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下的余辉
一位清末"第一名秀才"的任性人生
教师节到来之际，我站在龙游大南门拆迁后的废墟上，缅怀一位民国时期执教三十余载的教育家、文学家余勃先生。
龙游大南门这里以“余家”命名的三条弄堂（余家巷、余家巷一弄、余家巷二弄）范围内，唯有两栋一大一小的老式小楼，今天依旧相互偎依，在秋日里诉说着当年曾经的辉煌。
东边这幢小一点的老屋，为余家巷二弄六号，东墙已经垮塌，西南马头墙的"马头"也已缺失。此两层三间小楼系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余勃修建，专门作为讲学用，土木结构，相当简陋，还是泥墙。隔条弄堂西边大一点的老宅，主人叫余梅增，是余勃哥哥的。这房子里面因为雕梁画栋还在，故受到政府的封存保护。当年余家为大南门的书香世家，殷实大户，余文明夫妇共育有五个儿子，五个女儿。余勃为老二，后人称二伯伯。
余勃系龙游县清末民初的一位文化名人，其祖上可追溯到宋代名相余端礼。据浙江档案网名人库及九一版《龙游县志》记载：“余勃（1882—1944），字松山。龙游人。22岁中第一名秀才，1912年毕业于两浙高等警官学堂，后首任县警察署长兼教练所长，1914年调任浙江省水上警察厅秘书长，期间县公署曾保送参加全国第四届知事考试。翌年弃职回乡自办古文讲习所，专授古典文学。执教30余载，直至逝世。善诗文，著《太瘦生文集》7卷，《听松留稿》12卷。”
他的“第一名秀才”还是有相当含金量的。据他的得意门生、后来的离休干部陈品仑先生(龙游解放初期第一任文教科长)回忆：“1904年，即清光绪甲辰岁，是我国戊戌变法以来最后一届科举。他刚二十二岁，通过县和府十场考试，全取第一；在衢州府统案会试中，仍取第一。我有幸亲眼观赏了他中取第一名秀才时佩带的红缨帽、水晶顶和各场科举考卷，从而领教了业师在文学上的高度造诣。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另据余勃的儿子余滋敬先生回忆，当年的科举考试，在本县和衢州府共有9场，通过后再参加最后一场考试，称为“院试”。“院试”合格才属“炉火纯青”的秀才。据了解，清朝的院试虽系省级考试，但考生不集中在省城，而是由省学政（督学）亲临各州府主持，包括出题、监考并阅卷。
1904年秋的一天，大清光绪"甲辰科院试第一名秀才"放榜，消息传来，余家人累并快乐着。一会儿朝廷捷报送到;一会儿朝廷奖品送到:一顶红缨帽，一套大红礼服;一会儿又有前来贺喜的朝廷官员驾到。再加上亲戚朋友纷纷上门，祝贺的、送礼的。那几天余家门庭若市，高明满座，好不风光。整个龙游城也热闹非凡。
"登科游街"是必不可少的。由州衙和县衙组织的游行队伍，簇拥着一台朝廷礼部赐坐的四人抬大花轿缓缓行进，轿里坐着的“第一名秀才”，身着大红礼服，头戴一顶红缨帽，帽上镶嵌一枚水晶顶，四周悬挂数十支红缨飘带。这帽子看上去与龙游的“笋壳箬帽”颇有些相似，只是帽的直径比笋壳箬帽略小几公分。
游行队伍从东、南、西、北大小城门绕城一周，沿途一路笙萧吹唱，爆竹齐鸣，锣鼓喧天。全城商家、作坊和居民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主要街道熙熙攘攘，盛况空前。然后是龙游知县葛锡爵携本县大小官员陪同第一名秀才分别到省、府派来的官员寓所会晤、相互道贺。类似的庆祝活动延续了三天。余勃从此名声大噪。
