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畫得可真醜…醜…醜…抽象！”
這話還沒來得及說完，對方的40米大長刀恐怕是已經收不回去了。
當然段子或許過於誇張，但對於口吃患者來說這卻是真實存在的窘境。
這個尷尬的疾病自然不乏詳盡的研究實驗。
而令人為之振奮的研究成果背後，歷經了一場對人性與道德的拷問。
早在上世紀30年代，一項經典的口吃實驗就在悄無聲息中開展。
實驗刷新了口吃完全由基因決定的錯誤認知。
專門研究這種語言障礙疾病的語言病理學也由此開創。
而實驗過程卻對22名孤兒造成了觸目驚心的殘忍傷害。
直到62年後，事件的完整真相才被揭秘。
22位作為實驗者的孤兒
溫德爾·約翰遜是最早，也最有影響力的語言病理學家之一。
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在研究口吃的原因和治療方法。
如此執著的科研精神不僅出於對科學的熱愛。
還因為他本人也是個不折不扣的口吃患者。
溫德爾·約翰遜
然而約翰遜並不是天生的口吃患者。
在他5、6歲的時候曾是個說話流利的小男孩，還迷上了演講。
有一次，他的老師提到他出現了口吃的徵兆。
他的聲音開始變得猶豫不決，語句中重複和卡頓的地方也逐漸多了起來。
久而久之，當初的擔憂一語成讖，他真的變成了口吃。
於是從很小的時候，約翰遜就被家人帶領著輾轉尋找治療方法。
曾經嘗試過不太科學的信仰療法和脊椎按摩，還進入了口吃學校。
他想盡一切辦法企圖治癒，得到的卻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病情不但沒有好轉，反而有加重的趨勢。
約翰遜與家人
心灰意冷的他無法從別人身上獲得實際的幫助。
於是唯有寄希望於自己，在大學專門的學習中尋求方法。
他碩士攻讀了愛荷華大學的心理學專業。
並在博士期間主修臨床心理學和語言病理學，輔修生理學。
在專業化程度高和目標明確的學習中，約翰遜逐漸摸索到了口吃成因的眉目。
愛荷華大學
生理學原因是造成口吃的主流解釋。
有研究者通過實驗證明，口吃者與非口吃者的神經肌肉反應有所差異。
口吃者的兩個大腦半球活動更加地不平衡。
通常表現為左前額腦的一個區域活性很低，而右半球的相應區域是十分活躍的。
因此推斷，右前額腦的過度活躍阻礙了左腦中負責言語運動區域的開始和終止。
也就造成了說話不流暢的口吃現象。
當時，人們普遍認為口吃是一種先天性疾病。
由於口吃者往往是從小學習說話時就出現症狀，因此也印證了由基因決定的起因。
而約翰遜結合他自身經歷和從生物學角度分析，並不贊同這個觀點。
他大膽地猜測，口吃是一種後天的學習行為。
根據碩士論文研究，他發表了一篇名為《因為我口吃》的傳記。
他從自傳角度廣泛描述了口吃的困境，同時提出了自己對於口吃的“診斷理論”。
這個理論的立足點是，所有的孩子都有不同程度的語言障礙，而父母的過於強調造成了口吃的結果。
如此具有開創性的觀點是對傳統認知的猛烈衝擊，也將是醫學邁進的一大步。
然而光有理論說明不僅不夠說服力，還會引來保守派的嘲諷。
要是能證明正常人也可以發展成口吃，這一結論才算被證實。
於是，一個邪惡的念頭在約翰遜的腦海裡開始醞釀。
他決定開展一場“口吃實驗”。
而22歲的臨床心理學研究生瑪麗·都鐸，就成了他的得力助手。
瑪麗·都鐸
畢業後，約翰遜便直接留在了愛荷華大學從事口吃方面的研究。
到1938年，他已經成為了心理學和語言病理學副教授。
當時愛荷華大學在這一領域處於全美領先水平，各方面的資源都十分充足。
甚至連政府下轄的一所600人規模的孤兒院也可以作為科研資源。
這是內戰中遇難軍人後代的避難所，也是科研項目的“實驗原材料”。
孤兒院裡的22名5~15歲的孩子就被挑選為口吃實驗的實驗者。
實驗需要設置對照組進行對比觀察。
於是22名孩子中就包括了10位口吃患兒和12位正常孩子。
他們被平均分為兩組，每組由5名口吃者和6名正常者組成。
這兩組形成的則是實驗組與控制組的對照。
當時實施實驗的場所
兩組分別採用了兩種截然相反的實驗方法。
控制組採用積極療法，他們均被告知是正常兒童，以糾正式的方法治療。
而實驗組的孩子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他們採用的是消極療法。
孩子們通通被扣上“口吃兒童”的帽子，接受著殘酷卻被冠以愛之名的實驗。
都鐸先是向實驗組的孩子解釋口吃這種疾病。
隨後用自己的一套理論讓他們相信自己確實患有口吃病。
於是看似滿懷善意的治療便順理成章地開始了。
在日常對話中，都鐸不時打斷他們的講話，刻意形成障礙。
而更為殘酷的特殊訓練也接踵而來。
她讓口吃者在觀眾面前大聲朗讀事先設定的內容。
在緊張的氛圍和原本不濟的言語表達壓力下，實驗者的口吃變得更加糟糕。
