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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連很多天，有本書被我扔在車子副駕上載過西安的大街小巷——吃飯、喝茶、上班，得閒時總要拿出來翻讀幾頁。這本名為《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的馬克思單行冊，描寫了大變革時期法國特別是巴黎內部錯綜複雜的階層利益，以及由此而來，面對變革不同眾人的本能應對——也即階級分析法。
在我看來，就文筆來說，這本小冊子可謂馬克思最具感情張力的著作之一（其充沛和激烈程度可能僅次於稍後的著述《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以至於每翻讀罷了，有些似曾相識的話語總是激盪在我的胸口，想要下筆說些什麼。
所以必得讀些別的什麼書來調和心情。我的工具是閱讀英國老派知識分子的保守論調——儘管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在國內是常被混淆的詞彙，姑且一以言之——從阿克頓勳爵、以賽亞·伯林，到近代的蒂莫西·加頓艾什。
然而這些做法於事無補。英國老派知識分子用優雅散漫的筆調羅織出一幅幅歷史圖景，這其中更引人矚目的是他們對個體對保守對自由的價值堅守和取向，而非歷史解釋力（或者說歷史邏輯）。
一切現實都有歷史的影子。真正的問題在於我們怎樣去理解並闡述這些現實。現實，由形形色色的事實組成，就如米塞斯說，那不過是些“川流不息去而不返的人情世故”，而真正值得關注的是在這其中，相關人行動的意義，包括：
他們賦予其期望改變之事物的意義，他們賦予自己行動之意義，以及他們賦予行動產生之結果的意義。
如果不能照此來澄清，來安排，來解釋，這些形形色色的事實，“那就只是一大堆亂七八糟的事象而已”。
當馬克思用雄辯的筆調賦予大變革時期法國每一個階層，每一個黨派所行所為之意義，歷史問題也就成為了現實問題，順理成章的，下一步的行動綱領也就不闡自明瞭。關於這一點，就連對馬克思持不同立場的托克維爾都不能否認，他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就多次這樣闡述：我研究得不是個人，而是階級，階級才有力量。
——西安往何處去？取決於如何理解，如何闡釋我們正經歷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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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的現實，由瑣碎的細節組成。把細節抽離開來，則如後人說吳夢窗詞：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碎拆下來，不成片段。
如果只是截取一個個片段，我們得到的就只能是前後交織卻又矛盾的情感反應，就如同我們既自豪於大街小巷的整潔，又憐憫於保潔員的艱辛，既受益於戶籍政策的寬鬆開放，又抱怨於房價的節節攀升，既希望西安得到關注，又不希望西安得到過多關注……林林總總。
簡單來說，我們看到的是這些矛盾的反應，衝突的情緒，在很大程度上，作為“網紅”而備受關注的城市形象，正是由這些衝突構織而成。
但這些仍然不是全部。
比如說，人們普遍厭惡房價上漲，這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人們需要買第一套房子，或者需要改善為第二套房子。但是，還有很多人們在慶幸他們沒有賣掉房子，資產獲得了升值，只是他們當然不會像人們公開抱怨房價那樣去公開炫耀。
房價的節節攀升中，獲益者——無論是房東，還是開發商——與擬購房者（潛在利益受損者）在聲音場中從來都不會構成直接的衝突，這不僅是因為獲益者不傾向於發言，更重要的是因為交易是自由而且自願的。沒有哪個房東或者哪個開發商，會強迫一位購房人以某個價格買房，抱怨自然也就無從談起。
然而，拋開具體交易行為不說，當購房者不得不接受某個市場價格的時候，甚至在某個限定的市場價格之下需要多番排隊、搖號的時候，抱怨就油然而生了。
抱怨的情緒會在某一個不經意的點上引發，特別是當它與公職人員不公甚至違紀違法的問題聯繫到一起。融創搖號門事件就是典型例子。因為這件事情太過於惡劣，在很長時間裡，很多人們都拒絕相信市場交易是公平的。這進一步加深了種種矛盾片段裡的負面印象。
對市場價格和交易環節的抱怨，演化為對市場本身的抱怨。然而市場本身是沒有意志的。於是，人們開始抱怨市場政策以及政策的制定者。為了回答人們的疑問和抱怨，房管局努力很少說話。抱怨聲越來越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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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開這些片段回顧。讓我們回到話題之初，無論是開發商、囤房者，還是購房者，他們行為之意義何在？我曾向很多人請教一個問題：西安的房價為什麼會漲？
所得到的答案往往相似而籠統：對西安“看好”。至於為什麼會看好，則很難具體說的清楚。
看好是人們的預期，預示著“增長”。人們因此而聚集，矛盾由此而產生。然而關於增長，在市場和控制之間，在公共和個體之間，在基本福利與個人義務之間，特別是在公平與不公平之間，有著極複雜的權衡。
再比如，在教育問題，我們知道在大的框架上很多是供需不平衡的問題，它反映的是更多的人們在此地安居樂業的願望和基本訴求，然而細究之下，底下更多的願望，則又涉及民辦學校與公辦學校之間，開發區與區縣之間，甚至是同一開發區內的具體樓盤之間，有著諸多公不公平的權衡問題。
從菸頭革命，網紅城市，到房價上漲，行政效能和營商環境的變化，在每一個環節每一個片段，不同的人們常常能解讀闡釋出正反兩面的不同理解——甚至在同一個人亦然。西安正在經歷什麼，這個問題的答案正由這些無數交織複雜的理解、闡釋和情感組成。
但這並不是問題的全部答案。
在這些不同的理解、闡釋和情感之下，我們會發現大多數人行為之意義（不管其附著有怎樣的情感），是要與增長中的城市共生長，而非若即若離。 惟其如此，我們才能進一步明瞭，當人們困惑於“西安往何處去”這個問題時，並不真實意味著人們希望得到城市圖景的整體倒退。這個問題其實是在說，人民需要，也理應在增長進程中獲享更多福祉，包括更優質更平等的居住、教育體系，更透明的交易，更公平的機會，更公開的政策決策，以及，不來自於抄襲的更多城市創意，等等。
——越是在變革時期，人們也就往往越關注有關於公平，有關於平等的正義性問題。
貞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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