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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很多天，有本书被我扔在车子副驾上载过西安的大街小巷——吃饭、喝茶、上班，得闲时总要拿出来翻读几页。这本名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马克思单行册，描写了大变革时期法国特别是巴黎内部错综复杂的阶层利益，以及由此而来，面对变革不同众人的本能应对——也即阶级分析法。
在我看来，就文笔来说，这本小册子可谓马克思最具感情张力的著作之一（其充沛和激烈程度可能仅次于稍后的著述《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至于每翻读罢了，有些似曾相识的话语总是激荡在我的胸口，想要下笔说些什么。
所以必得读些别的什么书来调和心情。我的工具是阅读英国老派知识分子的保守论调——尽管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国内是常被混淆的词汇，姑且一以言之——从阿克顿勋爵、以赛亚·伯林，到近代的蒂莫西·加顿艾什。
然而这些做法于事无补。英国老派知识分子用优雅散漫的笔调罗织出一幅幅历史图景，这其中更引人瞩目的是他们对个体对保守对自由的价值坚守和取向，而非历史解释力（或者说历史逻辑）。
一切现实都有历史的影子。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怎样去理解并阐述这些现实。现实，由形形色色的事实组成，就如米塞斯说，那不过是些“川流不息去而不返的人情世故”，而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在这其中，相关人行动的意义，包括：
他们赋予其期望改变之事物的意义，他们赋予自己行动之意义，以及他们赋予行动产生之结果的意义。
如果不能照此来澄清，来安排，来解释，这些形形色色的事实，“那就只是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象而已”。
当马克思用雄辩的笔调赋予大变革时期法国每一个阶层，每一个党派所行所为之意义，历史问题也就成为了现实问题，顺理成章的，下一步的行动纲领也就不阐自明了。关于这一点，就连对马克思持不同立场的托克维尔都不能否认，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就多次这样阐述：我研究得不是个人，而是阶级，阶级才有力量。
——西安往何处去？取决于如何理解，如何阐释我们正经历的现实。
2
西安的现实，由琐碎的细节组成。把细节抽离开来，则如后人说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
如果只是截取一个个片段，我们得到的就只能是前后交织却又矛盾的情感反应，就如同我们既自豪于大街小巷的整洁，又怜悯于保洁员的艰辛，既受益于户籍政策的宽松开放，又抱怨于房价的节节攀升，既希望西安得到关注，又不希望西安得到过多关注……林林总总。
简单来说，我们看到的是这些矛盾的反应，冲突的情绪，在很大程度上，作为“网红”而备受关注的城市形象，正是由这些冲突构织而成。
但这些仍然不是全部。
比如说，人们普遍厌恶房价上涨，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人们需要买第一套房子，或者需要改善为第二套房子。但是，还有很多人们在庆幸他们没有卖掉房子，资产获得了升值，只是他们当然不会像人们公开抱怨房价那样去公开炫耀。
房价的节节攀升中，获益者——无论是房东，还是开发商——与拟购房者（潜在利益受损者）在声音场中从来都不会构成直接的冲突，这不仅是因为获益者不倾向于发言，更重要的是因为交易是自由而且自愿的。没有哪个房东或者哪个开发商，会强迫一位购房人以某个价格买房，抱怨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然而，抛开具体交易行为不说，当购房者不得不接受某个市场价格的时候，甚至在某个限定的市场价格之下需要多番排队、摇号的时候，抱怨就油然而生了。
抱怨的情绪会在某一个不经意的点上引发，特别是当它与公职人员不公甚至违纪违法的问题联系到一起。融创摇号门事件就是典型例子。因为这件事情太过于恶劣，在很长时间里，很多人们都拒绝相信市场交易是公平的。这进一步加深了种种矛盾片段里的负面印象。
对市场价格和交易环节的抱怨，演化为对市场本身的抱怨。然而市场本身是没有意志的。于是，人们开始抱怨市场政策以及政策的制定者。为了回答人们的疑问和抱怨，房管局努力很少说话。抱怨声越来越大了。
3
抛开这些片段回顾。让我们回到话题之初，无论是开发商、囤房者，还是购房者，他们行为之意义何在？我曾向很多人请教一个问题：西安的房价为什么会涨？
所得到的答案往往相似而笼统：对西安“看好”。至于为什么会看好，则很难具体说的清楚。
看好是人们的预期，预示着“增长”。人们因此而聚集，矛盾由此而产生。然而关于增长，在市场和控制之间，在公共和个体之间，在基本福利与个人义务之间，特别是在公平与不公平之间，有着极复杂的权衡。
再比如，在教育问题，我们知道在大的框架上很多是供需不平衡的问题，它反映的是更多的人们在此地安居乐业的愿望和基本诉求，然而细究之下，底下更多的愿望，则又涉及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之间，开发区与区县之间，甚至是同一开发区内的具体楼盘之间，有着诸多公不公平的权衡问题。
从烟头革命，网红城市，到房价上涨，行政效能和营商环境的变化，在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片段，不同的人们常常能解读阐释出正反两面的不同理解——甚至在同一个人亦然。西安正在经历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正由这些无数交织复杂的理解、阐释和情感组成。
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答案。
在这些不同的理解、阐释和情感之下，我们会发现大多数人行为之意义（不管其附着有怎样的情感），是要与增长中的城市共生长，而非若即若离。 惟其如此，我们才能进一步明了，当人们困惑于“西安往何处去”这个问题时，并不真实意味着人们希望得到城市图景的整体倒退。这个问题其实是在说，人民需要，也理应在增长进程中获享更多福祉，包括更优质更平等的居住、教育体系，更透明的交易，更公平的机会，更公开的政策决策，以及，不来自于抄袭的更多城市创意，等等。
——越是在变革时期，人们也就往往越关注有关于公平，有关于平等的正义性问题。
贞观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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