接下來，都鐸把特定詞語塗成黑色。
而朗讀者每次讀到被劃掉的詞語時就會停下。
久而久之，實驗者便習慣了那個位置造成的語言磕絆。
即使詞語沒有被劃掉，他們的朗讀也不再順暢。
類似的造成閱讀障礙的方法
一段時間後，都鐸發現實驗組中無論是口吃兒童還是正常兒童，幾乎都出現了嚴重的口吃現象。
他們在講話時神情變得緊張，言談時常常伴隨有掰手指等表示恐慌的小動作。
有的人甚至已經不願意再開口說話，還出現了許多煩躁的行為。
都鐸一面開展著實驗，另一面內心卻飽受矛盾的折磨。
她在每次向約翰遜教授提交實驗記錄是，都提出希望中止實驗。
但眼看自己的實驗假設即將得到證實。
約翰遜心裡只有興奮，所有的擔憂與愧疚全然拋諸腦後。
從1939年1月17日正式開啟，實驗開展了四個多月。
實驗結果果然不出約翰遜所料：
實驗組6名正常者中有5名出現了口吃，5名口吃者中有3名口語嚴重退化；
控制組則只有1名實驗者的語言缺陷比實驗前嚴重。
然而這22位實驗者以及實驗小組以外的人，直到實驗結束都不知道這場實驗的真實研究意圖。
約翰遜和都鐸對外宣稱這只是對口吃者的治療。
瘋狂的實驗過程和後果卻被刻意地掩飾了起來。
參與實驗的成員
豐富而詳細的實驗記錄成了實驗小組心知肚明的絕密資料。
最終面向公眾的，只是整理成精妙實驗結論的大量論文。
約翰遜證明了口吃確實可以通過後天學習得來的。
而也正是成長環境中他人的暗示或明示，直接導致了兒童患上口吃。
這一成果驗證了約翰遜當初的偉大假設。
他因此在語言病理學上收穫了數不盡的殊榮與崇高地位。
他後來還作為該領域的專家起草了大英百科全書的“語言障礙”條目。
而這22位孤兒餘生的命運，也早已在這場實驗中定下了基調。
大英百科全書
而都鐸由始至終對實驗過程中的實驗者深感內疚。
在實驗結束後，她向約翰遜提交了256頁的畢業論文便離開了。
為彌補對實驗者造成的傷害，她後來前往威斯康星州採用積極療法從事口吃矯正工作。
但這個慘痛的回憶卻折磨了她大半輩子。
被深深掩藏的事情也總有敗露的時候。
時隔62年後，一篇文章挖掘出了口吃實驗背後可能隱藏的陰暗面。
那四個多月的殘酷實驗再次刺痛了84歲的都鐸內心。
她才回憶起那場實驗，揭開了真相的面紗。
口吃實驗的一些書面記錄
一位名叫瑪麗·克拉斯科的受害者在得知真相後寫了一封充滿憤恨的信給都鐸。
她激昂控訴了實驗對她終生的生活造成了難以想象的影響。
原本伶牙俐齒的小女孩就此變成了口吃，之後還患上了嚴重的抑鬱症。
她在痛苦與自我封閉中度過了艱難的一生。
隨後，來自受害者接連不斷的訴訟把這場實驗推向了道德的審判桌。
此時約翰遜已經帶著滿身的功名利祿逝去，留下了愛荷華州郝赫的溫德爾·約翰遜言語視覺中心。
2001年，愛荷華大學公開為口吃實驗的研究道歉。
在經過幾年的漫長訴訟中，當年的6名實驗者共獲得92.5萬美元的賠償。
溫德爾·約翰遜言語視覺中心
然而撇開倫理道德問題，也有人對這場實驗發出了質疑。
即使時至今日，口吃矯正師也容易誤診口吃與發展性不流暢兩種差異微妙的疾病。
其中發展性不流暢是指對整詞、詞組的重複。
口吃則主要是詞內部分的重複和發音的延長。
而在當年的實驗中，由5位擔任評委的研究生根據實驗者說話的流利程度，給出從1（差）到5（好）的評分。
因此有人認為約翰遜的實驗對實驗者的口吃評判標準並不確切，甚至有評分造假的爭議。
也許為了可觀的實驗結果，存在將正常者誤判為口吃者的嫌疑。
一位日本科學家Yairi在2002年5月出版的《美國語言病理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進行了批判。
他稱約翰遜得出的結果“不僅微不足道，而且還在錯誤的方向上”。
對於口吃的醫學研究沒有因此而停滯不前。
現代醫學則採用了更科學與仁道的方式撥開重重迷霧。
目前通過腦成像功能等技術發現口吃與大腦的一些神經生理活動有關。
科學家發現一組位於12號染色體上，與兩組位於16號染色體上的基因可能導致患病。
但也不能排除後天致病的成因。
核磁共振法掃描大腦
具體的病理機制和行之有效的治癒療法仍未有明確定論。
而在口吃實驗中運用的積極治療手段，確實對口吃治療有一定程度的作用。
通過語言訓練等一些積極的矯正手段，疾病可以得到緩解。
誠然，放在醫學研究的大平臺上，口吃實驗確實對語言障礙的醫學研究發揮了不可磨滅的推動作用。
但再聚焦於實驗背後慘遭無辜試驗的孤兒，又是一番耐人尋味的畫面。
他們滿懷希望地等待著實驗帶來的康復。
本以為作為孤兒的悲慘，會換取先進實驗成果的憐憫與眷顧。
卻不知這原來是充滿殘酷打擊的人間煉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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