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民国时代的女作家中，如果说张爱玲是高傲带刺的玫瑰、冰心是清新怡人的茉莉、萧红是鲜艳热烈的山茶，那么杨绛就是低调隐逸的秋菊。
1932年的春天，刚刚结束了在燕京大学借读考试的杨绛，和老朋友孙令衔一起到清华大学看看望亲戚朋友，然后两人分开，各自去找朋友叙旧聊天。
不知不觉，天色渐晚了，孙令衔就来到清华女生宿舍附近准备接杨绛回燕京大学，他的表兄钱锺书也陪同着他，很快，杨绛就出来了，这是钱锺书和杨绛第一次相遇。
在清华园的匆匆一面，俩人甚至都没有说上话，但是彼此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出生江苏无锡书香世家的钱锺书，自小聪明早慧，加上父亲的严格教导，学生时代就展露出了卓越的才华。他在报考清华大学时，国文和英文水平远超同届学生，尤其是英文更是获得满分，名震全校。
一心想从燕大转入清华大学的杨绛当然对钱锺书有所耳闻，杨绛看着面前的少年，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并不像外界传言的那么狂傲，眉宇间“蔚然而深秀”。
而生于开明知识分子家庭的杨绛，父亲是留美硕士，开过律师事务所，也当过厅局级官员，家境优渥，从小知书达理、沉静温婉，相貌姣好的杨绛，肯定也在钱锺书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钱锺书在小说《围城》中形容唐晓芙：“她头发没烫，眉毛不镊，口红也没有擦，似乎安心遵守天生的限止，不要弥补造化的缺陷。总而言之，唐小姐是摩登文明社会里那桩罕物一个真正的女孩子。”谁能说这其中没有杨绛的一些影子呢。
果然几天之后，钱锺书就主动给杨绛来信，约她见面。俩人一见面，钱锺书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道：“我也没有男朋友。”不禁让人想起了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张生第一次见到崔莺莺说的话“小生姓张，名拱，字君瑞，并不曾娶妻。”
在这次见面后，俩人的关系迅速升温，越走越近，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后来杨绛回忆道：“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坠入爱河）了。”
二，
1935年7月13日，钱锺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俩人共结连理，从此牵着对方的手，在六十三年的时间里相伴同行，度过风风雨雨。
当时钱锺书考入了著名的牛津大学，准备去英国留学，结婚不久的杨绛为了照顾钱锺书和他一起来到了英国，她一边照顾丈夫的生活，一边在学校旁听，自修学习。
1937年7月钱锺书已经顺利完成了论文答辩，获得了牛津大学的硕士学位，一切都非常圆满了。不料，这时远离万里的祖国却遭到了日本的全面入侵，国内变得动荡不安，满目疮痍，国土正在不断地沦丧，各地硝烟四起。
在祖国生死存亡的时刻，杨绛和钱锺书毅然了放弃在国外安稳的生活，次年俩人坐船返回祖国，为了维持生活，钱锺书接受了西南联合大学的邀请，在联大任职，而杨绛则带着女儿返回了上海老家，两人第一次分开。
在上海，杨绛一边要照顾着女儿钱媛，一边还在振华女校教书，日子过得充实而辛苦，每天不停歇地为工作和家庭的一切事务奔波忙碌着，像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还牵挂着远在昆明的丈夫钱锺书。
1941年，钱锺书由广西乘船抵达了上海，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书授课，两人终于结束了分居状态。尽管日子过得清苦，但是长时间分离后的团聚是那令人喜悦，在纷扰的战乱年代，一家人能在一起，安定平静，真是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战争仍然如火如荼的进行着，生活和工作也更加忙碌，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杨绛还写出了《称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戏人间》等优秀剧本，并被搬上了舞台，获得相当的社会反响，鼓励在国难之下的人们保持向上进取，不气馁的乐观精神。
抗战胜利后，1949年，杨绛夫妇带着12岁的女儿，从上海启程，踏上了北上的列车，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教，从此定居在了北京。
三，
生活中总有突如其来的意外，一瞬间就可以把原本安稳地生活彻底撕碎。
1857年，反右运动开始，此时正在文学研究所工作的杨绛被第一批下放到乡下进行改造，一个月后，钱锺书也被分配到乡下，而女儿钱媛早已经被安排在钢铁厂工作。
初到乡下山村，这里的一切都对杨绛构成了挑战，她不会干农活，每晚都要跟好几个人挤在很狭窄的竹榻上休息，吃不饱，水源也极度稀缺.......，让当时的杨绛觉得难以忍受，即使过了许多年，这段难熬的时光，她仍然历历在目。
“我们整两个月没洗澡，我和女伴承老先生们照应，每两个星期为我们烧些热水，让我们系头发，洗换衬衣。我们大伙罩衣上的斑斑点点，都在开会时‘干洗’——就是搓搓刮刮，能下的就算洗掉。”杨绛后来在《干校六记》中回忆道。
随着风潮越演越烈，局势越来越失控，更大的灾难接踵而至。1966年，“文革”爆发，他们的工作又有了变动，钱锺书被分配打扫大院，而杨绛的新工作则是打扫污秽不堪的厕所。
她别无选择，所有人都别无选择。辛苦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虽然身心俱疲，但是好在大家都相安无事。
然而，女婿王德一被扣上了“左派”的帽子，承受不住巨大的压力，最后含冤自杀，女婿的离世让杨绛悲从中来，他一边为这个善良的孩子惋惜，一边为日后要孑然一身、无人陪伴的女儿钱媛伤心。
1976年，“文革”结束，举国上下欢喜不已，杨绛夫妇的生活也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雨过天晴。
从苏州到上海、从北京到牛津、从清华到干校......，在艰苦漂泊的日子里，杨绛习惯将一切琐事揽在自己肩上，如今，日子安稳了，她仍然很少花时间打理自己，总是把关注放在钱锺书和钱媛身上。
“她像一个帐篷，把大哥和阿媛都罩在里面，外在风雨都有她的抵挡。她总是想包住这个家庭，不让大哥他们吃一点苦。”钱锺书的弟弟如此回忆杨绛。
1997年3月4日，钱瑗患癌症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杨绛还没有来及消化这巨大的悲痛，次年12月19日，伴随一生，共同走过无数磨难的丈夫钱锺书也离她而去。
钱锺书走后，本就低调的杨绛更加深居简出，她把所有的悲痛、无奈和深情倾诉在文字中，通过具有人情味的文字，把丈夫和女儿永远留在人间，出版了《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干校六记》等书。
2016年5月25日，105岁杨绛也安详离世，在中国当代文学界赫赫有名的伉俪终成了绝响。沧海桑田，四季轮回，杨绛与钱锺书，共同谱写了一曲至纯至美的爱情故事。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杨绛在《一百岁感言》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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