当年大南门一带的流行语是“余家的笔头，朱家的拳头”。因为附近朱家有二兄弟（朱鹏飞、朱鹏万）曾分别考中过武举人。可以想象，22岁的余勃当年何等荣耀。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乡试、殿试时，帝制飘摇，科举废止。
但命运还是惠顾了这位有才华的青年。1907年，余勃由龙游知县葛锡爵保送到杭州两浙高等警官学堂深造。录取的70多位同学全是秀才、贡生和廪生等有功名的学者。学制分本科和简易科两种，他属于本科五年制，更是凤毛麟角了，这并不亚于考取功名。到毕业时，正值辛亥革命胜利，废帝制，建共和。龙游县民政长（即知县）李茂连亲自向浙江省巡抚公署禀呈，请求委派本县籍毕业生余勃回乡效力。
1912年（民国元年）3月，余勃被委任为龙游县第一任警察署署长兼教练所长，集管理全县公、检、法于一身。
上任之时，李茂连赠了他三件东西：一匹大白马、一位马夫和一把马刀（指挥刀）。相当于现在公安局长上任，县里给配辆车。门生陈品仑回忆道，他曾见过县署成立时的12吋大合照，当时全县共有士警百余人，余勃端坐正中，手持一米多长的指挥刀，两旁站警官四人，光绪十七年的武举人朱鹏飞也在边上。这时的余勃28岁，应是意气风发，前程灿烂。
民国建国伊始，新政权刚成立，旧衙役及地方恶势力非常嚣张。但余勃一介书生，不畏权贵，不思仕途，凭着青年锐气，经常与地方劣绅和恶势力较量。对地方仗势欺人者，如有违规，与庶民同样执法，决不宽容。
俗话说，秀才做官，仕途多坎。何况又是武官。两年下来，他感到不太适合自己的人生志向。他扪心自问：一生好学，学无止境；官场角逐，实非所愿。于是几次向省里提出请辞，均未同意。
省里认为余勃虽性格内向，不善辞令，但业务精良，且秉公办事，人才难得，于1914年6月将他调迁浙江省水上警察厅，升任秘书长，长驻定海沈家门。一年后他以身体多病不适应海洋性气候为由，坚决辞去公职。
回老家后，龙游县公署保送他和张伯炜二人晋京参加1915年全国第四届知事考试。到北京后目睹官场索贿行贿，丑态百出，名为“捐”银，实则舞弊，甚为厌恶。回来后，他按自己的志趣过自己的生活，至于考取的所谓“候补知县"，早己置之脑后。
先是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做过一段时间的律师，因为他文笔功底好，诉状有理有据，深得法官青睐，官司场场打赢，所以请他做律师要耐心排队。后来他又迷上大地测绘，自学技术，自购器材，踏遍了全县的山山水水，龙游县的第一张地图便是由他亲手绘作。不久又受聘担任县立高等小学校长，从此潜心教育和古典文学研究。
上世纪30年代初，他在自家的后花园修建小楼三间，命名为“太瘦生讲学所”，对外则称“松山义塾"。同时辞去学校职务，以塾馆形式在家一心讲学。
他的办学原则是，继承孔老二思想，有教无类，不计束脩。对待学生，亲如子女。其招生广告内容为：上署“余松山讲学”，下撰“讲授十三经、诸子百家、诗、词、歌、赋，凡大、专、中升学未遂或赋闲休养在家有志于古典文学钻研者，曷归乎来。”讲堂里楹联、壁画、全部自撰。
讲学所中堂悬挂着“太瘦轩”匾额，大门柱联上联云：“教亦多术矣”，下联为：“文不在兹乎”。厅堂楹联云：“屋于僻处非求隐，志欲终焉此读书。”横匾：“仲尼在望"。励学标语以通俗口语写成，如：“每天练拳术一次，可以强身，可以长生”；“每日学歌曲一回，尘氛荡涤，心旷神怡”。
