈子，又有多少自己的意愿呢？或者也曾有过，但最终在现实的压力下，也只成了一段美好的梦想。
我们是一个文明古国，我们的传统就是反野性的。儒、佛、道三教，是高深的文化，是高层次的文明，但负面影响也很大。儒教教人要“中庸”，佛教劝喻我们“前世造孽，今世苦修行”，道教干脆告诉我们“无为”。中国人的血液里就流淌着安分守己的因子。于是缺乏个性，没有独立意识，不喜欢异想天开，简单地说没有野性，就成了我们的民族性格。这也正是我们缺乏创造力，不容易取得成就的原因。看看电视中经常播出的记者采访吧！我们国人对问题的回答一定是大家都能预料到的，总是一本正经地复述报纸、电视上反复强调的那些千篇一律的大话、套话，难道我们没有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对生活的要求吗？我们不是机器，我们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呵！
再看唐诗宋词，中华民族的奇葩。意境优美，清新隽永，是文坛绝唱。但当我接触了拜伦、雪莱的诗歌后，我感觉唐诗宋词，就像中华民族的传统一样缺少了人性的张扬。虽然有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但这是写景的奔放；苏轼有“左牵黄，右擎苍，千骑卷平岗”，这是借写狩猎来表达诗人内心的狂放。中国文人的张狂仅仅是一种文学式的，缺乏一些对人的生命力的张狂。我们看一下雪莱的《西风颂》，“哦，狂暴的西风，秋之生命的呼吸！你无形，但枯死的落叶被你横扫……”这完全是借物来表达人的气概，是人精神上的张狂和野性，是人要毁灭要创造的大魄力。
最近去了一趟苏杭，人们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话真是不错。苏州园林精巧雅致，秀丽无比，那一山，一石，一水，亭台楼榭，回廊曲径，布局精巧，无不显现出独到的匠心，更何况园中有园，在方寸之间，充分运用了欲扬先抑的艺术手段，让你时时感受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境。一位老画家告诉我，欣赏苏州园林，要有很高的层次，它集中国的哲学、美学、诗歌、绘画、工艺之大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晶。我的确为苏州园林所倾倒，流连忘返；但同时我在想，一个民族的精英以此作为文化精神的归宿，这样的民族又怎能不衰弱呢？在苏州博物馆我知道了清朝120多位状元，苏州就出了20多位，苏州是中国有名的状元城；但苏州却没有产生大的政治家。古人的志向是什么呢？
比如杭州西湖，乍看就是一团小水潭，但当你静下心来，细细品味时，你就能感觉它真是无处不入诗，无处不入画。西湖就像龙井茶，要细细地品味，特别要领悟古人强调的意由物发，意在物外的妙处。很多人游了杭州西湖后，都说不好玩，原因在于你只是走马观花地溜了一圈。西湖并不像九寨沟、像大海，一看就会勃发一种盎然的情怀，它需要细细地品，慢慢地感受，才能达到意在物外的境界。我在感慨西湖的秀丽时，再一次领略到江南文化的韵味。而江南文化正是中国文人所极力尊崇的，是中华文化的精髓，这样一种诗情画意的纯文人文化，对于修身养性，提高人的品味是有益的，但她怎能造就有野性，能焕发出无穷创造力的民族呢？近代史上，汉民族数次被野蛮偏僻的少数民族所征服，还有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日本侵略军南京大屠杀，这些不都是明证吗？
我没有否定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意思，唐诗宋词、苏州园林都是世界艺术中的精魄。我只是认为中华民族虽有五千多年灿烂的文明史，但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使我们缺少了个性的张扬，野性的张扬。我反而感觉全世界各民族都知道为自己民族的伟人、圣人骄傲、自豪，惟有我们是这么的大方，对我们历史上的伟人、圣人，进行无情的抨击。比如享誉世界的孔子、老子等，我们不是取其精华，而是动不动就全盘否定，这种否定是否定我们民族的血脉，是否定我们的根。试想想，哪个做子女的不是为自己的父母骄傲呢？只有疯子才会一味贬损自己的祖辈。
这样的习俗延续到今天，就成了对名人的攻击。中国人喜欢说：枪打出头鸟。现在的枪打出头鸟，就是大家蜂拥而上地对某个名人或有一定成就的人争相攻击。比如对汪国真、对余秋雨。我喜欢汪国真的诗，但也许是受人的攻击，这颗星已暗淡了。实际上别人有什么缺点，是否受欢迎，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大众自有他的爱好、倾向，攻击者只能代表自己的看法，不必要让全人类都与你一样。而且如果是学术和思想上见解不同，发表看法无可厚非，但多数人却仅是通过攻击名人来凸现自己。这正是一种无能。自己没有本事做出成绩，只有通过攻击名人哗众取宠来表现自己，这不就是中国人所深受其害而又深恶痛绝的踩着别人往上爬吗？这种卑鄙小人的存在与肆虐正是国耻。王朔将名人比喻为公共汽车，将这类人形容为乘公共汽车的人，说名人是公共汽车就要让人乘。这不正说明一批无能的人在借名人炫耀自己吗？在香港的商品经济社会，一个人只要稍有特长、成就，就要极尽包装之能事，使他更有号召力，吸引大众，从而获得商业利益。而我们大陆那批因循文革残孽的人正是剿杀社会创造力、进步力量的刽子手。中华民族的“小荷才露尖尖头，早有蜻蜓竖上头”的伟大情怀，已因这类人等，受到玷污。