因为他有在警官学校深造五年的功底，擅长拳术，精通音乐，特别对昆曲很有研究。所以他的教学内容相当丰富，讲课氛围也很活泼。除主讲古典文学外，还兼授拳术、音乐、中国画，同时弹奏二胡与手风琴。
在教学方法上，他反对死读书，力戒清末民初那种“死啃死背、不求甚解”的旧习，提倡读解结合，透彻领会，要求学生每授一课，必求甚解。同时主张“寓教于乐”、“寓健于教”，每天下午抽一定时间教唱“昆曲”和自己编谱的《燕归来》、《春雨歌》等，还教学生打“开四门”拳术。这些对学生都很有吸引力，一些开明女生也慕名前来求学，如上世纪六十年代流入街头的精神病患者“囡妮棒”也曾是麾下门生。学生陈品仑，在他手下一读就是五年。
余勃在授课之余，目击社会尔虞我诈，风气败坏，以济困解忧安定民生为已任，经常为乡亲撰写申请书及诉讼状之类，不计酬金。对困难农户还无偿相助诉讼费用。
他一面讲学，一面应亲友委托，创作诗词、寿文、挽联、序、跋、墓志铭等有关文牍应酬文字。从而宾客纷至沓来，座无虚席。为了不误教学，他在时间上进行划分，上午讲学，下午应酬文字。知名度随之日高，一些外县的文人雅士也慕名而来，务求一见老先生为荣。
他教书基本不收学费，一般到年底一些家长会用谷物或鱼或肉作礼，上门酬谢。学生的年龄参差不齐，小的十来岁，大的十八、九岁。数量少时七、八位，多时也不会超过二十个。教材以《古文观止》为主，为了学用结合，他还选授一些社会常用的应酬文牍，使学生能学以致用，感悟更深，兴致更浓，学生素质也得到提高。
当年有张伯羲、徐梓楠、朱成华等学生接受教诲后，也在法律文书方面为地方村民释疑解困。他还与学生建立了良好的师生关系。据陈品仑先生回忆，“1941年，我因家贫如洗，度日维艰，为奔走衣食，不得已向业师辞学就业。业师慨惜之余，信口吟诗一绝，以示勉：‘日勤洒扫在门墙，弹指五年共讲堂。唱听骊歌留不住，翅翎成就要飞扬。’师生感情表达在字里行间，使我永志不忘。”
他尚崇法制，不信鬼神不拜佛，是一位无神论者，也是无党派人士，他反对一切迷信和朋党活动，也不许学生求神问卦，抵制任何宗教派别。他说：“骗人的把戏，在我思想领域里，不留丝毫市场。”他同时反对买办官僚和市侩，认为这是我国长期经济落后症结所在，只有疾恶如仇，群起而攻之，才能开创清明政治，促进国富民强。
他品德高尚，才华横溢。他认为，师者人范也，所以他身体力行，做到了为人师表。他教授学生全面发展，倡导学用结合，教乐并举，并与学生感情互动，这些先进的教育理念，在当时应该说是开创了龙游现代教育之风尚。
据余滋敬回忆，余公最深恶痛极两种人：一为贪官，二为奸商。前者穷凶极恶，欺名盗世；后者见利忘义，鱼肉乡民。只有围躺布和穿草鞋的才是他真正的朋友。官场角逐，他无心留恋。家庭生计，他甘于清贫。从政三年，请辞四次。其秋水襟怀、微尘不染的思想抱负贯穿整个人生。
教书确实要清贫些，但他义无反顾。门生陈品仑说他“数十年来，身无常物，两袖清风，晚年衣食不周，处境尤为凄凉。他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在尔虞我诈的封建社会里，濯污泥而不染，完璞无瑕。”
他私生活严谨，对母亲特别孝敬，父亲去逝后，接来母亲同居，每天请安。他三妹余莲珠年轻守寡，带着四个孩子生活相当艰辛，他力邀三妹一家住过来，一是可以照顾老母亲，二可帮三妹节约一笔房租。尊老爱小，骨肉情深，依稀可见。他当年有首诗就题在三妹一家的合影上:
三妹26岁寡居，养育孤幼四人，生活困苦，吾以小屋三椽与居，并题以诗云：
夫亡子幼无遗产，四口嗷嗷待哺殷。
柴米买来愁酱醋，终朝一片阿娘声。
三妹的女儿方甘菊女士在《我的一家》中多处回忆二舅公的好：“壮年的他瘦而高，两撇黑胡，高鼻梁。身穿白绸长衫，腰间系一根黄绸腰带，外出时加黑绸马褂，头戴红顶西瓜帽，手拄一根拐杖，颇有文人风度。平时在书房吟诗作画，拉二胡自娱"。"他喜欢喝点小酒，下酒菜虽只有两小碟，如几粒花生米，半个咸鸭蛋，有时还有两块五香豆腐干，但他吃的津津有味"。“他生活俭朴，生活来源靠少量田地出租收入、开办讲学堂（私塾）及替农民写诉状、管理部分余家祠堂《土地册书》的极微报酬。他谢绝仕途，不愿当官，宁可过清贫日子，做自己喜欢的事。”
是的，他特立独行。为了“做自己喜欢的事”，他甘于安贫乐道，不必趋炎附势，不屑阿谀求人，因而众望所归，令人尊敬。他幼年的启蒙老师陈亚春先生进士出身，恃才傲物，但对余勃最为器重，曾赠对联一幅，上书“友朋杂沓诹文字，几砚清严见性情”。画家黄子俊为他画像，并在像边题诗二句：“浑身傲骨粼粼起，宰相当前不折腰”。都形象地刻画了余勃的高尚情操和卓越抱负。他在讲学所自撰的对联：“屋于僻处非求隐，志欲终焉此读书”更是他豁然胸怀，爱好学习的自我写照。
1934年，龙游籍文化名人余绍宋返乡修谱，与好友吴南章（时任龙游县教育局长）在大南门儒学塘前散步，与余勃不期而遇，余勃即请他们来讲学所小叙。
余绍宋与余勃同龄，两人早年相识，但余绍宋出道较早，当时已任民国司法部次长。他们遂成莫逆之交，彼此器重，坦荡为怀。余绍宋也曾多次函邀晋京共事，他均以身体孱弱不适北方水土婉辞。当年他与张伯炜晋京参加全国知县考试，也是余绍宋做东宴请接风的。
他们都姓余但不同祠堂，唯一的联姻是，余绍宋有个养女叫余海燕嫁给余勃三妹的儿子做媳妇，并资助她儿子就读上海医科大学。
这时客人进了中堂，一看壁间字画，全是清代“一了山人”遗作，没有一张他的字画，便主动征询余勃，“松兄，我给你写张中堂如何？”余勃笑笑：“你是名人，我才求之不得呢！”继而又䃼充：“说实在话，家里一张像样的宣纸都拿不出来，尊作必将为之逊色。再说，我囊中羞涩，连裱也裱不起呀！”余绍宋哈哈大笑：“松兄真会说笑。好！我回杭州去写好裱好叫人给你送来！”余勃拱手道谢，二人拊掌大笑。
吴南章要比两位小十来岁，便爬上案几，把中堂高低尺寸量好，然后道别。时隔二月，裱好的中堂立轴果然托人送来。余勃看了看，对在场的学童说：“余绍宋是当代名家，他的草书气魄豪迈，人家求之不得，对我竟送轴上门，诚属难得。”立轴摊开一看，是一首清代张问陶的《梅花》七言律诗：
"回首山林感旧踪，雪花吹影一重重……"落款上书：“松山宗兄雅教”，后具：“岁次甲戌龙游余绍宋书”。师者余勃，秉性耿直，不善交际，却有大驾光临，高人惠顾。我想，余绍宋是借梅花赞誉余勃先生坚守清贫、冰清玉洁的品性吧。
吟诗作词是余公的一大嗜好。他说"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诗啊"。哪怕逃难途中也不乏灵感，信口占来。
1942年，日寇窜挠龙游，余勃与家人避寇逃难，经十都过大李村，巧遇当年的同一考场的徐杞南先生，匆匆作别时，他口占一绝：“记从童试逞英雄，梦觉邯郸万虑空，五十年来成往事，风尘潦倒两人同。”