一个民族需要营造一种大众尊敬、羡慕有成就的人的氛围，鼓励人们以成功人士为榜样，这样的民族才有上进心，才能激发大众的创造力。野性是不羁和奔放，是不同俗，是有自己的观念、思想，但更重要的是有创造力，是要凭真本事，用实力取得成就；那种哗众取宠，自己无能却又装出对别人不屑一顾，只是躺在那里靠攻击别人来突出自己的人，不是有野性，正相反，只是一条在成功人士微恙的伤口里的寄生虫。
一个民族不仅要崇尚文明，在这同时，也不能消亡了野性；我们民族的悲剧还少吗？
文化大革命中，在强大的舆论导向与宣传下，全中国人民几乎都被煽动得在干着疯狂的傻事，不读书、不生产去闹革命，批倒批臭积淀数千年已融入我们民族血脉的优秀传统文化，甚至人类进入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还在充满狂热地呼喊“万岁”，这是前一世纪人们呼叫皇帝的，现在想来真是笑话，但在这种笑话中，却总有一些心酸，因为这是我们中国人耻辱的笑话。一小群跳梁小丑就能左右我们全中国人的命运，这真是悲哀！
尼采说：不主宰自己，就要被别人主宰。不做自己的主人，就要成为奴隶，成为别人的、社会的奴隶。而要做自己的主人，就要有野性，有不驯训的个性。没有意志的人就会听命于有意志的人。我们不应该只是命令自己，用别人为维护他们的利益所订的道德观、价值观来束缚自己，而应该唤醒自己的生命意志，激发生命本能中最强力的进取精神，做一个有个性，有理性的人。
中国人太老实、太善良、太安分守己、太乐天知命。我们只是努力适应环境，却从来不考虑个人的自由意志。比如中国人选择职业，往往就像找老婆，只能从一而终，很难中途变换。由于我们所选定的专业带有极大的盲目性，于是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专业与爱好一致，但我们大多数人仍然安于现状，这就使得我们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
我们只是环境的奴隶，却不知道在环境中努力张扬自己，于是我们容易被人利用，被人左右。我们应该有些野性，有些独立意识。不要总按照别人所定的模式：“应该这样，因为你必须这样！”而应该按自己的生命意志、理性思维大声地呼喊：“我可以这样，因为我想要这样！”我们不要“既然已如此”，那是被动的，好像是外物强加在我们头上的，而要我们自己的意志说：“我想要的就是这样，以后还要这样！”活出真的自己来。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喜欢看香港电视系列片《寻找他乡的故事》，因为它总能焕发我的野性，给我力量。我想制片人的本意是拍一些在海外飘泊的成功的华人的故事，但我看到的大多却是华人的辛酸史。当一位80多岁侨居阿姆斯特丹几十年的老海员，在记者面前不断地喃喃念叨着：“真凄惨啊！”我的心都在痛。他说当时华人就像麻疯病人，当地人见了就要避开。华人的地位怎会沦落到此的？我们被人瞧不起，遭人歧视，这不能怨人，首先我们华人世界没有成就啊！我们也曾有过唐朝的辉煌，有过四大发明，但在近代我们落伍了，不仅在科技上没有为世界做出巨大贡献，而且国家落后，人民贫穷。直到现在还有大批的年轻人，离乡背井，冒着生命危险，吃数不尽的苦头，只是为了离开自己的国家，甘愿去别人的国家做黑市居民，做下等公民。这是耻辱，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华人并不低人一等。我们的民族崇尚文明，也尊重知识，但为什么仍然落后、仍然贫穷？因为我们的民族缺乏野性，缺乏想象力，缺乏一些疯狂。从目前来看，历史悠久的国家在现代世界的竞争中都落伍了。四大文明古国中，又有哪一个属于发达国家呢？我个人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悠久的历史，发达的文明，制约了野性。
多鼓励个性，多鼓励一些内心的张狂吧！人人都想做英雄，都有内心奔放的民族，才是有活力，有创造力的民族，我们为什么要压抑、打击、摧毁这种心态呢？中华民族血液中脉动的主流不应该是淑女贞妇风范，而应该是登山勇士的野性。
野性、侵略性是现代竞争社会的生存手段，要成为一个强者，要被人尊重，就要有成就。荣誉是结果而不是出身造就的。
不敢于破除旧的东西，不敢于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思想，又怎么可能有突破性的成功呢？
我实在不是一个能长期专注于某一件事的人，做了一件事后，总想去寻求新的刺激，感受新的冲动。从来不喜欢按照别人的模式和社会所定的模式做人，只是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我崇拜英雄，喜欢幻想，热爱大自然，特别钟情大海。我能独自静静地坐在大海边一整天，遥看着苍茫的大海，聆听着汹涌的波涛，用心灵去与大海感应。