原来余勃和徐杞南在光绪甲辰岁县试时，分别被录取为龙游县和西安县第一名，在衢州府统案会试时同场竞技，故"逞英雄"。结果，余取第一名，徐为第四名，因同榜录取故称"同年"。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两人相顾都垂垂老矣，且穷困潦倒，晚景凄凉，不禁哈哈自嘲。在塘里村，他又写下诗句《避寇难至塘里村》
其一
离家避乱廿余天，度日真如过小年。
一夕几回传警报，三番两次避烽烟。
携儿挈女形狼狈，有袜无鞋叫可怜。
高唱梨园歌代哭，乡亲四座泪潸然。
其二
炮声递响到帘栊，村妇鸣号万窍风。
长夜似年难得晓，灯光如豆不成红。
沉忧触拔千端集，屋舍云烟一扫空。
顽鼠绕床挥不去，家乡未许梦魂通。
这些诗句触景生情，催人泪下，手法写实，很接地气。一位无力回天却又忧国忧民的文人形象跃然纸上。
1944年日寇再次侵犯龙游，面对劫后余生，满目疮痍，余勃备受打击，瘦弱之躯，气色日衰，于1944年农历6月25日溘然长逝，时年63岁。
余勃生平著作有《太瘦生诗集》7卷，《听松留稿》十二卷。其中有诗、词、歌、赋，乃至序、跋、寿文、挽联等应酬文字，内涵极为丰富。
有人曾评价这些著作“是我国文学史上继清代袁枚《小仓山房全集》以来又一璀璨明珠”。不幸上述手稿在1942年第一次日寇骚扰时全部损失。之后经儿子余滋敬多方收集合成一卷，1967年再次毁于“世无前例”的文革岁月中。1989年，余滋敬退休后再次搜肠索肚，总算录得几篇遗作，其中诗词23首，歌曲5首。虽未窥全豹，亦可聊胜于无，永留纪念。
余勃教人习诗，有独特的见解，他说：“诗贵于天籁，所谓天，就是自然界，籁就是韵律，自然界发生的韵律，必然拼除一切矫揉造作、无病呻咽，而是情境交融，一气呵成。”余勃的体会是，诗写得工与不工，是通过吟诵而体现出来的。
吟诗的表现形式有很多，有“高吟”，有“浅吟”或“微吟”，甚至把小动物的鸣声也与吟唱连缀在一起，这就是“天籁”。在余家巷二弄6号的小院里，余滋敬和妹妹余宾雪就经常听父亲一边摇头晃脑，一边吟唱自撰的咏物诗。耳濡目染，他们兄妹吟唱古典文学的功夫也很好，音律也甚为美妙。后来县文化馆知道了，还专门请余滋敬把“唱书"录了音，作为文化遗产永久留存。现在我们只能从残存的录音带中寻觅到一点“天籁之音”了。
余勃在学识方面，也有超越常人的发现。如传统辞汇中的“好事者多事”，根据他的创见，应予引伸一句，即：“好事者固多事，畏事者亦多事也”。这种独特见识，恐连现代学者亦只能望其项背。
余滋敬在收集先公诗词著作之余，还遵循他“古今兼蓄，是非分明”的崇高德行和广博学识，曾编集了《先公遗风遗教轶事》40余题。但至今未找到，甚为可惜。
斯人己逝，风范永留。最后仿陈品仑先生纪念余公大作的尾声，也录范仲淹诗歌一首，深表对先哲的眷念之情：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1、《龙游太瘦生诗文集》，余滋敬著，西泠出版社2013年版。
2、《濯污泥而不染——纪念先哲余勃业师诞生107周年》，陈品仑著于1988年，原载《龙游政协》2015年10月。
3、最后的科举——大南门拾遗之余家巷二弄6号，作者方小康，原载《龙游政协》2016年11月、12月。
4、《我的一家》方甘菊著，2008年版。
注:作者系余勃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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