从大学毕业到现在，这一段不算太长的人生中，我一直都在努力尝试，寻找自己的人生之路。大学毕业后，为了寻求独立自由的生活，在一无亲人二无朋友的情况下，独自闯来深圳，住最便宜的旅店，吃快餐面，忍受招聘人员像挑选商品一样审视我的目光。那是一种对自尊心的侮辱。但我知道没有本事挑选别人时，就只有任凭别人挑选。几经挫折，好不容易求职成功，但不到几年年，又在朋友的鼓励下，冒着家人的反对，回老家创办公司。那真是一段艰辛的日子，由于年轻，没有后台，又没有钱，辛苦努力了半年公司也没批下来。那时吃住在家，没有收入，家人不说，但自己内心承受着压力：放着深圳的高收入不要，却回来办这种没有把握的公司。
永远记得那个寂静的深夜，落寞的时刻，在朋友家昏暗的小阁楼里，拿着一瓶啤酒，随着录音机里齐秦悲苍的声音，低声吟唱着：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那种悲壮，那种由于醉意的野性和奔放，既是生命的渴望，也是我内心深处孤独的呐喊。
生命中美好的东西总是在一点一点地失去，生命、爱情、青春，都在不断地丧失之中，生命是一场悲剧，但我们总应该想办法让它变得悲壮，变得更为有血性。这种信念始终支撑着我。在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的时候，我就想这是悲壮的时刻，是需要男子汉血性的时刻，于是我就能锲而不舍，就能顽强奋斗。
如果说我在同学中还算成功的话，那是因为我比他们多了些野性。
那天在电视中听了著名音乐制作人高晓松介绍自己的故事。高晓松在清华大学电子系读到大三时，由于对音乐的热爱，梦想着成为一个流浪歌手，于是毅然放弃学业，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在天津由于没钱糊口，高晓松想到去大学宿舍演唱，结果被公安当无业游民抓住。万般无奈之下给家里打电话，母亲赶到天津将他保释出来。他的父母也很开明，高晓松在厦门弄到身无分文时，情急之下给家里打电话，叫母亲寄1千元钱给他，可母亲却问他：“你有多大了？”“20多岁。”“听说厦门是一个港口吧？”高晓松明白了，20多岁的小伙子，在一个有港口的城市还不能生存吗？于是高晓松去做起了搬运工。高晓松也是一个有野性的人。试想放着全国顶尖的清华大学，居然敢读了3年后还放弃学业。这自然要有一种不羁的性格。
跟着别人思维走的人，总是不能成就大业。要有自己的思维，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胆识。
广州也做了一个统计，竟然发现收入最高的阶层只是小学文化程度。小学文化程度的人为什么收入能达到最高？因为他们有野性，敢于很早就投身入市场经济。社会上不是有种说法，改革开放早期能发达的很多都是释放犯人。为什么低智商的犯人能做老板，而我们高智商的文化人，却仍然要为三餐搏命呢？因为我们有了文化，但却被文化束缚了，失去了野性。
我们大学毕业，能找到白领阶层的工作，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们心里也萌发过冲动，但一来工作还可以，二来出去以后又能干什么呢？于是在这种犹疑中渐渐消失了斗志。反观那些文化素质低的，本来就找不到好职业，为了生存，干脆一不做二休做起了生意。由于他们没有退路，这项生意不行，必须想法寻找另一项生意。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秩序混乱，在这样不断的尝试之中，总能找到赚钱的方法，于是他们有了第一桶金。
没有野性，你就只会循规蹈矩地生活，安于现状，没有奔放，没有丰富的遐想，没有对未来生活美好的憧憬，于是你也就没有动力，没有想象力，没有创造力，从而你也就只能平庸地生活，完全被社会和环境主宰，没有自己的个人意愿，随波逐流。这是性格的悲剧，也就是所谓性格决定了命运。
我观察过周围的朋友，那些能成功的，智商不一定高人一等，但他们的内心都萌动着野性，敢闯荡，敢尝试新生事物。
在我们身边的芸芸众生中，有不少人成功，但更多的人却是碌碌无为。我有很多朋友，才华横溢，聪明绝伦，但他们缺乏野性，缺乏内心的张扬，他们只是在等待，却不懂得主动出击。等待有些时候是必要的，但等待的目的是寻找机会，最终还是为了出击。就像战争中有防御，但防御本身不是目的，防御是为了以后能更好地进攻，单纯的防御是不可能取得战争胜利的。人只有张扬着野性，才不甘于沉沦，不甘于被环境和社会左右，才会在各种环境中都努力去寻找机会，创造机会。闻名全国的深圳赛格电子市场，里面的老板又有几个懂得电路元件呢？但他们可以雇用一批电子专业的学士、硕士。他们的成功，只是因为他们很早就从事了电子元件的生意。现在有些大书商，他们不看书，自己也不懂鉴赏书的好坏，但他们会做书，一大批学者、作家在为他们创造着利润。他们的成功，也只是因为他们敢于很早就投身入了书的市场经济。
人只有张扬着野性，才不甘于沉沦，不甘于被环境和社会左右，才会在各种环境中都努力去寻找机会，创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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